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家不得不思考：艺术要以什么样的面貌接触年轻人？_风闻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1-05 15:35
作者：老月亮
去年《第一财经周刊》曾经写过篇稿子，《美术馆高冷吗？它们也想离年轻人近一点》，讨论过一批美术馆的年轻化。
文章里提到，木木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以及今日美术馆等，都在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接近年轻人。增加技术元素和互动性是他们共同给出的一个答案，从形式上先讨好年轻人，让他们觉得有趣、娱乐性高，再逐步走进艺术世界。
但文中也有一句，“尽管为观众们带来了娱乐消遣，所有接受采访的美术馆仍然表示，它们还是更愿意做一个教育、传播艺术知识的机构，而不只是吸引流量的地方。”
纽约市文化事务局一年多之前发过一个调查报告，覆盖了 20 万纽约居民，超过一半人觉得艺术和文化是生活里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九成的人认为艺术和文化的发展是纽约重要的名片之一。
但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年轻人所受到的艺术教育很有限，大部分停滞于小学、初中时期的美术课堂，其中还有很大可能性被数理化的老师们占用掉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外，除非是艺考生，否则很少人能持续接触到艺术、美学方面的教育。知乎上还有人提问，“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艺术？难道艺术市场真的不行了吗？”
中国艺术面前的这一代年轻人，是完全生长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生态下的 90 后、95 后、00 后。他们习惯的内容消费模式、信息输入模式，和上一代完全不一样。过于纯艺术，可能难以影响大面积的人；过于商业化、娱乐化，则可能无法引发受众对议题的深入思考。
艺术究竟要用什么样的面貌去接触年轻人，这是一个放在中国艺术家面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沈伟出生于一个中国传统文艺家庭里，父亲是湖南当地湘剧团的导演，他从小跟着父亲学水墨画、京剧，9 岁开始专攻戏剧，20 岁考进去了广东现代舞团。26 岁，他在北京，创作了一部叫《小房子》的独舞作品，把 90 年代初的中国青年在面对时代巨变时感受到的躁动、兴奋、不安、困惑，都用肢体动作表现了出来。
那个作品之后，有人开始把他和 Pina Bausch 这样的德国现代舞编导家相提并论。后来他和蔡国强在一个论坛上聊天，也提到自己在 6 岁左右看到的 70 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决定了他要走向用艺术来自我表达的路。
那一年过后他去了纽约学习，后来逐渐探索出一套把他既有的艺术积淀融入到舞蹈创新力的新语言，把东西方美学融汇在一起，也就在这之后，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他和他的舞团被林肯中心前后邀请 5 次演出，07 年拿下“麦克阿瑟天才奖” ，08 年回国给奥运开幕式做东西。
盛名如此，2012 年，沈伟第一次带自己的舞团回国内演出，却发现北京、上海场都没卖完票。
这些年沈伟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做巡演，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反倒是在自己的祖国，票卖不完，来的也基本上是艺术圈、文化圈的朋友来捧场，这让沈伟有些遗憾。遗憾的倒不是演出挣不挣钱的问题，而是中国年轻人一代愿意在艺术上投入的精力、时间、金钱上，似乎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等比例增加。
沈伟认为艺术和商业应该尽可能分开来，“至少我自己无法满足一些商业的目的”。沈伟在美国的舞团，除了正常收入，也有一些当地文化基金的支持，但在国内，艺术家并不享有这么好的环境。更多的艺术家必须寻求艺术和商业的结合，去养活自己的创作。
在接受 artnet 采访时，他有点无奈，“每次我回去都被笑，笑我格格不入”。
《千里江山图》是曹雨西工作室 2013 年启动的艺术项目，他通过使用具体真实的北京的雾霾历史数据，对 900 年前的北宋时期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的画面内容的像素阵列的纵轴坐标进行打碎和重组，作品素材直接来源于数据统计画面。
林万山的大型装置作品《智慧十方》中，观众戴上脑部传感器，就可以将脑电波转化成为光影和声音。观众由此观察自己的大脑和思维之间的微妙联系，体验被“智慧包裹的感觉”。
