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王璞、李斌、刘奎：郭沫若研究笔谈_风闻

编者按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有着突出贡献和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具有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是研究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化的绝佳标本。郭沫若研究具有跨学科、跨语际、跨文化的特点，研究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难度相当大。郭沫若是舆论广泛关注、饱受非议的革命文人，对他的研究不仅需要相当的学术根底，也需要对当下思想文化的敏锐嗅觉和直面争议的学术锐气。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沫若研究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期，相关领域的很多学者甚至对他“敬而远之”。近年来，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相关组织的推动下，郭沫若研究呈现出回暖的趋势，一些知名专家和学术新锐都有高质量成果面世。2018年是郭沫若逝世40周年，此文是刚刚出版或即将出版郭沫若研究专著的蔡震、王璞、李斌、刘奎四位学者，笔谈“郭沫若研究如何深入”的合集。这四篇笔谈分别从郭沫若研究的文献史料、郭沫若的复杂身份、郭沫若研究如何与现实对话、美国学界的郭沫若研究等方面着手，呈现了四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独特思考。

本文原载于《东岳论丛》2018年第12期，感谢蔡震、王璞、李斌、刘奎四位作者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郭沫若研究笔谈文章目录

1.蔡震：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

2.王璞：郭沫若研究的多重困境以及突破的必要

3.李斌：作为镜像和资源的郭沫若

4.刘奎：郭沫若的简单与复杂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蔡震

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

在郭沫若研究这个领域，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提出如何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是一种自问，学术自问。这可以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一段时间以来的研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研究者面临，或期待研究上有所突破或深入拓展。二是一些新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人，局囿于自己的思考，对郭沫若研究的历史、现状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把握而生出的期待。但不论哪一种情况，这样的自问与伴随着的学术思考，应该，也必然会推动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发展。

郭沫若研究是一个涉及文学、历史、学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学术领域，所以如何深入郭沫若研究，也会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进行思考。可以着眼于面上的拓展，也可以立足于点上的突破。可以是研究方法的考量，也可以是研究方向的探究。我近些年来一直在做郭沫若生平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此而注意到一个实际上在影响着郭沫若研究学术动向和发展的问题：怎样阅读郭沫若，不只阅读他的著作，还要阅读他的人生。

研究者需要阅读研究对象，这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准备，似乎无需赘言。但至少对于郭沫若研究而言，怎样阅读这个研究对象，仍然是需要特别提出予以关注的。郭沫若一生的社会文化活动涉及方面甚广，而且它们之间，譬如：文学活动与学术研究、诗歌创作与社会活动等，往往是相互关联的。郭沫若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且有相当长的时间他是历史进程重要的参与者。这样走过的人生轨迹，既有前因与后果的链接，又有诸多人际的、社会关系的链接，文学、学术、政治、社会活动常常还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所谓郭沫若的复杂性。研究这个历史人物，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思考，都需要首先阅读和考察他的复杂。如果研究的目光或着眼点只在就事说事、就文论文，那么很可能浅尝即止，之后，难以深入下去。

《女神》研究，一直是郭沫若研究中重要的内容，但是几十年间，包括文学史讲述，都在不断重复着关于这本诗集的一些论断。然而，研究者其实没有注意到《女神》并不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研究文本。它只是诗人在他同一时期创作的诗歌作品中遴选了五十几首诗结集而成。在诗人同一时期创作的与《女神》数量不相上下的其它诗歌作品中，包含了许多《女神》文本所未能传达的历史信息，譬如：散文诗、宗教题材的诗、口语体的诗、写实手法的诗等等。如果仅就《女神》论《女神》或论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创作，所论必然有所局限甚至偏颇，且难以深入。所以，当我将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全部诗歌作品整理出来，并与初版本《女神》的文本一并辑录出版后，许多郭沫若研究的学者立即注意到，他们认为《女神》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研究，藉此应该可以有新的拓展。

当然，这种情况的存在有它客观的原因，即，那些散佚于旧报刊中的文献资料都尘封已久，不易查阅，甚至不为人知。但是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仍然被忽视，未能为研究者阅读和使用，则是让人费解的事情。

郭沫若从1928年初起流亡日本近十年，这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他在翻译领域的活动、在文学创作的某些方面，如：自传、历史小说、旧体诗词的写作，以及书法创作等等，也都是卓有成就的。他在这一时期的人际往来、社会文化活动，甚至延续、影响到他此后几十年的人际关系构成以及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方式。可是，这十年又是郭沫若生平史料最为稀缺的一段历史时期。除了那些出版发表的文章著述，人们几乎难以对郭沫若的十年流亡生涯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描述。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一批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经中日学者共同努力整理出版了。这一批书简，辑录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父子三人的229封信函（该书实录230函，其中一函系整理者误识）。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文物出版社，1997-12）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在1997年末即已出版，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有关郭沫若在日本前后二十年（包括留学时期）生涯中最集中、数量最多，也应该是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批文献史料。它们包含了郭沫若自1931年至1937年归国前夕流亡生涯方方面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文化活动、出版、出行、人际交往……然而，《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出版之后的十余年间，居然几乎没有被研究者所关注，更不要说去仔细阅读和在研究中使用了，至今仍大致如此。有从事郭沫若研究多年的学者，甚至在十余年后才想到要去了解这是怎样的一批书简。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应该是郭沫若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缺失了对这样一批资料的历史阅读，如何能够将这一方向上的学术研究深入展开呢？事实上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是可以填补郭沫若研究空白的课题。

