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崛起，对台湾和平统一的意愿没有任何影响_风闻

我粗暴地打个比方，韩国崛起了，你会想成为韩国人吗？你也许会反驳说中国跟韩国不一样，台湾人从根本上就是中国人，只是他自己不承认而已。恭喜你，你发现问题所在了——国家认同。

一 、认同的理论范式

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是去发现或承认某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文化和信条外,当然还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或共同的经济生活,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人们在谈论认同问题时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要素,但没有强调并不等于可以或缺。因此,文化、信条、经济利益三者是国家认同内涵的要素结构,国家认同不会仅仅包含对某一个要素的认同,而往往是不同要素的集合。当然,不同的国家所面临的认同问题不尽相同,因而所强调的认同内涵要素也有所差异,这就导致了国家认同内涵凸显的不同类型。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把国家认同内涵凸显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以民族主义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认同

盖尔纳的民主义理论体系认为,民族主义坚持政治与民族的疆界应该统一。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即是认同共同的语言、文化、风俗和记忆的历史共同体,这类国家认同大多反映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初,以及后“冷战”时期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这种以民族主义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认同,并不是没有政治原则的认同问题存在,而是在这一问题上已有了某种共同意识,或这一问题被认为是次要的。例如,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在脱离苏联时,凝聚人心的主要诉求是民族主义的内涵,至于脱离苏联之后应实现一种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似乎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并不影响他们对即将形成的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

2.以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则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认同

围绕着一些政治原则,如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原则等理念建立起对一个国家的认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它主要强调对1776年《独立宣言》和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政治理念以及星条旗的忠诚,“如果美国人没有认为这种价值观能超越各自祖先之间的文化差异的信念,他们就会按照各自不同的历史处于分裂状态”。对于美国人这种没有自身文化根基及民族传承的国家认同,亨廷顿认为美国是一个例外或特殊的国家,因为“不像其他国家,美国的国家认同是由原则或理念而确定的,而不是由一种历史归因所确定的”。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些由于内战或其他原因而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虽然民族主义是一个唤起共同意识的有用“工具”,但真正的或主要的问题不是缺乏民族认同,而是缺乏某种能成为共同意识的政治原则,因而这类国家的国家认同的主要支点实质上仍需在政治原则上去寻找。

3.以文化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认同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犹太人国家的建立。早在罗马帝国初期,犹太民族就失去了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在其后漫长历史岁月中,他们成了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但犹太教这一古老宗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保存了文化上的精神家园,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恢复犹太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最终导致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返回故土建立和发展了以色列国。

上述几种类型表明,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具体每个国家在构建其国家认同时,有着不同的凸显方面,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认同的特点。但这并不否认国家认同内涵是由文化、经济和信条三个方面所组成这个一般性的规律。换句话说,即民族主义、共同经济利益与政治原则的共同意识构成了完整的国家认同,其中任何一方面内涵的短缺都会导致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思想或社会冲突,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及统一。这个要素结构就是分析国家认同问题时应遵循的理论范式,应根据这个范式去分析具体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才能确定具体或主要问题是什么,从而有针对性地确定国家认同诉求的凸显方面或特点,使之能有效地唤起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识。

二 、认同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的由来是确定台湾问题性质的分析起点。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整个主流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现实,对此无需赘述。但是,台湾与大陆处于治权分离的状况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个现实导致了认同问题的产生与演变,在相当程度上而言,台湾问题就是认同问题。根据国家认同的理论范式,我们来进一步的分析台湾问题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大致而言,台湾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情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蒋氏父子统治时期,二是李登辉执政以来时期。

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台湾方面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政治逻辑是“汉贼不两立”,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以政治的“法统”自居,拒绝与大陆通过谈判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断绝两岸民众的任何交往;另一方面,又以文化的“道统”自居,提倡“从思想上、学术上弘扬中华传统优良文化,协助推行民族精神教育”。显然,此时两岸在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上,短缺的不是文化或民族主义的认同,而典型地表现为缺乏政治信条方面的共同意识。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中国内战,不是起因于民族、宗教或其他文化方面的冲突,而主要是起因于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阶级或政治原则冲突。

进人李登辉执政时期以来,台湾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情势就逐渐变得异常复杂,原因在于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社会分裂了,在“我们是谁?”、“台湾是什么?”等认同问题上,昔日那种思想一统的局面不再,出现了尖锐对立的“统独”之争。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别。

一.彻底的“台独”派

他们认为“台湾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有主体性之文化,则必须摆脱于附属于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并且要走出自溅于中原文化的阴影,……切断与大陆中国的文化情结,使之重新与南岛、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现代的台湾新文化”。这就是通常被称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思想意识,虽然它目前还属于一种极端,但其对台湾社会正在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当局的一系列“去中国化”的政策,以及部分民众中的“去中国化心态”上。

