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8）汉灵帝重置州牧_风闻

如果我说：在中平五年（188年），灵帝刘宏远离中常侍张让、赵忠这帮宦官，招贤纳士，立志革新，重振朝纲。估计很多人无法相信。但历史的真相确实如此，只不过被人为地分解并加以抹黑。只要我们把林林总总相关史料堆积在一起，就像玩拼图一样，这段历史就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范书《贾琮传》：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贾）琮为冀州刺史。

这个“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发生时间恰恰就是中平五年（188年）。很多人看到“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以为是中平二年（185年）事。实际上按照贾琮的履历，他于中平元年（184年）至交阯担任交州刺史，“在事三年”【184+3=187。可推贾琮于187年返回朝廷为议郎。】，征回朝廷任议郎，再拜冀州刺史；推其于中平五年（188年）拜冀州刺史，正是恰当。

这条史料也能从侧面上反应出：本年，刘宏对刺史、太守（官秩二千石）等重要地方官员进行严格筛选，任命贾琮这些有能力的人才出任地方。

非但如此，还是这一年，刘宏还做了另外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采纳刘焉的建议：重置州牧；第二件，就是设置“西园八校尉”。

先说“重置州牧”。州牧的前身是州刺史。

汉武帝（刘彻）元封五年（-106年）设十三州刺史，官秩六百石；

汉成帝（刘骜）绥和元年（-8年）改为州牧，官秩二千石；

汉哀帝（刘欣）及新朝王莽时期，又多次将刺史、州牧互改。

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重置州牧。建武十八年（42年），罢州牧，改刺史。

范书《光武帝纪下》：是岁（建武十八年，42年），罢州牧，置刺史。李贤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经王莽变革，至建武元年复置牧，今改置刺史。

单说后世评论，常有人说刘宏重置州牧是一大政治败笔，导致汉末军阀割据。

这种论调是不公道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刘昭，他在《百官志五》中就“灵帝重置州牧”这件事注解道：汉之殄灭，祸源乎此。

刘昭又注：

至孝灵（刘宏）在位，横流既及，刘焉徼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抗论昏世，荐议愚主，盛称宜重牧伯，谓足镇压万里，挟奸树筭，苟罔一时，岂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哉？

在这段话中，刘昭直接将刘宏定位成“愚主”，说刘焉“徼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这都罢了，但刘宏可从没说过“重置州牧”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啊！以种种迹象表明，刘宏决定“重置州牧”只不过是应对乱世时的权宜之计。

汉灵帝创立西园八校尉牵制大将军何进

后文，刘昭又以刘焉、袁绍、刘表、曹操等人在汉末乱世时割据一方作为论据，认为这是重置州牧的后果；又以晋武帝司马炎罢免州牧的诏书作为论据，认为司马炎是担心“州牧会导致割据分裂”，这根本就是混淆主次原因嘛！

《百官志五》刘昭注：晋武帝（司马炎）又见其獘矣，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缵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

明明刘昭引的司马炎诏书原文是说：因为汉末天下大乱，所以朝廷重设州牧也是“一时之宜”，如今天下统一，就可以遵循汉制，收回刺史们的特权。

《百官志五》刘昭注引司马炎诏：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监御史，皆总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郡守。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擅，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二千石专治民之重，监司清峻于上，此经久之体也。其便省州牧（前文中“刺史”即文末“州牧”，两相呼应）。

刘昭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曲解了司马炎的诏书原文。

我们再来看客观事实。

第一，灵帝执政末期，某些刺史已经拥有接近州牧的权利，可设治所。

《南齐书·州郡志下》：荆州，汉灵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

——荆州刺史王叡的治所设在江陵。

第二，刺史可以平叛名义征兵，只不过需要向朝廷批准这一步走个形式罢了。

《袁纪·卷28》：光和初（178年），交阯贼梁龙等攻郡县，以（朱）儁治兰陵有名，即拜交阯刺史。儁上书求过本郡募兵，天子（刘宏）许之，得以便宜从事。将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调合五千人，分两道至州界。

——交阯刺史朱儁以平定叛乱为名在扬州会稽郡征兵二千人，得到刘宏批准。

陈志《武帝纪》裴注引《九州春秋》：灵帝（刘宏）欲北巡河间旧宅，（王）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

——冀州刺史王芬申请以平定黑山军为由征兵，获得刘宏批准。后来因为刘宏又决定不回冀州河间国了，就下诏让王芬罢兵。由此可见刘宏对刺史掌兵的尺度还是非常严格的。

第三，刘宏在本年三月批准“重置州牧”后，先后批准三个州牧，而不是把州牧的权限全部开放。

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后，因为益州黄巾闹的凶，刘焉走到荆州停下了，等益州平定了才入蜀；黄琬去豫州时间不详，他去豫州后，平定了陆梁地区的叛乱；刘虞为幽州牧，是年底才去的，因为他在本年十月份还在雒阳参加了阅兵。

本年，天下十三州只设置了三个州牧，而且两个是汉室宗亲，可见刘宏对此事是非常谨慎的。

只不过在后来董卓进京之后，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导致各地起兵反董。当时反董联军的参与者们大都是太守的身份啊【初平元年（190年）反董联军中只有一个冀州牧韩馥。】，难道说，汉光武帝刘秀时，因为设置了太守拥有兵权而导致了汉末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显然这不是准确的评价。

献帝时，涌现出新的州牧及各种上公【上公即太师、相国、大司马、丞相等。】，只不过是董卓、李郭之乱引发中央集权瓦解后的具体体现，并非重置州牧政策所致。

退一步说，就算没有重置州牧，各地对董卓不满的刺史、太守们还是会参加反董的，他们还是会割据一方的。所以说，应该是“董卓之乱引发地方割据”，而不是“重置州牧引发地方割据”，这里的因果关系不能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