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情结：台湾社会心理变迁的轨迹_风闻

台湾社会中存在在一种受害人情结。

在这种情节之下，台湾人认为台湾天生处在历史命运捉弄之下，台湾人一直被内外强权玩弄于鼓掌之中，总觉得自己要被他者加害，周遭发生的一切对不起打拼的台湾人民。

2014年3月的太阳花运动，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大多数大陆人在看待服务贸易协定时，会觉得是一份百利而无一害的经贸协定，大陆在其中颇有让利，但台湾的激烈反应令很多人困惑，反中的情绪建立在“国家主权”沦丧的忧心忡忡上，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恐惧和反感具现无遗。但太阳花运动仅仅是台湾社会恐惧的一个案例，大到国际社会交往，小到陆客来台，各种阴谋论此起彼伏，台湾人认为台湾处在人为刀俎的悲惨境地，台湾社会中涌现出一种被大国毒害的悲情情结，中国是万恶之源。

其实这种被害情结不仅针对大陆，同样也反应在民众对政府和国民党的态度上。自国民政府光复台湾后，无论是历史上的“二二八事变”、威权统治，还是最近的服贸黑箱和食安风暴，让台湾民众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愤世不平，甚至有“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口号。“中央研究院”吴介民在《第三种中国想象》中，对国民政府有“类殖民政权”的评述，这反映了一些台湾人对“中华民国”是个外来政权的认知，在这个认知基础上的逻辑，自然而然地认为国民党一直在加害台湾人民，破坏台湾的社会。

台湾社会被害情结的根源在于台湾群众对本土化和台独诉求，这让他们在对事物的评价上更倾向从一个自我和独立的立场出发。台湾形成被害者的社会心理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至少在15世纪以前，台湾仍然是一片蛮荒之地，这个时期前的台湾居民是从上古时期迁移而去的原住民，他们分散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人数不多，文明程度也不高，未形成某种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形式，也谈不上社会心理的形成。虽然在明朝时期，开始有大陆居民出现在台湾岛上，但多是流寇海盗，组织松散，中华文明也并没有影响到台湾岛的文化取向。总体而言，台湾封闭和愚昧，社会心理处在缺失状态。

史书记载大陆最早在三国时期，便有卫温东访的接触，但中央王朝其实一直没有对台湾有效控制。元朝时期虽有设置澎湖巡检司，管辖范围也未囊括台湾岛。台湾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社会单元，是从西班牙和荷兰进入开始的，并且后者最后取代了前者，成为了台湾地区最早的统治实体。荷治时期的台湾社会西方化，荷兰人通过火枪和圣经，将原住民拉入西方概念的社会，这是台湾社会建构的最早推力，台湾也产生了最早的殖民记忆。

1661年，郑成功进军台澎，驱逐荷兰，台湾进入明郑时期。随郑成功而来的东南沿海十万军民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主体，这也是中原社会第一次完整意义上在台湾落户扎根。清朝时期，福建和广州沿海的上百万的大陆居民偷渡到台湾，在台湾构建起了后来成为台湾本土化实质内容的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中华子文化社会。清廷也以科举和官僚体制笼络台湾地方精英，出现了一批和朝廷有紧密联系的地方豪强，如赫赫有名的台中雾峰林家。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联接过程中，中华文明成为台湾主流文明，一个稳定的华夏式社会结构出现在台湾，大中国的自负与骄傲也成为台湾人的社会心理，这也是台湾后来抗拒日本的文化根源。

19世纪末的台湾在建设上要比日本发达，日本随军记者也对台北府城的繁华和井然有序赞赏有加。《马关条约》后，这种由天朝上国沦为蛮夷统治的强烈心理落差令多台湾人无法接受，传统知识分子拒绝剪辫，一些豪门望族直到台湾光复，也依然保留故国衣冠。日据的50年时间里，大大小小抗争不断，日本也以高压手段管控台湾社会。军事上坚决镇压及屠杀起义人士，政治上将台湾人划归二等公民，生活上利用庞大的警察体系渗透台湾社会，文化上进行皇民化教育。台湾社会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当受害人的滋味。这一时期，台湾社会还未产生标榜自己独特性的本土化诉求，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统一在大中华文化下，成为抵抗日本殖民的旗帜。

台湾光复后，台湾人对国民政府的接收是欢欣鼓舞的态度。但这种情感在“二二八事变”中出现了动摇。其实在日据时期，部分台湾人的心理已经出现了矛盾。在日本看来，台湾是支那一支，不予重用。在中国看来，台湾人是日本的间谍，心中有所提防。吴浊流在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以主人公胡太明的遭遇，陈述了当时游走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台湾人“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遇。“二二八事变”是外省族群和本省族群之间的第一次对抗，本省人醒悟到热切期盼的“祖国”并不是想象当中的样子，台湾本土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取向。尽管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对本土化和台独持续进行打压，但重外省，轻本省的政治社会秩序，不断助长台湾的本土意识，本土化诉求一直是“党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白色恐怖是台湾人对那段岁月的描述，台湾人被“流亡政府”纳入另一个高压社会体系下，许多人含冤枉死，自由与人权受到严重侵害。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以中国正统自居，西方社会也承认“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台湾恢复了中华社会的结构，台湾人在社会心态上也以大国国民身份而骄傲，在90年代初的台湾学术作品中，还可以看到台湾人指点江山，引领世界的豪迈气魄。这种自负心理对被害妄想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这种社会心理的基础是虚妄的，是国民党强制输入的结果，台湾人一辈子未见过长江黄河，却一定要奉若神明。中华文化的恢弘体量其实不是分离后的台湾所能承载的。

民主化运动之后，李登辉和陈水扁推动“去中国化”，提倡“本土化”，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大肆渲染“二二八事变”、“白色恐怖”，撕裂社会。本土化无节制的深入最后就会成为国家独立倾向。台湾与中国体系渐行渐远，更多的台湾人觉得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现在的台湾人是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结果。然而台湾的愿望却遭遇了大陆崛起的大变局，中共对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和美国在台海的左右逢源，又再次摧残了台湾人的自尊心，变成了现在台湾人在内外受害的悲情。

这种受害人情结导致的结果除了“反中”、反政府外，还包括对外部世界交往的看法。台湾四面环海，地处海上交通要冲，地缘上决定了台湾对世界拥抱的姿态，然而受害人心理作祟，使台湾在21世纪后的全球化进程中逐渐落伍，台湾人在对外交往上畏首畏尾，关注自身胜于走向世界，据台湾行政院经济部的统计，台湾未加入任何远东地区的FTA中，是真正的“亚细亚经济孤儿”。在受害人情结的思考下，台湾的出现的经济困境，第一时间要推给中国及台当局负责，第二要表明台湾所处在的值得同情的弱势地位。台湾就在这种循环往复中，沦落为“四小龙”吊尾车。有识之士，甚至有绿营学者奔走相告，但仍难挽大局。受害人的心态，使台湾社会在结构上变得更封闭，心态上对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在全球化的深入中，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块自娱自乐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