而张鼎则曾经直接把观众拉进了“监狱”，他在 2016 年将外滩美术馆变成了一座金色的“监狱”，参展者得听从“狱警”的命令先被拍下“犯人照”，再听命令吃下监狱里的食物。张鼎把这一项目称为“艺术游戏”，在这个游戏中，观众和艺术品的界限被真正地模糊了。
这些形式使艺术家们赢得了年轻人的好感，新科技、新玩法使艺术越来越能和年轻人沟通。
但也有许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不受行业人士、艺术评论人的待见，认为只是在形式上“求新”。2018 年度“青年艺术100”去年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办，整场展览上，青年艺术家们给出了很多装置、新媒体艺术作品，很多互动游戏和玩法，让观众很开心、现场很热闹。
然而在现场，艺术家向京却发出了质疑，“年轻人，我还在不断学习，你怎么这么腐朽？”
向京认为，许多青年艺术家虽然给出了更贴近年轻人的表现形式，但是作品中的创作内核是缺位的，大多是都是拙劣的模仿。许多青年艺术家用了新的形式，但观念相当“老旧”，比如作品中出现一些俗套的图像、图式乃至与艺术家个体生命毫无相关的西方文化符号，还有一些艺术家沉溺于个微小的苦恼、黑暗当中，用强迫症的方式表现心理症候，容易让人反感。
在重大问题前不表达，是青年艺术家多年来饱受诟病的一点。一位 80 后策展人蓝庆伟在一个采访中也说过，他眼中的 30 岁、30 多岁的艺术家，就像是 18 岁一样，既没有时代观也没有历史观，他们的当下性就是“感官刺激和视觉传达”而已。
学者陈向宾也说过，80 后艺术家的作品惯于用一种感性的语言表达，少有理性分析的意味，更没有理想主义和历史性宏大叙事的影子，这和他们的上一代 60、70 后艺术家是完全不同的。
但如今的艺术家来说，物理的隔离恐怕无法让他们真的获得一个真空般的创作空间，除非保证那个地方没有 Wi-Fi 和手机信号。
去年 6 月，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办了个展览，以“千禧一代”和活跃在这议题上的艺术家和互联网的发展作为切入口，展出了 100 件雕塑、装置、录像、直播、VR互动装置，甚至包括受到互联网的启发而进行的绘画、摄影等基于更为传统媒介的艺术创作。
展览的反响很好，观众认为它呈现了当代艺术家与互联网之间难舍难分的关系，用了很恰当的表达形式，同时探讨了“数字原生代”当下性很强的大命题。
这是一个好的范例：拥抱年轻的大众不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积极拥抱新兴渠道、新技术和新形式的同时，表达一个有时代观的关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艺术家不能闭门造车。如何从这个困境中走出，又不落入“纯艺术、没人看”和“形式创新，内容空洞”的对立当中，这是考验艺术家真功夫的时候。
《The Atlantic （大西洋月刊）》，三年前发过一篇报道，标题就叫《艺术家之死——以及创业企业家的诞生》。文章的主旨就是，“纯艺术”正在走下坡，大量的艺术家正在经历从纯粹表达者向企业经营者的角色转换。
那篇文章不仅说了这个现象，也明确给出了一些针对艺术家的建议：艺术家需要找到或者培育起来自己的受众基本盘，减少商业化所需要做出的妥协；艺术家需要更多在形式上切换的能力，把自己的 idea 转化成产品和服务等等。
元旦档就有一个例子。艺术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通过一系列营销，把自己置身于商品电影市场当中去争夺观众。虽然惹来了不小争议，但客观上，毕赣的艺术创作得以展现在数千万人面前。尽管当中有大部分人可能会被漏斗筛除，但仍有不少人会因为进了电影院看了这部作品，感受到美学和艺术的力量；创作者打出了名号，下部作品的投资也有保证。
而艺术家吴钰辉在谈到自己 2016 年的作品“比特宫”时则说过：有人用未来复古主义形容我的某些作品，这应该是受一些文学和电影的影响，比如《差分机》、《第五元素》和《攻壳机动队》，还有《黑客帝国》等等。骨子里我很向往《疯狂的麦克斯4》里那种废土风，一种不明年代的后文明特质，在引擎和摇滚的驱动下无法回避的原始欲望和血性。
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我们的年轻人还没受到大规模的艺术教育普及。所以，把艺术包装成流行文化，或者把流行文化元素、美学应用到艺术创作当中，让年轻人有理由走进艺术的世界里，这是今天的艺术家所必须掌握的技能。
1 月 13 日，沈伟、张鼎、林万山、吴珏辉等众多艺术家将去参加腾讯视频的“烎·2019潮音发布夜”，与吴亦凡、华晨宇、王源等一众明星共同完成融合影像艺术、灯光秀、特效、装置艺术等内容的舞台表演。这样混搭的阵容可以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他们能用什么样的呈现方式让年轻人走进艺术的世界，都带着不确定的色彩，这样的不确定也许正是值得期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