2.“两个中国”派

李登辉曾声称:“我认为,即使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化,却不一定要拘泥于独立,反而是将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化,才是当务之急”。这在台湾是居于主流的思想意识,但它又分为两个支系,一是“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培植以台湾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弱化中华民国的地位,制造台湾国的幻景。成就台湾人的民族主义及台湾意识”。这个支系的根基可以归类于“彻底的台独派”,它与“彻底的台独派”之间仅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区别,比“彻底的台独派”更策略一些罢了,李登辉本人及民进党的部分人均属于这个支系。另一个支系大体可以说是持传统意义上国民党的国家认同观,但与“两蒋”时期的国民党已有了很大差异,即它已放弃对整个中国的权利要求,以“中华民国在台湾”而自居,与前面一个支系的区别在于,还承认自己属于中国人,明确表示不反对两岸最终实现统一,但在什么基础上实现统一却与大陆目前的理念有着很大的分歧。

3.支持统一派

这个思想意识派别坚持一个中国的认同,基本上支持大陆提出的统一方针,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大陆的现行政策还有歧异。这个派别在台湾属于非主流的另一个极端。

以国家认同内涵的范式来分析,上述三个思想意识派别大致可以归纳为从文化到信条全面排斥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文化上不排斥但在信条上排斥对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以及文化和信条都基本接受对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的三类不同的认同观。在国家认同问题上这样一种复杂的思想状况反映在民众的心理活动上就是对“我们是谁?”和“统独”的认知态度选择。

台湾民众对“我们是谁?”的选项是“台湾人”或“中国人”,除了两者选其一的明确回答外,还出现了一个“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中性答案。依据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的资料,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自我认定“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人数比例的变化不是特别大,一直徘徊在40%一50%间。(见图1)然而,自我认定为是中国人与自我认定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已经发生了此消彼长的逆转,前者的比例持续下降,下降近20%,而后者的比例则持续上升,已经超过4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首先,我们要对这几个选项进行辨析。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中,“台湾人”与“中国人”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全盘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但是在华人社会里,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全然对立的,原因在于华人社会中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可以分割的,而且国家认同是透过历史解释而建构的。这种语境下所谓的“中国人”,通常是指文化认同,是指文化中国人。据此,可以对这三个选项做出以下解读

“台湾人”、“中国人”和“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成了对上述三种有关国家认同的思想意识派别选择的隐喻。文化认同具有抽象性、理想性与长期性,政权虽然可以对文化发挥局部或短暂的影响,但绝不足以完全改变文化的内涵。台湾人也无法因为对短期的政治认同的拒斥而全盘否定文化认同。这样一来,重新解读图1可以发现,选择“两者都是”与“中国人”的,即文化上认同中国的约占一半以上,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而问题在于政治上的不认同。简言之,文化上向往,信条上排斥,这是台湾认同的现状。

其次,政治认同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条件下台湾历史问题的发酵,“是在每个历史阶段的政治脉络中形成的,这种脉络性深植于各个阶段的政治背景之中”。①日据时代,`旧本人”与“台湾人”的民族矛盾同时也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大部分台湾人作为汉人的主体性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得到彰显;1 9 4 5年后,“台湾人”与“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同时又是国民党统治下的阶级矛盾,本省人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下产生了被出卖和被欺侮的“历史悲情”,进而逐渐发展演变出“台湾人出头天”的强烈愿望,即“台人治台”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本土意识。在“冷战”时台湾处于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地带,深受美国式自由民主的影响,因此在后戒严时代,台湾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围绕着这一体制产生了迥异于大陆的政治认同。在这一时期,台湾政治领域权力斗争激烈,权力重组引发了族群间的冲突与紧张,“新台湾人”意识应运而生。然而,这只是一个空白的主体论述,缺乏具体的实质性,可以被各方人士注入不同的内容,成为操纵选战的一个口号。李登辉就提出:“今天,在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长、生活的我们,不论是原住民、是数百年前,或是数十年前来台的,都是台湾人,也都是台湾真正的主人。’心这个定义中的“台湾人”与历史脉络中所形成的“台湾人”的认同完全不同。凡是生活在台湾岛屿的人都可以视为是“台湾人”,这是相对于“大陆人”而言的。“台湾人”成为一个范围广泛(包含外省人、客家人、闽南人与原住民)、内涵模糊(没有区别于“他者”的具体、实质性内容)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是台湾人”的比例才持续上升,尽管许多人可能并不清楚什么是“台湾人”。