与怎样阅读郭沫若相关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从相反的意义上给我们以提示。

晚年郭沫若，是一些研究者很关注的课题，也是许多学者轻易不去触碰的题目。不去触碰，主要是觉得还缺少足够的史料，特别是一些关键性史料来更有力的支撑学术思考。而有些研究者却轻易地凭一些作伪的史料（书信），得出一些貌似有见地、貌似见他人所未见的论断。其实这些研究者至少并非全然不知其所用史料在真实性上存在严重问题，但他们仍然固执己见，因为这些作伪的史料能非常契合于他们所希望获得的某种见解。这倒是从反向说明了他们也很重视文献史料之于学术思考、学术判断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研究，非但不能促进郭沫若研究深入发展，反而会适得其反，让研究走入歧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二错误见解的提出，而是会助长浮躁的、不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滋生，有害学术的进步。历史是“活的”，可以由后人，由研究者评说，但不能随意评说。它们需要建立在对于“死的”编年史（文献史料）科学严谨的阅读、考察、认知的基础之上。否则，所谓“活的”历史，可能只存在于臆测中。

与此同时，这种情况还提示我们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者的历史阅读不同于作为一般读者的阅读，他应该包含对于所阅读文献史料真伪的辨析。这其实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即使不论文献史料中有意作伪的情况，存在疏误的史料并非鲜见。

阅读郭沫若，需要全面、完整的历史阅读。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积几十年郭沫若研究的学术经验，特别是编撰《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经历，让我深切意识到，对于郭沫若研究而言，大量郭沫若生平史料，特别是其作品著述，尚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的视野中。以郭沫若著译之作为例：尘封在昔日报刊书籍等媒介中的文章、作品、著述有千余篇之多，散佚在各处的新旧体诗词近九百首，此外还有题词、楹联的写作，有大量的书信、海量的译著、古籍整理著作等等。它们大多未曾被整理过。事实上，绝大多数研究者一般只注意到，或阅读了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献资料（还不包括版本资料，它们只是曾编入《沫若文集》的那个文本），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能只是阅读考察了部分，甚至只是很小一部分的郭沫若。这显然是一个并不完整的研究对象。而那些未曾被注意和阅读的文献资料，包含有更为丰富的关于郭沫若思想、创作、审美、生平活动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们应该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拓展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

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需要回到一个郭沫若研究在开始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是的，但是今非昔比，我们并不需要从头做起，而是在已有的文献史料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工作。更重要的则是，在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思考中，我们需要时时褒有明晰的史料意识，对全面阅读文献史料始终予以重视，认真对待。

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尤其是大量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需要专门去做。郭沫若纪念馆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为《郭沫若全集》做“补编”。但这方面的工作，又决不是一个单纯依靠少数史料整理者去做的事情，“补编”也不可能解决收集整理郭沫若文献史料的所有问题。研究者不应该指望所有的文献史料都能现成地摆放在面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郭沫若研究的学术思考，哪怕一个很小的题目，都应该包含文献史料的查找、阅读、辨析的过程，都可能需要研究者在这方面付诸努力。拥有了最充分的文献史料，当然也就会获得深入学术思考的空间。

