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朝人笔下的畸形人间_风闻

作者：Greenwood

来源：利维坦（ID：liweitan2014）

利维坦按：最早在《病玫瑰》（the Sick Rose）一书中看过本文中的部分作品，但没有留意书页中那个叫Lam Qua的人。

关乔昌画像

Lam Qua本名关乔昌，号林官（1801-1860），广东南海人。我们对这个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受著名学院派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的画技影响（据说关乔昌曾师从乔治·钱纳利，但后者并未承认过），在1836到1855年这段时间内，受委托绘制了一系列病患肖像，这其中，以那些巨大肿瘤肖像最为令人过目不忘。

至于彼得·帕克，曾被誉为“用柳叶刀传福音”的西洋人，他在1835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即博济医院（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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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Veronique Greenwood

译/Yord

校对/Amanda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lam-qua-medical-portraits-yal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rd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利维坦立场

1871年，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拍摄的关乔昌（译者注：因其在画作上署名Lam Qua，因此常翻译为林呱）。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有个箱子装满了黄色、乳白色的石头，上面还带着怪异的涡纹。旁边是80多幅身着深色长袍的男女肖像画。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平静，甚至可说是克制。尽管有肿瘤垂悬于手臂，鼻子或腹股沟，他们仍以一副冷酷之态凝视观者。这些画几乎是200年前的遗迹了。当时有位传教士本打算一心传教，却在后来投身拯救清朝百姓生命的事业当中。

关乔昌绘制的彼得·帕克画像。图源：维基

这个人就是彼得·帕克（Peter Parker），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当时，美国贸易商船频繁往来于波斯顿和广州，运来鸦片以换取茶叶、丝绸和其他中国制品。1834年，他从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神学院毕业，并强烈渴望去往东方。他立志在中国开办一家眼科医院，运用现代医药的神奇疗效，促使病人皈依基督教。这样，他们得以重见光明，并成为长老会教徒。

至少他本是这样打算的。一开始，他也的确在一家医院做眼科医生，这家医院开在狭窄巷子里，设有自己的诊所。但外国人居住的街道之上，有些其他问题的病患开始变得惹眼。其时，外科手术在中国并不常见，而这些人身上的肿瘤渐渐失控，小如萝卜，大如稚子。帕克记载到，吴坚成（Woo Kinshing，音译），49岁，胸口肿瘤两英尺大，状若大提琴。最后终于对其进行了肿瘤移除手术，手术用时16分钟，肿瘤重达15磅。

当时，乙醚还没有被运用于外科手术，因此无法对病人进行麻醉。向帕克医生请求手术的人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折磨。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做手术。

关乔昌笔下的吴坚成肖像画，他的左胸壁上长有一个巨大肿瘤。图源：Yale University

阿瑞是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该书是研究这些图画的少数书籍之一。位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正计划于2021年展出关乔昌的肿瘤患者画像，这将会是它们超过25年来的首次亮相。策展人戈登·威尔金斯（Gordon Wilkins）沉思道，“怪异感十足，但又极具美感。”为什么这些画像具有经久不息、让人沉醉的魔力呢？

关乔昌的6号画像。图源：Yale University

在耶鲁大学的这一系列藏画中，6号画像是一位年轻女子。一对银色耳环垂至脖颈，额上留着动人的短齐刘海，右手指甲精致漂亮，但手上却长出一个大如家猫的黑粉色肉团，一条熔岩般的红色裂纹浮于其上。她的嘴微微张开，似乎正要说话。

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天，斯蒂芬·拉赫曼（Stephen Rachman）正在耶鲁大学医学历史图书馆苦读。这时，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拍了拍他的肩，低声道，“你想看点恶心的东西吗？”当时还是名研究生的拉赫曼，随即离开了阅览室，跟着这位图书管理员来到了楼下的储藏室。拉赫曼现在已是密歇根州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回忆起当年，他说道，“我对那种事情毫无抵抗力。”

他们打开了金属隔栅，走进灰尘弥漫的储藏区。他们找到了一个老旧的橱柜，门里悬挂着一张写有诗句的泛黄纸张。拉赫曼靠近去读。

关乔昌画的女子人像，胸口上长有一个恶性肿瘤。图源：Yale University

这些不恭的诗句出自某个年代久远的作家之手。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里面就是这批藏画。上面是一个装石头的箱子，石头状如囊袋，后发现正是帕克和同事做手术切除的那些肿瘤。尽管因年月久远，颜料黯淡，画像昏暗，但仍能看清这些无名病患，身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余晖里，透露出的那种神秘的坦率神情。尽管拉赫曼的论文研究方向并不在此，但他却被这些画攫住了心神。