此外,在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台湾民众没能完全与大陆民众共享同一的发展经历,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大陆的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是由其自成一体的政经体系所构成的。这些就是台湾的历史问题,它埋下了分离的潜在危机,一旦具备了某种条件,这种潜在危机就会浮出水面,成为现实的威胁。克服这种潜在危机的路径有两种选择,一是运用强制性的手段压住危机的爆发,二是运用疏导的理念去化解危机。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基本选择的是第一种路径,国民党38年的戒严体制、“动员勘乱”的高压,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省籍歧视”等,虽然暂时压住了危机的爆发,但实际上孕育了更强烈的危机因子。蒋经国晚年已意识到应变高压为疏导的重要性,但对于他而言已时不我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这种转换就离开了人世。以李登辉为首的本土人士执政以后,全面实现“台湾人出头天”就成为政治图腾,“本土化”成为民主化的核心内涵,在这样一种充满清算历史的报复心态的社会氛围之中,台湾内部已经没有可以化解历史危机的力量或能力了,因为传统的国民党及其认同者都是带有“原罪”之身,要么只能同流合污,要么就沦落为非主流的边缘势力或人物。此时,通过疏导去化解台湾历史形成的危机的重任已历史地落在了大陆的肩上。正因为近一百年大陆与台湾没能完全共享同一的发展经历,这就使大陆在了解台湾及台湾民众的心理活动上难免要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和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无疑会反映到相关政策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在台湾社会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大陆仍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国共合作”上,表现出很强的“蓝色情节”,这就很不适当地把大陆和国民党绑在了一起,被置于台湾社会政治变迁的冲击对象的位置上。由此,民进党及其他岛内反国民党的政治势力有了操纵民意的空间,即把大陆与国民党相联系,把反国民党与反大陆画等号,其结果是使大陆被拖人了岛内的“清算历史”的政党斗争之中去,很难有着力点去疏导和化解台湾历史形成的危机。与此同时,民进党及其他岛内分裂势力却不断地把现实问题历史化,即把反分裂的主张通通归结于是欺压台湾人的历史的延续,用“历史悲情”掩护其“台独”的政治图谋,致使台湾在认同问题上出现了如此扭曲和复杂的局面。

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无疑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与实际行为之间还存在一定落差,落差大小取决于客观制约因素。因此,认同选择与“统独”选择之间的分界并不一致。据统计,在“统独”选择问题上,从1990年以来,选择“尽快独立”与“尽快统一”,即“急独”与“急统”的都只是极少数,前者从来没超过7%,后者从来没超过5%。(见图2)选择“偏向独立”与“偏向统一”,即“缓独”与“缓统”的两者差别一度不大,但是自2003年以来“缓独”已经超过“缓统”。在统一与独立的选项外,还有一个选项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维持现状包括两种内涵,一是维持现状再决定,二是永远维持现状;狭义的维持现状仅指两者中的后者,是一种不对未来变化作任何预期的态度,也可以被视为在“统独”问题选择上的不确定群体。

广义统一(“急统”加“缓统”)、广义维持现状和广义“台独”(“急独”加“缓独”)三个选项中,从图3可以看到,选择广义维持现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直高于40%,这几年持续增多,目前约占1/2强。支持广义统一的一直维持在20%左右,而支持广义“台独”的在2003年6月之前一直低于20%,这表明台湾大多数民众并不支持“台独”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2000年6月起, 广义“台独”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并超过了广义统一。可见“台独”意识与势力都在不断发展中, 而这与民进党的选举操纵也是互为因果的: 一方面,民进党中除了有些“精英人士”根本就不认间“台独”意识形态之外,更多的“精英人士”倾向于把“台独”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①另一方面,因为民进党的选举操纵与宣传,台独理念也呈现出膨胀的趋势。

对图1和图2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自我认定是台湾人”与“台独”选择并不重合,由此可以得出几个结论:①“台独”并不是众多台湾人民的诉求,选择“台独”的人在“自认为是台湾人”中只占一小部分;②“台湾人意识”与“台独”理念之间不能画等号,前者更多地是强调“台湾优先”的理念,台湾人意识与中国人意识的差异并不是一个“文化”或“民族”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主”的问题;③民进党在“台独”意识形态之外,还有追求公平正义的自由民主意识,支持民进党候选人的选民也并非必然支持“台独”。

随着台湾问题的发展演变,大陆于2000年强调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大政方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需要超脱“蓝色情节”及国共斗争思维定式去认识和解决台湾问题,它不仅是要加强两岸民众的交流和往来,更重要的是要建构一个更大格局的认同观,更广泛地去涵盖台湾社会各阶层的小认同,以最大限度地去缩小“台独”分裂思想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认同的重构就成为解决台湾问题不可或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课题