王璞

郭沫若研究的多重困境以及突破的必要

在拙著《革命的可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的导论中，我曾总结过全面研究郭沫若时所注定面对的一些困难：第一，他一生的著述甚丰，所涉及的领域既多且广。《郭沫若全集》有“文学”、“历史”、“考古”三编，合计三十八卷之多，但学科中人都知道，它是“全集不全”的典型，因此后面才有《郭沫若佚文集》《郭沫若序跋集》《郭沫若书信选》的出版和“《郭沫若全集》补遗”等研究项目，而历史档案中所保留的更多文本——比如日记——还不能为人所窥见。可以说，郭沫若著作之浩繁，足以让研究者望而却步。第二，现有的《全集》和辑佚还不包括郭沫若的翻译作品。郭沫若是二十世纪最高产的翻译家之一，拙著强调跨语际的视角，认为只有把翻译纳入我们的视野，才能真正理解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占位。若设想一部真正“全”的“全集”，则可再加入“翻译编”（日本的森鸥外全集，就是收录翻译作品的），其卷数也会多得很。同样，郭沫若的翻译不仅数量大，而且类型杂，译介对象囊括诗歌、小说、戏剧、马克思主义原典、经济学、考古学和科普作品等。我的初步尝试足以表明，把翻译作品结合到对郭沫若其他作品的研究中，打开新的问题空间，并非易事。第三，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和政治历程和从“五四”到“文革”的“革命世纪”高度重合、深度交织。在这近六十年中，郭沫若始终变化着，“转徙”（用他翻译雪莱的mutability一词的说法）着，从郭沫若身上谈任何一个问题，哪怕很具体的小问题，都会牵引出这整个革命时期的某种线索、谱系和转型，前后左右，呼应和对比之处层出不穷，这就对研究者的视野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比如，谈郭沫若的屈原观，就可拉出从“五四”到大革命再到抗战再到建国后的漫长清单，其中的变化又涉及历史观、战国研究、诗歌阐释、历史剧、古典遗产等反复重现的问题，更和其他文化人或学者（胡适、闻一多、侯外庐、徐迟、苏雪林……）的相关工作处于不断对话的关系之中。此外还牵扯到郭沫若对自己作品的修改问题。比如我每次引用到《女神》中的作品，总有同行会问到这是哪个版本：初版本？修订本？建国后的《沫若文集》本？引用郭沫若的某些史学著作也会遇到同样问题。虽然很多修改并无关宏旨，但要把这些情况都梳理清楚也相当累人（这时就意识到《女神》和《文艺论集》的汇校本的贡献了）。再举个例子，郭沫若对《浮士德》的翻译，跨越近三十载，他自己就说过改动的情况，但一直以来大家也并无精力去详细比较。欧洲汉学家高利克是少有的一位，强调1919-20年的节译和1928年的第一部全译之间的差别，我的专著也在这方面作了些文章，但还不充分，比如，1920年的节译和1947年的第二部全译也可以再比较（就像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对《屈原赋》的节译和五十年代的全译值得比较一样）。

考虑到这些客观的困难，我们也就不会奇怪，历来学者们研究郭沫若都倾向于拎出来某一时段、某一专题、某一文类，不愿轻易搞总体观。不论国内海外，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成就始终是研究的主要侧重点，郭沫若的“向左转”更是讨论的一大焦点（不同背景的学者，意识形态判断自然不同）。此外，郭沫若的历史剧一度得到足够多关注，其文学成就、文化内涵和政治得失，曾为人们津津乐道。还有，郭沫若的左翼史学也曾引起不少讨论乃至论争，虽然在九十年代学术史范式兴起后，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文字学常常被有心或无意地排除在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之外。相比之下，郭沫若另一些文类的写作、另一些时期的工作，则难免遭到忽视；还有某些内容，似乎一时无法纳入我们既有的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学术史研究格局之中，例如郭沫若的书画作品，仿佛就只好交给拍卖商和爱好者去品鉴了。我自己的专著试图提供某种总体观照，却也远非面面俱到。

但是——这个“但是”至关重要——所有这些困难都还是表面的。真正的困境最终落实在意识形态的争议性上。郭沫若的作品、思想、政治活动、人生经历一直就富有争议，这是无需多言的。按理说，选择具有争议的课题，是学术研究的兴奋点所在。我当时选择郭沫若为研究对象，也是看中了他一生作品所包含的所有棘手问题，因为这足以引发我们对二十世纪革命文化的深入思考。可是很快我就发觉，我还是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到今天，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十年，本来可以说拉开了一些历史距离，但他作为一个话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敏感性在某些场合竟有增无减，足以引起高度道德化、情绪化的价值判断。在我从事郭沫若专著研究的过程中，每次我介绍到自己的课题，总会遇到讶异乃至异样的眼光，不少对郭沫若略知一二的师友直接问到我对郭沫若人品和政治的整体判断或态度。说实话，我感到错愕。在我所受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训练中，我一直以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做终极的价值判断，而是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并展示问题的复杂，不是对研究对象“盖棺定论”，而是“知人论世”。但对郭沫若，人们似乎和对其他作家不同，更急于听到整体判断和表态。要求对郭沫若人品和政治的表态，其实背后是要求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文化政治表态。但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文化和政治如此复杂多变，怎么可能用表态说清呢？我选择郭沫若为题，是希望将他的一生工作作为一个“社会文本”，将他的历程作为一个“问题域”，从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遗产和债务加以批判性的理解乃至清理。我不认为我的任务是去“下判断”，我也承认我的立场不那么鲜明，因为问题本身就缠绕难解。

曾有不只一位的前辈学人提醒我，选择郭沫若来研究，会招来意识形态上的格外审视，对年轻学者来说是费力不讨好（其实我也不年轻了，但作为学者的确是“新手”）。对此，我现在是完全信服了。从我这一个人体会出发，我开始觉得，九十年代以来郭沫若研究之所以渐次冷落，也是因为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郭沫若的作品成为了一份独特、巨大的“负资产”，来自于革命世纪，而囤积在我们的学科之内，不仅不再是主流，而且是一滩“浑水”，大家要么兴趣不大，要么想避开——虽然又无法完全避开，因为它太巨大。其实，郭沫若研究作为学科的小小分支一直以来保持着学术生产基本的质和量，这从《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的收录就可以看出。但郭沫若专家们也都承认，这些研究成果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文化研究中无疑是边缘的，尤其致命的是，它们很难参与到当下人文讨论的问题意识构造和争论之中。于是，不论相关学人怎样努力，大体上看，郭沫若似乎已经被托付给了教科书上的几页常识和网络空间的流言蜚语。令人略感无奈的是，即便在新世纪之初以来，学界对左翼文学又产生了新的兴趣，开始重新发掘很多革命文化人的作品及其意义，但还是没什么人在这种范式转移中重新提出关于郭沫若的问题（程凯对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对郭沫若相关材料的使用引申出异常精彩的讨论，只不过他是在创造社左转这一整体框架下涉及郭沫若的。其余新近郭沫若研究的新发展，后面再谈）。这种边缘性看起来似已“根深蒂固”。

