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海内外媒体大咖 拙见年会纵论“侠”、“士”、“民”_风闻

◆《日本新华侨报》记者  乔聚

岁末的12月29日，广州突然降温。但是，广州拙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邀请海内外华文媒体大咖参加的年会现场，则是座无虚席，热气四扬。

本届拙见晚会的主题是“评什么，叫你大哥”，副题则是“出手得见山外山”。显然，这是在用网络语言唤起一种盘点与思考。来自北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来自香港的资深媒体人杨锦麟以及来自日本的旅日著名社评家蒋丰先后登场，与拙见出品人田延友和到场的听众一起对2018年的热点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审视，从“侠、士、民”的三个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新的解读。

不能让“侠”气与时尚同行

在开场一曲荡气回肠的《笑傲江湖》古琴乐之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长刘国辉现身舞台中央。作为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会长，刘国辉常年致力于武侠文学的研究。对于“侠”，他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

伴着现场袅袅的古琴声，在21分钟的友话直说对谈环节里，刘国辉和田延友在轻松的一问一答中，慢慢梳理了“侠”的定义及其精神内核。

田延友：您是怎么理解侠这个概念的？

刘国辉：从精神内核上，侠有多方面的意义，最简单的理解有三点：第一叫守信，守信就是靠谱。第二要助人，助人为乐。第三是忠诚勇敢，对于普通人来说，从这三个方面理解侠就足够了。当然这三个方面的前提是利他，非利他不能称为侠。

田延友：在2018这一年里，您认为谁可以称为侠的一号人物？

刘国辉：最有侠义精神的人首推崔永元。崔永元先生用微博这样的平台来发声，并敢于暴露出阴阳合同这样的现象，这是大智大勇。

田延友：像每个健康的人身上都有癌细胞一样，很多都不会发病，“侠”也慢慢变成这样一个状态，您觉得这是正常的吗？

刘国辉：这是不正常的。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在不断淡化，侠的精神也越来越式微。但越是在式微的年代里，我们越需要提倡侠的精神。

田延友：崔永元老师在我们舞台上面讲到过一个观点，就是侠是一个品德，但是它总是飘着的。您觉得“侠”如果落地的话，如果要跟我们每个人都必然产生关联度，我们应该做什么？

刘国辉：第一要靠谱，第二要助人，第三是真诚勇敢。看似简单，但是做到这三点非常不容易。特别在这个时代，人们往往被一些像时尚这一类的东西所裹胁，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似乎我们所有的人都跟着时尚走。但是时尚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最需要的。

我们仍应用“士”的标准要求自己

谈完侠，第二位上场的嘉宾是来自香港的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著名专栏作家、锦绣麒麟传媒创办人杨锦麟。杨锦麟一身中式服装，一双布履，呼应主题，俨然一股士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在21分钟的对谈中，杨锦麟和田延友侃侃而谈，时而严肃庄重，时而轻松幽默。杨锦麟从古代的“士”谈到了今天的“士”，他认为虽然士的阶层已经在时代中消失，但是士所代表的那种风骨精神却依然在今天闪着人性的微光。

田延友： 有时候大家谈到士，就会跟“仕”混淆，您觉得应该怎么区分两者？

杨锦麟：在春秋以前，“士”是一个掌管行狱的官员。春秋战国之后，它成了卿大夫以下的一个阶层。到了两汉就变成了一个阶层的人士，像三千食客以士自居。科举制度形成后，士就成了一个更凝固的阶层。

“士”有四个基本的精神气质：风骨、气节、操守和胆魄。这种“士”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士和士绅阶层戛然而止，但是那种精神没有完全消失。

在漫长的封建年代，我们一直讲“学而优则仕”，因为它是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路径。我们下象棋时，将旁边是士，士只能在田字格里活动，它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体制，这实际上是很生动的一个表达，也是士的局限性所在。但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有了不同的职业选择，你可以当公务员、企业家或自由撰稿人。

田延友：在您看来，在今天的社会中，哪个群体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士？

杨锦麟：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比较接近。当然，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理解，中西方可能不太一样。西方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以来都是批判者、质疑者。他们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