数年之后，他碰巧到访伦敦的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盖伊医院已成立300年，当时那儿正在展出一批古老的教学绘画。其中几幅画似曾相识，这使他尤为激动。他说，“我很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你没办法将其弃之脑后。”他开始深挖这件事。**除了耶鲁大学的84幅肿瘤画像，盖伊医院还收藏有27幅，康奈尔大学有4幅，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the Peabody Essex Museum）还有一幅。**此外，哈佛大学和伦敦威康研究所还有不少数量的水彩画。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有彼得·帕克的日志。拉赫曼花了几个小时，利用微缩机器仔细阅读这些日志，将名字、病例和画像上的人脸一一对上号。在这个过程中，他知晓了这些画像是如何创作出的。

**从帕克的日志得知，这位画家叫关乔昌，是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最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之一。其人温文雅尔、才华横溢，且作品众多。**起初，关乔昌为答谢医院不收费的决定，也为感谢帕克收了他侄子当学生，因此在作画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后来，他至少收取过一次报酬。对此，帕克可能有自己的多重考虑。一开始，他可能想将这些画像用作给医学生的授课材料。这些画像也可能用于鼓励病人，因为据去过广州医院的人说，医院等候区就挂着这些病人手术前后的画像。

关乔昌的31号画像人物——卜阿兴。图源：Yale University

卜阿兴术后的画像。图源：Yale University

而那就牵扯出一个令这些画像被津津乐道的谜团——流传到现世的，仅有一幅患者术后画像。卜阿兴（Po Ashing）在前一幅画像中，可看到他背对着墙，左臂上有一个巨大的球状组织。在第二幅画像中，他笔挺地站在海岸边，远处是群山。手臂和肿瘤已不见踪迹，伤口也愈合良好，看上去不再那么惹眼。为何我们没有见到其他手术后的画像流存于世？这是正常的吗？

而帕克虽得到了病患的信任，但显然并未带来多少宗教信徒。他的传教成果让新教教会——他的美国传教士理事会赞助人大为失望。因此，**他为了给医院自筹资金，开始拿这些画像在美国东海岸及欧洲进行巡展，成功筹到了不少资金。**有个传教会甚至出钱以资助他继续收藏这批画。于他本人或藏有此类画的医学院而言，这些画像的价值可能在于患者术前的不同寻常。

7号画像中，女子鼻梁上长有一个肿瘤。图源：Yale University

然而，这些画像并不只是抓人眼球的存在。拉赫曼说道：“我不能代表所有人。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它们令人反胃。但对我而言……如果你以成熟的视角来思考人类疾苦，而不是事不关己地转过头去……那么你会觉得画上的这些人魅力无穷。”他揣度着这些人准备重要手术之时的极度紧张，以及巨大的恐惧、痛苦和绝望。他想到首先要为这种画当模特时，他的声音弱下来，“就好像是看某个人为战斗做准备一样。”

他说：“这些画像有种超乎寻常的东西，将其和普通的临床画像区分开。人们把他们变成标本。但他们拒绝如此，并做出了反抗。”

这些画像带来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事实上，它们的风格类似于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为英国摄政时期贵族画的肖像。劳伦斯画中的人物总是一脸超然，领巾凌乱，面颊红润。背后是程式化的风景画，或是一片阴郁的黑灰色背景，而远处蜿蜒的河流或树丛则暗示着更为广袤的世界。阿瑞·海因里希说：“他的作品试图产生某种共鸣。像一部视觉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反映肖像主体在特定情境中体现出的所有本质。”她在读研究生时就对这些患者有所了解，现在已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

与劳伦斯同时代的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是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最重要的英国肖像画家。他把在印度的债务和责任抛诸脑后，于1825年来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当时关乔昌的画家生涯才刚刚开始。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为人知——关是他的学生吗？或仅是一个精明的竞争者和模仿者？但可以肯定，关的西洋画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钱纳利的英国肖像画。因为这两者都将那种为人熟知的视觉语言运用自如。

乔治·钱纳利于1830年创作的画像。图源：PUBLIC DOMAIN

**观摩过这些画的人，就算没有成千也有上百。这些人不仅有病人和传教士，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议员、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国国王及王后。海因里希说，画像中这些疾病缠身的普通人，很可能向西方观者灌输了关于中国的某些信息。**对于西方世界而言，那个时代的中国代表了多种含义。正如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载，局外人认为它象征了新奇与恐惧，落后与先进。**与帕克同时代的传教士作家们经常宣扬基督教可以治好中国通身的病痛。**一家传教士报纸《中国丛报》曾刊：“百姓的身体和心灵，皆已被不合人情的礼法扭曲变形。”