然而，我们有必要打破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否则我们就没有尽到学科的责任。如果郭沫若的一生著译真是一份“负资产”，那这份债务也是二十世纪文化中的显要存在，清理它本应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我们对革命现代性的讨论将是不完整的。首先必须在我们今天文化思想辩论的张力场中心重新把郭沫若问题化，不回避，也不急于下判断。在严肃和严格的解读及分析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理解之同情”或实事求是的批判，而任何真正的理解、同情或批判又应当加入到我们自身的文化政治思考和实践之中。

行笔至此，本可打住，但还有两点想补充。第一点还是关于困境。要重新把郭沫若问题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上的困难，那就是“作家（文化人）专论”这一体式的问题。作家论这一模式可以说早已式微，这是因为以某一作者为专门研究对象，会带来一系列视角上、提问方式上的缺陷，比如研究的传记化，比如论题不鲜明，再比如横向比较的缺失，又比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同，等等。归根到底，这一模式假设了一个具有天然重要性的个性“主体”乃至文化英雄，认为他或她具有某种代表性，但却无法对代表性的假设加以批判分析（而有意思的是，这种模式也部分来自郭沫若自己的发明，他是很喜欢作人物专论的学者，他也在这类研究中常常假设某种代表性，比如他认为屈原代表了战国的“时代精神”，等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专论不再流行，今天的学人若专门讨论某作者（文学家或思想家或文化人），也是以他或她为中心，来聚焦某一问题，论题先行，而非作家先行。具体到郭沫若研究，论题带动或作家专论却是两难。一方面，在任何一个具体论题框架下，都很难呈现郭沫若文化实践的广度和总体态势；但另一方面，以作者为中心的话，由于郭沫若作品的厚度和人生的长度，讨论者的确很容易被大量相关材料所淹没，一叶障目，失去参照系，被研究对象带着走。拙著在这方面有不少教训，这也是我常和同行们谈到的。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问题和人物的全面交织，因为郭沫若（传记意义上）的人格之所以庞大，是因为处处都勾连着历史内容，背后全是需要辨析的真问题。

《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10）

第二点则是由这种“历史勾连”接着说，指向困境中的希望。就在今年夏天，我从李斌博士处收到了《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林甘泉、蔡震主编）。此书一出，有人在网上表扬说，在鲁迅研究中，全集好过年谱，在郭沫若研究中，年谱胜出了全集。煌煌五卷，这部新年谱再再证实着郭沫若一生工作所涉及的文化、思想、政治、艺术话题之丰富、之复杂、之厚实。每次翻阅，我都感觉它在提醒我们对郭沫若这一“文本”、这一“问题”、这一“历史”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去进行更严密的探讨，否则我们就可能要欠下新的债务。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在从事自己的郭沫若研究同时，也看到很多新锐学者在这方面的突破性努力。比如说，我最近就在期待着刘奎的博士论文所修订成的专著，《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2012年底我们开始交流，后来我读到他的博士论文，在当时和今天都从中受惠（尤其是“声韵共同体”这一概念，用来概括重庆旧体诗词唱和的文化政治风景，对我启发很大）。像这样的工作，已慢慢形成了势头，或许正代表了相关研究继续深入、迎来变革的希望。

李斌

作为镜像和资源的郭沫若

最近五年来，随着《郭沫若年谱长编》和《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等一批大部头研究成果的面世，《郭沫若研究年鉴》的连续出版，《郭沫若研究》集刊的复刊及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青年论坛的连续召开，郭沫若研究呈现出了回暖的趋势。如何借势将郭沫若研究继续推向深入，是郭沫若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7）

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详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和其它现代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界有着重视文献史料的优良传统。过去五年，郭沫若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相关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代表成果是《郭沫若年谱长编》。该书由林甘泉、蔡震、秦川、谢保成、翟清福、郭平英、李晓虹、魏红珊、赵凯、赵笑洁、钟作英、梁雪松、李斌等十多位学者历时十余年编纂而成，较全面地吸纳了进二十年来新发现的郭沫若文献史料，包括郭沫若纪念馆所藏书信、手稿、剪报等资料及学界陆续披露的相关材料等，是郭沫若生平史料的最可靠的工具书。

