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毛泽东思想_风闻

一、前言

毛泽东是历史的巨人，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他集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他身后，给历史留下一道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耐人寻味的足迹。他深刻地影响着我们---长在新中国的人们。不论我们今天怀着什么样复杂的感情，都不能不承认：他影响着我们。或许，我们都想摆脱过，但都没有结果。时间流逝了，但是毛泽东的影响力并不因此而衰减。我们岂止试过摆脱这种影响，有的人甚至诋毁过、仇视过、嘲笑过。但在岁月的面前，这些企图都没有成功。近些年来，人们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越来越强烈，足以看出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或许，当共产主义的“幽灵”已不再欧洲上空徘徊，而毛泽东的“幽灵”却依然漫步在中国的上空，漫步在你、我、他的心头。

站在文明的高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 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随着考古的发现，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我国的文明史，已经延伸到5000多年前。从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的不断发掘、发现，中华文明的源头更是源远流长。笔者根据现在已发现的文化和后世文化的传承，把中华文明划分为三个节点。

   1、第一个节点，从红山文化（地点在内蒙古的赤峰附近）等文化的发现到商周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我国文化的第一个节点。根据出土文物考证，红山出土的玉龙，已经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有了对龙的崇拜。到了商周时期，夏商历法成就，夏商天文记录；商周医药学、生物学与地理学在当时的世界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商周时期的伦理道德，至今仍是规范中华民族道德的典范。文化艺术在这时的商周雕塑和青铜铸造艺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哲学思想的代表《尚书》，《周易》对后世仍有巨大的影响。这其中，还出现了诸子百家可喜局面，中华文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2、第二个节点，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随着秦始皇重新统一中国，而告结束。秦代是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关节点。近五百年的战乱结束后，文化上的混乱局面也已“焚书坑儒”而告结束。由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这时需要一个思想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朝政权接受，形成了“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文化的第二个节点中，延续的时间也最长，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告结束。这其中，中国的本土文化除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家等文化。能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本土文化，也就还有“道家文化”与之抗衡，形成“道教”。外来的文化也渐渐传入中国，如在汉朝末期，佛教传入中国，兴盛于隋唐，也渐渐中国化，被人们接受。还有其他一些来自阿拉伯、西方的宗教也先后传入中国。这时的儒家文化只是众多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映、相互融合的一支。

   儒家文化真正在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在宋朝，程朱理学的兴起，大一统的思想才算是真正进入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是，也是中华文明从扩张走向内敛的分水岭。（参见拙文：宋朝－中华文明从扩张到内敛的分水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逐渐变成“死读书、读死书，不知发展、变通的“书呆子”。真正禁锢人们思想的所谓“儒教”就是从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的。这种情况更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孔学的琐细无意义的研究为主要内容，书院的学生在走向仕途时，不可避免地成为封建文化的卫道士。这也是造成宋朝羸弱的主要原因。后来的元明清三个朝代，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使文化控制、思想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巅峰，深刻地危机也随之而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历经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华民族的自强自救运动。

  三、中华文明或是中华文化第三个节点的特点。

中华文明的第三个节点，开始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本身具有爱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双重性，它既是近代中国政治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界标。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用资本主义文化去取代封建主义文化，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巴黎和会又使人们进一步看透了列强的本质。五四运动的实践表明，在中国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而且也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变迁的大潮。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活力，出现了新的局面。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新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倡导“白话文”，它把书面语言从少数文化精英分子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文字成为启蒙，救亡运动的有力工具。广大青年与先进知识分子，有意或者无意地把新文化运动和救亡图存，启蒙民智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使它根本区别于晚清即已出现的少数人提倡白话文写作的倡议。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政治变革在文化领域的投影，它和五四运动是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和影响，没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取得如此迅速、彻底的成功。他们共同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由此，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政治危机下，开展的文化运动，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就烙上了深深的政治印记，开始了“新国民”的探索。

  四、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改造，对改造国民性的探索。

   毛主席曾经说过：“他小时是跟母亲信仰佛教的，大了以后，开始时是崇拜曾国藩的，后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探索对国民性的改造与文化的批判，1918，“他在和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后来的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家中感叹道：中国何时才能有一位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像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他与蔡和森、肖子升等人在长沙建立“新民学会”。“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学会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

   从“新民学会”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把改造人民为“新民”作为自己今后人生奋斗的努力方向。

   五、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中，也是把人的思想乃至人心的改造贯穿始终，克服历史的周期律。

   正如李厚泽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所说：“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重自觉能动性的哲学高扬中，道德主义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改造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党的建设为目的是毛泽东“思想改造”的一部分，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

   在延安时期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不朽的名篇，就是把改造人心与文化贯穿到党的建设之中。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建国后的思想改造，以及之后常抓不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似乎可以看到其中某种合符逻辑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毛泽东对人心改造问题关注的思想脉络。