38号画像描绘了一位左颊长有溃疡性肿瘤的男性。图源：Yale University

**尽管如此，这些画像仍避免传达出怜悯情绪。多数画像人物看起来也并非极度畸形。**耶鲁大学这批藏画中的38号画像描绘了一位中国官员，目光投向画外。帽顶一颗红色纽扣闪闪发光，浅棕色的眼睛目光平静，脸部表情放松且略带愉悦，面容里带着些许无畏。这是一个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人。左颊肿瘤的突起之势，似乎快要将其和脸部分离开来。肉瘤最高处的粉色疙瘩，和那颗红色纽扣两相呼应；而表面的黑色脓疱并未精细描画，反之用模糊的笔触带出。一小块白色区域则表明因肿状物拉扯而紧致光亮的皮肤。这幅画的总体观感并不像是精确的医学记录，更接近一种捕捉人物神情的印象派画法。

尽管帕克对这些病人照顾有加，但苦于文化和语言隔阂，也许无法像关乔昌那样对他们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关可能在这整个工作里察觉到了一丝有趣的反讽。用一种迎合贵族虚荣心的方式去画手术病人，这几乎是一种情感颠覆。

法国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于1814年创作的油画《大宫女》。图源： PUBLIC DOMAIN

安格尔的油画《大宫女》展现了19世纪的西方对于东方的幻想。画面上是一位裸体的土耳其宫女，正回眸看向观者，背部裸露在外。**人体结构显得过长而有些怪异。一些评论家评论说这位宫女多了两节脊椎骨。关乔昌也许在与帕克合作前，为另一客户临摹过此画。**海因里希认为，关在其中一幅肿瘤患者画像里与《大宫女》进行了呼应。在那幅画中，一位臀部长有肿瘤的年轻女子刘阿金（Lew Akin，音译），以坐姿将充满肉感的肿瘤示于人前，并以同样的谜之目光回望观者。

关乔昌画笔下12岁的刘阿金画像，其右侧臀部长有硕大肿瘤。图源：Yale University

今年夏天，我在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见了戈登·威尔金斯（之后他便被调职）。他曾带我去了一个地下室，里面的木制小雕像和金色掐丝小船被静置于墙边架子上。馆藏的关乔昌肿瘤患者画像就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用硬纸板盖着。其中有一幅画了一个坐着望向画外的男人，他的眉毛形状十分漂亮，左颊垂下一串鹅蛋状的肿瘤。耶鲁大学的那批藏画中也有幅一模一样的。我去年刚刚去过那里。那次访问中，当我走进医学历史图书馆的阅读室，看到经我请求而排成一行的那5幅油画，激动之情油然而生。

一位叫吴庞的病人，后被称作“甲状腺肿男子”。图源：Yale University

这些画可能出于实用目的而被创作，但它们已然成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威尔金斯将其与罗萨蒙·帕赛尔（Rosamond Purcell）的摄影作品相提并论。帕塞尔的作品记录了焚毁书籍的惊人历史，保存的自然历史标本及其他稍显惊悚的主题，多年来一直让观者怔忪不已。威尔金斯说：“（她）将那些被外部世界视之稀松平常的东西，用专业的摄影方式呈现出来。她把它们提升至美的高度，这和关乔昌创作的肖像画异曲同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抹去了观者和画像主体之间的界限，给作品带来永生。

罗萨蒙·帕赛尔摄影作品：但丁《地狱》，于马萨诸塞大学外的街道上被烧毁。图源：Art of the Peculiar

事实上，你可以随时越过这条界限。我自己在广州医院就诊时，就已经了解这些画像了。帕克早年成立的这家机构，最后被并入一家广州大型公共医院（编者注：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又名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西路107号）。那天我去那里抽血化验，负责往实验室送样本的人不在。于是我揣着自己的几小管还热乎的血穿过庭院，走进一栋古怪的老建筑。里面很暗，层高很高，大厅里还有护墙板，这些深色木质镶板就如新英格兰疗养院里装修的那样。我在中国南方从未见过那种布置。

南方总是阳光灿烂，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热带绿植，即便在广州这个有着13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情况也是如此。我把血样给到了一位诧异的病理医师，返身走出昏黑的出口。门边有个介绍彼得·帕克的牌匾，我在网上快速搜索一番后，得知了这些画像。那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对它们了如指掌，甚至深爱不已。

医生在我体内发现的肿瘤后来证明并不严重。身体是神秘的，偶尔会给我们制造惊喜。在我顺藤摸瓜找到这84幅画像时，画中人早已成了枯骨。而现在，就算已过多年，他们的脸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我经常回想起我还对未来一无所知的那个瞬间。当我们盯着画中人时，威尔金斯会在多年后评论：“观者和画像主体之间存在一种奇异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