郭沫若研究中的很多材料需要仔细辨析。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樱花书简》和《郭沫若少年诗稿》是研究郭沫若早年思想和行谊的关键材料，但这两部书都存在着年代考辨不准确、文字辨识有误等问题。近年来，郭平英、秦川两位学者重新辨识手稿、更正错讹，将郭沫若的少年诗稿和留学家书整理成《敝帚集与游学家书》出版。这样的研究既考功力，也花功夫，十分难得。蔡震近年来在郭沫若旧体诗词的整理与辨析、郭沫若著作版本的考辨以及郭沫若流亡十年的史料的挖掘上费力较多，相关成果集为《郭沫若文献史料考辨》《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两书出版。此外，魏建申请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郭沫若文学佚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郭沫若作品修改及因由研究》，廖久明申请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回忆郭沫若作品搜集整理与研究》，王锦厚的著作《在郭沫若研究的路途上》，丁茂远编纂的《〈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等，也都对郭沫若文献史料工作做了有力推动。

尽管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是近年来郭沫若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但毋庸讳言的是，跟其他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的文献史料基础迄今仍比较薄弱。我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郭沫若的文献史料十分复杂，挖掘整理工作有相当的难度。郭沫若长期是中共秘密党员，他的很多秘密活动现在很难找到史料核实，比如他在日本流亡期间和党组织究竟存在何种程度的联系？他1937年秘密归国之后，和长江局、国民党高层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等，目前我们只有零星材料，大规模的发现有待来日。郭沫若在日本生活长达20年，他和日本的政、商、学界，和日本的华侨、中国留学生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联系？这方面的材料目前发掘得也相当不够。这不仅需要汉语学界的努力，也需要日本学界和懂日语的学者的共同推进。1949年后，郭沫若担任多个重要领导职务，活动范围相当广泛，但很多档案尚未解禁。他在一些重要职务上的工作情况，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郭沫若在胡风事件中的作用，“烧书”说前后郭沫若究竟经历了什么？郭沫若和“二月逆流”的关系等，我们所知道的还十分有限。郭沫若著作十分丰富，很多作品一版再版，搜集完整相当不易。上世纪80年代，王锦厚、黄淳浩等学者做过《文艺论集》《女神》《棠棣之花》的汇校本，近年来青年学者孟文博对《文艺论集》进行了再校，这都是值得重视的成果。实际上，郭沫若的很多作品都需要汇校，在版本演变中追究他的思想发展和个人处境，但这方面的工作还少有人做。

第二，郭沫若研究中的文献史料不仅包括郭沫若个人生平和著作版本演变等讯息，还包括跟郭沫若有关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等方面的材料，这常常为郭沫若研究者所忽略。只有把郭沫若的活动和著述放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我们才有可能对相关问题做出评判。

郭沫若是大翻译家，他精通日、德、英文，他的翻译独具特色，是跨语际、跨文化研究的极佳案例，上一代学者限于知识储备，未能在郭沫若的翻译研究上做出突破。当今很多青年学者都能通晓两种以上外语，正可以在这个课题上大展身手。王璞在他最近于哈佛大学出版的《革命的可译性：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中，在对照阅读歌德《浮士德》的德文原版、英文、日文翻译和郭沫若译《浮士德》的基础上，提出了郭沫若的译诗风格、跨语际文化活动、翻译与个人思想发展等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杨玉英、何俊、胡娴等人对郭沫若在英、德、法等国被接受情况有所介绍和研究，这都对郭沫若及其著述的文化语境和外译情况做了更多呈现，是近年来值得重视的成果。但像王璞那样的探索尚属凤毛麟角，我们需要更多的双语人才甚至懂得多种语言的学者在这些课题上取得更多突破。

近年来的研究对与郭沫若相关的历史语境有了更多展现。像李怡在研究郭沫若的“民族复兴”思想时对五四文化语境的呈现，廖久明对郭沫若归国前国内政治语境的考辨，何刚对郭沫若史学理论和著作的学术语境的探索，刘奎在即将出版的《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中对郭沫若所置身其中的抗战语境的考察，周文对与郭沫若关系深厚的孤军社的钩沉，吴辰对郭沫若国家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的辨析，我本人对郭沫若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中日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的分析等，都比前人呈现了更多的与郭沫若相关的历史语境，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郭沫若思想和著述。但这些成果还很不够，像留学期间和郭沫若相关的日本的科学文化环境，郭沫若1948年在香港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尽管郭沫若文献史料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在郭沫若研究中仅是基础性的工作，郭沫若研究必须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勇敢面对各种质疑和挑战，激活作为思想文化资源的郭沫若，将郭沫若作为当下社会文化论争的镜像，这才是郭沫若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应有之意。

郭沫若长期处于中国革命的漩涡之中，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现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在这些事件中处在比较核心的位置。郭沫若具有多重身份，不仅是革命者，也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以他为中心，辐射出既有深度、也有广度的现代中国文化图景。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和复杂经历，使他成为我们研究现代中国的一个绝佳标本。研究郭沫若并不仅仅是研究一个历史人物，而是同他所代表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化对话。对话者由于各自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和现实利益的不同，对话的姿态也就迥异，所以郭沫若始终处于争议中心。这种对话冲动不仅来自学界，也来自公众，所以有关郭沫若的很多话题都是社会舆论不断提出来并广泛关心的。如何解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知识积累，更需要有经过操练的思想，并自觉不自觉地凸显出解答者的立场和观念。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否是为了向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投机；抗战归国之后郭沫若写作的《蒋委员长会见记》是否是为了讨好处于权力巅峰的蒋介石？两件事相联系，是否说明郭沫若是墙头草，无节操？这涉及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是否坚定、革命策略是否合理等重大问题。