   出于好意，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黄炎培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解决“改朝换代”那种历史循环的问题都是针对这场革命是农民为主体的事实有感而发的。对此，毛主席回答是，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表面上看同是巩固政权的问题，由不同的思路切入则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一个是传统的思路，效仿古代盛世，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这是以巩固政权为宗旨的思路；另一个就是毛主席则是靠政权的性质决定的，是以变革为宗旨的巩固政权。目的不同，意义也就不一样了。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不是指失败了的李自成，而是指哪个反皇帝是为了当皇帝的李自成。掌握政权是表面的，改变政权的性质，这个性质就是有别于历史上陷入周期律的各个朝代的无产阶级新型政权，这才是根本的。

  六、毛泽东同志作为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中的思想改造和人心改造，这些哲学思想是体现在不同的具体实践中。

 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哲学思想，基本思想方法，就没有作为思想家存在的价值。经验理性如果上升不到哲学高度，也不可能造就一个思想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贯穿于他的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之中。什么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相对完整的思想和方法的体系呢？这就是他的“思想改造”为代表的针对国民性改造的新伦理道德精神，和以他军事思想为代表的整体直觉与逻辑统一的辩证法与认识论。

   对于毛泽东的辩证法与认识论，李泽厚先生曾这样写道：“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哲学明显地近似或符合这个中国古老的兵家辩证法，而与西方的辩证法根本不同。”这个与西方的辩证法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的辩证法，虽然近似或符合中国古老的兵家辩证法，但毕竟不是兵家辩证法本身。这个既不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为核心的过程系统，也不是《老子》、《孙子》简单翻版的辩证法，就是整体直觉与逻辑相统一的毛泽东的哲学方法。所谓他把直觉，统摄的近似宗教思维与科学思维巧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超乎常人的思想风格。

   注重实务的发展变化，更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在其著作中的例证举不胜举。著名的《矛盾律》就是完全建立在这种发展变化观上的。按照毛泽东本人的说法：“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至于因时因事因人而施则是居于毛泽东哲学方法的核心地位，是毛泽东哲学方法之灵魂。所谓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些被称作实事求是的方法和作风，都是这一方法之使然。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方法的灵魂。

  七、毛泽东思想在文化批判上开启民智、启迪民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则是他的文化批判思想，人心改造工作是毛泽东文化批判运动的主旋律。这与梁启超的“新国”必先“新民”的思想启蒙宣传和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的一生都与传统文艺有着密切联系。在文艺创作上，毛泽东把自己的个性特征和时代要求自然凝练地融入各种体裁中，体现了他济世济民的理想和豪迈的革命情操；在文艺批评上，毛泽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古为今用”和“以人为本”更寄寓了毛泽东对文学创作特有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功用的深刻理解和期待。我们讲过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烙上了政治的烙印。真正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要与广大的工农相结合的问题。有些人反对文学与政治相结合，这是不了解中国的实情，这篇讲话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呢？文艺不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么为社会主义服务呢？

毛泽东的文化批判，还可追溯到建国后那个著名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所代表的是农民的传统梦想，是“禄神崇拜”的人格体现。他含辛茹苦，行乞兴学，既不能“开民智”、“启民聪”，更不能“树新民”。这种教育的结果，不过为封建主子添一、二奴才而已。武训的见官不语，拒不接受朝廷的赏赐的黄马褂，表面上看很有骨气，可骨子里却是封建政权，专制文化的依附与皈依。武训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在当奴才，但却是兢兢业业地做奴才的事。所谓“奴性天成”就是这一类人物所特有。新文化抨击的，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在武训那里是集中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意识形态做了大量的论述，塑造了许多冠以“共产主义”理想人物的典型。充分表现出他以自己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介入文化批判，重新规定人的行为、伦理的强烈愿望。不论他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毛主席在新中国还扮演了加尔文、路德的角色。

八、只有站在文明的高度，看清中华民族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过程的的艰辛和付出的沉重代价，才能理解毛泽东同志在晚年对于改造思想和国民性的思考与努力。

 对于毛泽东思想，不能绕过“文化大革命”，敌对势力总拿“文化大革命”来说事，作为攻击毛主席乃至新中国的一个重磅炸弹。而且，中国当代的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就是底气不足。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它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究竟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影响？

   1、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了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从毛主席的谈话中，通过总结可以看出，毛主席说的实际上是完成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武装革命，这个革命是胜利了，只不过台湾还没有最后统一；另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说是：一武一文，两件事。

