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之镜：来自六百年前的镜鉴_风闻

当“现代”（Modern）这个词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创造出来时，其所蕴含的不仅仅只是其拉丁词源“modo”意指的“刚才”，而是附带有相当明确的价值判断，即“现代”是好的，光明而充满希望的，而与现代相对的中世纪则被加上了“黑暗”的形容词，即所谓“欧洲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这一套说辞纵使并未脱离基督教式的，以单项箭头指向着一个终极目的的时间想象，但是却无疑隐喻这“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存在着的根本性转折和断裂。

但是欧洲中世纪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衬托文艺复兴时代的光明吗（说实在的，也不见得有多光明）？芭芭拉·塔克曼的作品《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则给出了相当不同的答案，在序言中塔克曼用如下的文字阐述其写作的目的：

六百年的距离使在人类特性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那部分凸显出来。中世纪人所处的精神、道德和无力环境都与我们自己的环境迥然不同，简直成了一种域外文明。因此，我们在这些异样环境中觉得熟悉的行为特质便显示为永恒的人类本质。[1]

书目中的“远方之镜”应该就是喻指中世纪作为一面镜子，映照着作者身处的现代。

作者芭芭拉·塔克曼，有被她的照片被帅到

《远方之镜》的主线是皮卡第的领主昂盖朗·德·库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的一生。库西作为这一英吉利海峡畔强大领主的第七代爵位继承人，在14世纪的后半期活跃在欧洲各处，他是法王的封臣，却又是英王的姻亲。在百年战争之际，他不得不首尾两端。英法百年战争虽然成为14-15世纪欧洲军事冲突瞩目的焦点，但是意大利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天主教大分裂、骑士阶层对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的镇压、布尔乔亚领导（或者说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斗争，乃至针对北非和安纳托利亚异教徒的十字军行动，都在暴力和血腥程度上和百年战争不相上下。本书的主人公库西在这些战争中均有活跃的表现，但是作为骑士阶层的一员，纵然库西本人以审慎和明智著称，但是14世纪欧洲骑士阶层的表现基本上可以用丢人现眼来形容，无论是百年战争前半的克雷西和普瓦捷、还是在针对北非的“巴巴里围攻”与针对奥斯曼人的“尼科波利斯战役”，西欧骑士几乎都因为其莽撞的行动和缺乏纪律和组织的计划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他们的对手，英国长弓兵、穆斯林武士，以及西欧内部的瑞士山民、弗兰德斯的市民，都汲汲于探索新的能够击败骑士战术，尽管并非次次如愿，但是诸如“金马刺战役”这样的胜利就足以证明骑士本身对暴力垄断的衰落，更不用说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了。14世纪的这些战争预示着全新军事革命的到来，而西欧武力上的优势又成为其日后全球权力的根本性基础，这是我们从14世纪的历史之镜中反照出的一个侧面。

14世纪除了无休止的暴力，就是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黑死病。塔克曼不仅浓墨重彩地叙述黑死病带来的恐怖，同时也积极地思考着黑死病给欧洲人思想带来的冲击，她写到：

瘟疫下的幸存者们发现，自己既没有被毁灭，也没有被改善。在他们经历的痛苦中找不到神圣的目的。上帝的目的通常是神秘莫测的，但这场惩罚也太过可怕，所以无法不加质询地全盘接受。如果这种等级的灾难仅仅是上帝的任性之为，或许也许根本就不是上帝所为，那么一种固有秩序的绝对性便从根部发生了动摇。敞开接受这些问题的头脑永远不可能再关闭。一旦人们预想在一种固有秩序中存在改变的可能性，那么俯首听命的时代之终结便近在眼前。向个人良知的转折就在前方。就某种程度而言，黑死病是现代人未被认识的开端[2]。

这是相当有洞见的看法，黑死病让人质疑上帝，那天主教的大分裂更是如此。开除教籍犹如家常便饭，使得这一原本被视为“终极性”的绝罚丧失了威慑力，教士本身的腐化更是如此。法王庇护下的阿维农教廷极尽奢华之能事，人人都嘲笑阿维农，但是人人都想去阿维农。尽管宗教改革的到来尚需时日，但其先驱威克里夫和胡斯都已活跃于14世纪，种子已然埋下。

库西的一生确实经历丰富，作者也用他的经历串联起整个欧洲14世纪的社会图景。不过正因为太过详细，有时会给人以枝蔓太远，文路中断之感，而且过于丰富的细节也让中世纪历史知识储备不足的读者感到相当的挑战。或许我还需要更多的补充，才能彻底体悟这本书的趣味所在吧。

[1]芭芭拉·塔克曼，《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十四世纪》，台北：远足文化，2018，页6。

[2]塔克曼，《远方之镜》，页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