上世纪50-70年代的郭沫若究竟是不是阴阳脸？是不是阳奉阴违，逢场作戏？这其实追问的是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探索究竟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还是具有广泛的精英支持和群众基础，也就是它的合法性问题。

《十批判书》到底有没有抄袭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这表面上问的郭沫若在学术上只是沽名钓誉，还是有真才实学？但因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因此背后涉及的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学问真的没有基础，还是他在毛泽东眼里已经无足轻重？这问的是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关系，忽略的是对儒家资源的现代转换过程中中共内部的不同路径取向。

《李白与杜甫》的写作究竟是不是为了逢迎毛泽东？对此的解答涉及到社会主义时期革命领袖和革命文人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究竟是新型的同志关系，还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延续？

上述问题都为舆论普遍关心，十分重要。遗憾的是，除部分问题外，郭沫若研究界对此大都缺乏有力的分析和回应。这就出现了魏建所谓的“郭沫若评价中的两极现象”，即郭沫若研究界对郭沫若评价较高，而网络和社会舆论对郭沫若评价较低，出现两个极端。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郭沫若研究者是有责任的。郭沫若研究的现实性非常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十字街头”，而很多郭沫若研究者仅在“象牙塔中”自说自话。这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知识储备不够，没有能力回答舆论广泛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的认识不足，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很多研究者甚至有意回避争议话题。

郭沫若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受到极大程度的质疑与抹黑，这不但不会给郭沫若研究带来麻烦，而且给郭沫若研究带来了深入和繁荣的契机，但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有将挑战变为机遇的勇气和能力。除了鲁迅，还有哪一位中国现代作家能像郭沫若那样，在网络上被广泛讨论并引起巨大争议呢？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参与热情恰好说明了郭沫若研究的巨大潜力。郭沫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必须走向“十字街头”，深入回答公众关心的问题，否则只能越走越窄，成为“象牙塔中”的高级玩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早已告别了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和广受关注的景象，成为波澜不惊、和现实越来越远的学术自留地，而郭沫若研究最有可能成为撬动这一局势的杠杆。

如果研究者敢于直面挑战，以郭沫若为资源、为镜像，用翔实的文献史料、深入的理论思考回答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则不仅会推进郭沫若研究的繁荣，推动对中国革命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关键性问题的深入探讨，而且还会对当下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贡献得自历史经验的独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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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奎

郭沫若的简单与复杂

现在青年接触郭沫若的作品，来源主要还是课本上收录的他早期的诗作，如《天上的街市》《静夜》。传播较广的则有诗集《女神》和话剧《屈原》等，给人的印象多是抒情的、浪漫的。之后如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文学史，郭沫若的浪漫形象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被诠释为“五四”个性解放潮流的表征；郭沫若的人生经历也带有浪漫色彩，他学医时贸然闯入文坛，居然赢得大名，后来还一度弃文从戎，有一枚“戎马书生”印，很是珍惜。

郭沫若的作品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浪漫谁不知道呢？而且谁年轻的时候不浪漫呢？在很多人看来，浪漫就是情感冲动的代名词，郭沫若在从军之后，曾“自作主张”扣押贪墨的官员，便被人批评为情感家。读者对浪漫的标签化认知，郭沫若自己也有生动的描摹，在《创造十年续编》中他就说，“Romanticism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成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浪漫派，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模拟的上海市井口吻，让人不难感受创造社同仁当时的文化处境。

具体到郭沫若的诗歌、话剧等作品，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占据文学价值高位以来，郭沫若的作品相对之下似乎也变得简单了。且不说《百花齐放》这类关注者本来就不多的作品，即便是《女神》《屈原》这些曾引起文坛轰动，且为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重头戏，也似乎缺乏可读性，即缺乏类似现代主义作品的形式复杂性。郭沫若的作品，形式无拘束，多直陈其情，说到底还是浪漫主义的底子，看起来气势汹汹，细看却如清澈江水，让人一望见底，缺乏余韵，在研究注重可写性文本的时候，不免要遇冷。

至于郭沫若其人，他曾从医、从文、从教、从戎、从学、从政……看起来丰富而曲折，但无论是从哪种身份而言似乎又都不够复杂。即便在文化领域，也因与鲁迅经历的相似，以及二人之间的恩怨，便常有以鲁律郭的现象。而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诸多政治表态，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自我否定，在新时期更成为他的一大污点。因而，现在谈论郭沫若其人，最简单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质疑与批评。