   先说“武装革命”。武装革命的胜利，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评判的标准，是这个政党是否取得政权，这是第一尺度。“没有他，我们还在黑暗中苦斗”的评价，也是这个政党成败为基准的。毛主席开始的武装革命也是“唤起民众千百万”，把人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实际上这也是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只不过是用在武装斗争方面罢了。因此，把毛主席的错误归结到文化上面，本身评判的标准就是错误的。因为，作为文化，作为思想，其优劣，正误只能在更大的时空坐标中方能看到。总而言之，人心改造到文化批判，是毛泽东后半生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当毛泽东所倡导的与我们的传统不发生冲突时，他赢得了战争，人们奉他为上帝、救星、先人，当他倡导的稍稍触动了我们文化传统时，却成了一些人的敌人，诋毁也随之而来。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2、几个历史事实。所谓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食堂化运动，说穿了，实际上是由一个个的“卫星”骗局构成的。而骗局的制造者不是毛泽东，恰恰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们。总之，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困难时候后，中国的现实不得不使毛泽东去思考，他领导的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究竟改变了中国多少？难道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这些努力、痛苦、长征、残酷的阶级斗争可能都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驯服了过去一切动乱的几千年的文化却会消极而胜利地继续前进，淹没一切，只在后面留下一点涟漪，好像一块石头落入水池中一样”。

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枪杆子里面却不能出新民；枪杆子也改变不了社会和传统文化。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取得政权以后，国民性的问题依然摆在思想家毛泽东的面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和新中国的国父，打碎自己亲手建立的一切，无论于情于理都很令人费解。有人把这归结为权力之争一类的简单说法，但事实上却一点说不过去。回顾毛泽东所发起的有关批判，甚至他对人的好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的立场与基本观点是前后一致的，并没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即使在晚年，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讲过“我与鲁迅是相通的”。这是一个少有人注意的事实，然而却是客观存在，并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毛泽东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对于理解他后期的文化批判，评价“文化大革命”这类政治或文化遗产至关重要。虽然，文化大革命起因是教育“改革”，因为文化大革命终结而流产。但是，毛主席在教育上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彩。正如朱学勤的一篇文章中所写到“自戊戌废科举以来，一部百年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一步引进外国教育史。一会儿学美国，一会儿学俄国，乏善可陈。要说例外，那就是六十年代那场短命的教育改革，那才是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岁月；颠倒的历史第一次颠倒过来，中国人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的出口国，而不是教育思想的进口国！”

   把毛泽东不同时期文化批判的事件联系起来，基本上可以看出那个文化批判的底蕴是什么，中心思想又是什么，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双百方针，教育改革直到文化大革命，无不与国民性息息相关。然而，政治家的地位限制了他，使他很难把他的文化批判的思想转化为文化批判语言。毛泽东思想与鲁迅的相通之处和对旧文化的批判意识。只不过鲁迅只有文人的手段，弄文以抗世而以；而毛泽东则有政治领袖的手段，乃至精神领袖的手段，自然有扬威左右乾坤之神力。

4、疾风暴雨似地革命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摧毁一个王朝、一个政府，却不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改造一个社会。社会改造比推翻一个王朝更艰难。正如基辛格所说：“毛泽东致力于在8亿人口中争取平等，把地球上历史最长的和从未间断的自治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制度连根拔除，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但是如此超级规模的事业必然带来巨大规模的痛苦，社会的本能的抵抗，由于它的抽搐受到抑制而更加强烈，------毛泽东发现，改造社会所必需的革命热情和严格控制这两者到一定时候就会和人民的传统顶起牛来，而对于人民，它是又爱又恨的。”毛泽东对“思想改造”为中心的新伦理道德的精神关注，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整风，但由于当时的特定条件，及战争与政治的需要，这个新伦理道德精神的“思想改造”更多的则是以现实的斗争与政治要求为转移的。所以没有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战略上的意义，而只有为某个实际的需要，即党的当前工作需要。这是在毛泽东关于人心改造、思想改造问题上，同名异实的两个部分组成。这里所说的“人心改造”是指国民性改造的有文化战略意义的那个部分，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思想有关联的部分。唯有这样，方可理解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方可通过文化大革命“乱”的表象，看到其内在的含义，方可理解毛主席自认为一生做了两件事中的一件------文化大革命，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

   5、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破除“四旧”和打破条条框框的同时，中国的自然科学（也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差距），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比如导弹核武器、人造卫星、大飞机、人工合成胰岛素、集成电路等等，现在的工业基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下的。

  九、结语。

   1、人心改造也好，文化批判也好，最终无不归结到对人的认识，人的规定这个基本命题上。而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的认识与规定上，则是在春秋时期的人性善恶之争的认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说教按儒家（名）办事则依法家（实）的事实，反映出我们在人的认识与规定的虚伪性。

   2、近代中国变革的实质，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之必然。而工业文明的诞生则是有西方人对自身认识的革命性突破带来的，即路德新教革命对工业文明的历史意义所决定的。

   3、按理，思想的进步是渐进的，当毛泽东用“只争朝夕”的态度来进行这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思想革命之时，就像治病用狠药，肯定会波及到一些人的利益。不过，若是中华民族真的因此而走向康复，那么毛泽东就该是医中圣手了，因此毛主席很可能成为现代的孔子，东方的路德。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时讲话曾这样说过：“我敢说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不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就无法全面认识毛泽东思想。

不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不理解中华文明从农业文明跨向工业文明的艰辛，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无法解释清楚“文化大革命”。

新的中华文明------毛泽东思想，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