三 、解决台湾问题 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台湾问题起源于国共内战,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已不再是国共斗争的继续,因为情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反映为:①尽管双方的敌对状态没有根本解除,但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对方的存在,“一定要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等都已成为历史口号,解决台湾问题已从怎样消灭对方转变为怎样共存;②台湾社会政治生态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本形成了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体制,民意或“选票”成为两岸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影响因子;③两岸民众从相互隔绝变成了相互往来,利益的相互联结日趋紧密,给两岸关系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平台。这些变化要求我们以超越国共斗争思维的时代眼光来面对台湾问题的现实,认真去思考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的问题,才能有效应对时代变化所衍生的新问题,以避免陷人被动。

在考虑建构和平统一的国家认同问题I才,有两个前提性的问题是必须要予以思考的。首先,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其次,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思路是什么。对于和平统一可能性的判断实质上涉及对台湾人民是否有信心和对自己是否有信心的问题。根据上文对台湾在认同问题上民调资料的分析,有两个“大多数”是不可忽略的,即大多数台湾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还是认同中国文化的,大多数台湾民众是不愿或不敢支持“台独”的。此外,日益扩大的两岸经贸交流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关联,这就表明在民心或民意层面仁还有回旋空间,换句话说还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要通过与时俱进的观念和策略变化才能争取到的。至于对自己的信心问题,应该充分意识到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使台湾被外国敌对势力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同时一个繁荣、富强和现代文明取向的中国对台湾同胞是有正面影响的,因此大陆的自信应该是前所未有的,面对台湾的乱象应该处乱不惊,不被一时一事扰乱战略方向。

争取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怎样才能达成这一战略目标,还需要有具体的策略思路,其内涵大致应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1.目标与过程

中国政府一再重申要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表明和平统一是大陆的目标,也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和平统一目标能否达成,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对矛盾冲突的协调能力和智慧。协调的本质就是要有折中的弹性,弹性意味着不能强求一步到位,而是经由若干步骤达到最终目标,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具有不同阶段内容的过程。如果忽略了过程设计的重要性或必要性,总是以目标诉求为实践指导,就会使目标空洞化而不具可操作性,同时也会使实践出现盲目性及缺乏针对性,从而陷人被动应付的不利局面

2.时间与空间

台湾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因而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相当的时间过程。邓小平曾经告诫我们,“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把自己的事办好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过程概念,因此时间是一个决定两岸统一顺利与否的变量,有一定的时间才可能换取和平统一的空间,如果人为地把时间压缩了,也就压缩了和平统一的空间。

3.内因和外因

台湾问题与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但国际因素始终是外因,起主导性作用的还是内因,这个内因表现为两岸的政治矛盾冲突。美国等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这是一个不能本末倒置的逻辑概念。过分强调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甚至把台湾问题简单地等同于中美关系问题,不仅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只会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介人越来越深,从中所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大,也会给台湾民众造成受轻视的感受,触动他们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悲情”,从而激发出一种对大陆的逆反情绪,而这种逆反情绪又被美国当作台湾“民意牌”和大陆来打,这就从根本上使大陆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理念不论在自身主观能动性上还是在客观效果上大打折扣。因此,以台湾人民为本,把内因问题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解决,才能从根本上减轻美国这个外在因素的于扰

4.台湾问题与“台独”问题

台湾问题的内涵一方面是怎样把目前台湾这个政治实体融人到一个统一国家架构中的问题,面对的是怎样与台湾广大民众进行沟通和协商的问题;而解决“台独”问题是为促进国家统一清除障碍,面对的是怎样与台湾少部分人斗争的问题,因而不能把解决“台独”问题的思路及政策等同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否则将会导致战略性的失误,其后患无穷。另一方面,台湾问题与“台独”问题又有着一定的关联,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给“台独”的凸显带来机会,因此对“台独”的遏制或反对,除了用种种手段“围堵”之外,还应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具有吸引力的创新思维,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台独”的思想发展空间,这才是遏制或反对“台独”的治本之策。

只有对上述问题有所正确把握,才能克服焦躁情绪或冒进主义,认真地去思考构建认同的问题。两岸实现最终统一是一个把割断的历史重新链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要链接的就是三个方面,即文化、经济和政治。根据国家认同的理论范式,这三个方面的链接内容就是国家认同的内涵,因此这个链接过程就是一个重新建构中国国家认同的过程,若在这三个方面链接不成功,就难以形成对一个统一的国家认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