文学史叙述的标签化、其作品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均质化，以及大众谈论郭沫若时不自觉流露出的道德姿态，构成郭沫若在当代的基本处境之一。当然，这种待遇不独郭沫若为然，像90年代中期王一川推出的“重排大师座次”事件，不仅郭沫若的座次大大后移，茅盾甚至被排除在外，当时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实际上这个现象不难理解，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是由不同的史观所决定，政治以及何种政治、美学及何种审美标准，其结果可能相差很大，而王一川本来就明确声明了他的标准是纯文学的，那么郭沫若、茅盾等经典革命作家的文学史位置被移后，也不必过于惊奇。说到底，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在90年代的冷遇，甚至是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在那个去革命化的时代，对革命作家的检讨和批评是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准备。

不过问题在于，对于革命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恰恰难以单纯地置于纯文学或现代主义形式美学创新的框架内讨论，因为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明确的时代性：或应乎特定的时代思潮，或回应具体的时代问题；反过来看，则是左翼文学的形式创新不仅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正如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创造新的戏剧形式是为了教育观众。郭沫若的作品，即便是创造社时期的作品，那时尚无明确的政党政治议题，但也渗透着中西冲突的文化政治，《女神》中的凤凰涅槃可谓第三世界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秩序的神话转述，蕴含着现代中国在“新世界”的处境和命运走向，《屈原》也不单是作者浪漫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的复活，而是作为身处“国统区”的文化人对时局的愤懑之声，背后指向建国方法的选择和未来道路的抉择。他的杂文、演说等，更是直接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因而，他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价值，是了解现代中国命运与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资料。如果将他的作品从具体的历史议题中抽取出来，那么也就割断了作品形式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郭沫若的作品需要置于形式与历史、文学与革命、审美与政治等多维关系之中来理解，这是郭沫若作品的复杂性所在。

郭沫若虽晚于鲁迅，但也是过渡时代的文化人，成长于“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要经受两种文化的撕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思潮在他身上共存。要理解郭沫若及其同时代人，从文化上而言需要更为宽阔的视野和知识储备，笔者还记得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时高远东教授所说的话，他说研究鲁迅、郭沫若等大作家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管能不能研究出结果，但研究对象决定你要去读他们读过的作品，而他们读过的书既有传统经典，也有西方典籍，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确实，即以郭沫若言，他有蒙学的功底，又有经学的家法，可算著名经学家廖平的再传弟子，抗战时期他的历史研究便不无廖平、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影子；同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阅读大量中西典籍，除了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之外，还有大量的德国哲学、社会学著作。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以德为师，德国文化在日本颇受重视，郭沫若选习德语为外语，教材便有德语原著，由此郭沫若得以接触尼采、斯宾诺莎、康德、歌德等人的作品和思想，后来他还断断续续翻译了一些。郭沫若所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以及接受语境日本的中介作用等问题，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如王璞对郭沫若的歌德翻译、李斌对尼采影响的阐述，是近来值得关注的成果。

典籍关联着不同传统的延续、影响与新变。即以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孔声浪中，郭沫若是为孔子辩护的少数新文化人之一。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更是值得仔细辨析，究竟是如他自己声称的儒家原典，是在新文化语境和随后社会革命视域中重新发明的儒学，还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学，都值得仔细研究。除这类思想源流的问题外，郭沫若自己的人格模式也受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士大夫的治平思想，在现代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改造世界的积极用世和危急时刻的承担，与现代革命精神相互融通，生成为革命士大夫的人格模式。他的文人习气也重，不无名士气，这有值得警惕的一面，不过也让郭沫若在进入军政界具体部门后，依旧不同于习见的政客，保持其理想主义的一面。

在中国现代名作家中，郭沫若可能是介入现实最直接也最深入的一位，他从未想过以文人终老，因而也从不以纯粹的作家或学者自居。他早年立志学医却冒然闯入文坛，在上海滩卖文又不得不面对养家糊口这类极为现实的问题，于是又重新学医，最终因耳病无法听诊才放弃；归国后出入于“学艺”群体，这是一个以日本留学生为主的知识群，多是物理、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专门人才，他们办讲座、办刊物、办学校，旨在以文化启蒙和社会革命改变中国；后来北伐将兴，郭沫若南下广州，先是锐意改革教育，后来更是弃文从军，在政治部从科员升为副主任，领中将衔，成为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风云人物；南昌起义时，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被列为主席团成员。如果不了解北伐时期郭沫若的经历，也就很难理解抗战时期郭沫若为何与张发奎、李宗仁等前方将领那么熟悉、为何是他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抗战时期他如何组织系列文化活动，以及延安为何会如此重视郭沫若等现象。也就是说，郭沫若本人便是中国现代变革中的内在参与者，他的很多观点不能当作历史常态中的普通见解，而是基于他的社会位置对时代问题做出的即时思考和回应，蕴含着他对历史走向的判断。