田延友：还有一个现象大家比较熟悉，我们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概念叫“成功学”。我常常引用一句话，“成功学是让讲成功的人成功的，跟听成功学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除了收他们的费用”。现在中国有一个人也是用变相的成功学的方式，做一些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老师怎么看他的成功？

杨锦麟：我们这个时代缺乏思想，这是一个思想匮乏的时代。当人们开始摒弃一个大师的鸡汤后，同时开始渴望另外一位大师的鸡汤，这与改革开放这个大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田延友：这个时代是“师横遍野”的年代，到处都是伪大师，但最后可能什么也没有沉淀下来。

杨锦麟：这不是“师横遍野”的问题。在一个时代将发生巨大变局的前夜，年轻人首先要知道，我们所谓的文化自信，首先是个体的自信。当改革开放让年轻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时，再去迷信什么大师，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我们欠缺的实际上是思想。我们也许当不了严格意义上的士，但是要以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我们每个人身上健康的、积极的“士”的基因，才能够逐步被唤醒。我们这个社会也才会有更积极健康的可能。这才是我们今天谈士的意义。

让市场成为卫国的新武器

在关于“民”的对谈环节中，上场的对谈嘉宾是蒋丰。尽管已过耳顺之年，但满头银发的蒋丰依旧精神矍铄。而一条常年佩戴的标志性大红围巾，更使他为舞台增添了一些喜气。

作为著名旅日社评作家，蒋丰已出版书籍30余本，常年在日本旅居，对于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有着深厚的理解。

在21分钟的对谈中，蒋丰和田延友谈到了“人民”、“国民”和“公民”的差异，在他们谈笑风生的过程里，人们重新理解了何为“民”。

田延友：您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了30年，也去过世界许多地方做中国文化的传播，关于“民”这个概念，国内外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吗？

蒋丰：有，我们国内强调的是“人民”，是说明基础的；欧洲比较强调的是“公民”，这个概念比较重视个人主义权利；日本则是强调的则是“国民”，强调的是民有所属、民有所依。

田延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D&G事件，当时大家的民族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当谈到辱华这个话题时，您会联想到什么？

蒋丰：我可能因为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对这类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首先要考虑到的可能是这些问题，就是我能不能生活得比日本人好？挣的工资能不能比日本人多？如果考虑到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觉得这些辱华的人，也许是想借机让自己出名，或者想让自己成为网红。这种情况下把它放得更开一点可能会更好。

田延友：其实我们作为老百姓，忽略一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支持另外一种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可以这样理解吗？

蒋丰：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现在一些国家重视的是中国市场，轻视的是中国；重视的是含金量日益提高的人民币，轻视的是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它重视的是什么了，你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市场就是武器，如果能用市场来捍卫中国，来捍卫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新的路径。  

田延友：在中国，市场就是在座的各位。在市场营销学里面，市场不是指一个空间，是指人口基数和思维系统，包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尊重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应该是什么？

蒋丰：我觉得最容易犯的错误，可能是轻易就能被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绪。每当发生一些舆论事件时，许多人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就激动起来了。如果只是在网上激动一下也就罢了，但许多时候还会有一些破坏性的行动。这是不应该的，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田延友：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冷静，但有的时候冷静过火也会耽误事，看一看2018年高铁霸座，有的人冷静得拽都拽不走。老师如果您是高铁上的工作人员，您会怎么做？会跟他说您要冷静，您有中国最大的市场，不要有民族情结？

蒋丰：还是需要提倡冷静的。一个社会是需要规则来维护的，如果没有了规则，那整个社会就乱套了。而冷静是与遵守规则相辅相成的，我们讲理智和冷静，就是说不要超出规则。有些人一激动起来以后，其行动会超出了规则，而带来很大的破坏性。所以我们俩说的其实不矛盾。

场上阵阵掌声，为嘉宾们喷吐思想火花的话语叫好。“侠”也罢，“士”也罢，“民”也罢，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路走来，浸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今天，当人们重新提及“侠”、“士”、“民”的时候，内心激涌的是一种自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