由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复杂是他与现实、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国革命发展之间关系的复杂。与其他被革命大潮裹挟而前的文化人不同，郭沫若是主动走在革命的前端，如此，他个人的成败便系于时代，同时也要承担时代风潮转换带来的后果。郭沫若对中国革命的深度参与，并非是如我们现在以后设眼光所见，似乎每个历史关头都自然地站在通往解放的路上，如果从历史现场而言，他所身处的环境可谓错综复杂。即以北伐时期郭沫若的革命路线选择而言，北伐时期蒋介石一度十分倚重郭沫若，但当他看到蒋有背叛革命的苗头，便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檄文；他与邓演达关系莫逆，邓演达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后来曾试图组第三党，但被排挤出局；南昌起义期间，郭沫若本来在张发奎处，张也允诺庇护郭沫若，但郭沫若还是执意前往南昌，旋即随起义队伍向南部转移。关键时刻他做出了决断，背后实际上牵扯着很多的历史线头，不同的选择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也导向全然不同的结局。

郭沫若在关键时刻的决断，让他承受了革命挫折的代价，同时也隐约通向解救之路。大革命受挫后，郭沫若被周恩来安排前往苏联，但因一场大病错过行期后，转而前往日本，蛰居千叶县，在刑侦的监视下埋首治学；直到抗战军兴，郭沫若才秘密归国，投身抗战烽火中。不过抗战尚未成功，新的问题又旋踵而至，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左翼文化运动一度受挫，郭沫若也转身投向新的文化斗争，他们的斗争发展为战后影响甚巨的民主化运动。在如何建国这个问题面前，郭沫若等人也做出了新的历史抉择。个人命运就是如此直接而具体地与革命走向、国家命运扭结在一起，这是郭沫若及那一代人所承受的生命之重，与现在书斋中的讨论有所不同。现在青年人理解郭沫若的难处之一，是历史知识的缺乏，或者说，是因缺乏对现代历史脉络的了解，导致无法进入郭沫若作品的话语场，如果连郭沫若作品生成的语境和对话对象都不了解，也就谈不上与之对话，遑论理性批判。即以郭沫若研究界的现状言，目前成果最著者也依旧是史料的辑佚、考辨与释读工作，像蔡震、魏建、廖久明等郭沫若研究专家依然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如此说当然不是否定郭沫若的审美创造性，实际上创造社可能是早期新文学阵营最注重文学自足性的一群，无论是郁达夫还是郭沫若，早期笔下都不乏遗世独立的人物形象。郭沫若早期的诗作，其形式创新的意义，从一开始也被闻一多等同时代人所揭示，近来也有姜涛、王璞等从现代主体结构与浪漫派诗人“呼语”形式予以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虽然因情感泛滥而被后来的现代主义所批判，但浪漫主义本身的丰富性实际上依旧有待挖掘，且不说浪漫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深层关联，即以现代中国而言，浪漫主义也是鼓舞青年走向革命的情感驱动，是形塑大众国家想象和认同的文化机制。近年来兴起的情感史研究，或可为郭沫若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野，像情感与革命等话题，除了学界熟知的郭沫若、蒋光慈、瞿秋白、茅盾等人外，郑振铎、费觉天等人也早有讨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此外，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屈原》也都具有形式实验的意味，前者的诗化氛围，后者大量的舞台独白，即便是置于当下也可归于先锋剧之列。但于郭沫若而言，他这些形式实验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要创造新的美学形式，可能恰好相反，他的形式创新是被迫的，是某种需要表达的情感或意图，让他不得不突破既有的形式秩序，以挑战既有文学形式的方式完成他的表达。也就是说，他的审美创新，是与他穿梭历史的经验紧密相连的。

不仅他的文学作品如此，他的学术研究也是。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很多是在借鉴新方法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却并非纯粹的研究范式转换这么简单，而是与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对解决中国问题道路的选择内在一致。他的历史研究，不仅在解释既有的历史，也昭示着改造世界的视野和方法，因而，其学术研究本身就是革命实践。无论是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还是40年代的先秦思想和历史人物研究均是如此。如果回到史学史的脉络，郭沫若也可归入近代以来新史学潮流，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曾评价清季革新派史学为“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因此，革新派史学往往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此说用来评价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也未尝不可。

概而言之，理解郭沫若，道德评判虽然不必避免，但历史的尺度更为重要。郭沫若的作品蕴含着他的历史意识，郭沫若所受德国传统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便是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的历史观，这是理解郭沫若诸多行为和思想的基础。郭沫若的很多作品生成于具体的社会语境，回应的是时代的具体问题，更有甚者，他的部分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便是政治的，像《武则天》一剧，实际上便与周恩来的授意有很大关系，前期的资料收集有工作人员协助，最终由郭沫若创作完成，这是1949年之后郭沫若创作的另一种历史复杂性。郭沫若对儒家“圣之时”很欣赏，他自己也是随时代而不断自我更新，因而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作品也不断地修改，这自然也引人侧目，但我们在关注其如何变化之时（如作品汇校），要留意这于他也可能是自我的完成。

郭沫若于1978年过世，恰逢改革开放元年，其生平几乎与“短20世纪”的历史相始终，见证了革命的兴起、受挫、发展与消歇，几乎从始至终地参与了这个过程。郭沫若的简单在于他与革命的关系，其复杂性亦然。

原载《东岳论丛》2018年第12期

编辑 | 文科

图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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