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是谁家的奶酪？_风闻

● 谭吉坷德

陕西千亿矿权案的关键就在“矿权”二字。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商操作程序和瑕疵的争论掩盖了问题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谁才是矿产资源的主人。

毫无疑问，无论是按照《宪法》还是《矿山资源法》，这笔财富的真正主人就是人民。在这一矿权案的全部争论中，最怪异的是主人一直漠然地站在远处无动于衷。此案无论谁输谁赢，似乎都和人民没有关系，都不会是人民的胜利。通过这一案件探讨人民如何失去了资源和权利，或许对今日的现实更有意义。

资源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指的就是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资源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液。简单地说，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世界，谁就拥有主动权和话语权。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和方案提供者厉以宁哀叹粗放式发展污染了环境、耗尽了资源。其中最粗放、最污染、损耗最大的就是矿山资源。

矿山资源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有限的自然物权，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宪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如果人民没有对这些财产的控制权和分配权，他们就不是社会的主人。

资源与财富某种意义上就是同一词汇。社会主义资源全民所有的垄断性特征一直以来都是权贵阶层“杀出一条血路”的重要对象。他们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利益和信仰共同体，疯狂的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饕餮盛宴之后，当获利者呼啸而去的时候，却把污染、健康、道德溃败等几乎无法逆转的负产品留给了社会。

中华民族“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的有限资源无限循环的传统理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政策彻底埋葬。这是一道放手让私人资本掠夺矿产资源的总动员令，是20世纪最具封建土地兼并性质的私有化进程。当“全民办矿”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有水快流”不但把资源换来的财富快速的流入极少数人的口袋，而且从根本上更改了矿山资源的全民属性。

这一改革的路线图十分清晰。公有制 → 国有制 → 中央政府所有 → 地方政府所有 → 具体部门所有 → 政府官员所有 → MBO股权变更 → 私人和资本所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陕西矿权案中找不到人民身影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种最具强盗资本主义色彩的超级掠夺。自从资本主义运动以来，权力和金钱的拥抱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紧密和热切。马克思“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一个统治阶层出来”的论断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从人均占有的角度，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保护和有序开发现有资源，应该是中国永恒的基本国策。就是这样的常识，在有水快流、资源贱卖、乱挖乱采、挖光卖光、山川变形、污水横流的原始财富狂热面前完全被视而不见。这一资源悲剧使攫取财富的中国一头跌入了“旧欧美”时代。

中国稀土的定价权居然长期掌握在日韩手里。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关闭了自己最大的稀土矿，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都限制开发本国的稀有金属，从中国进口资源作为自身的战略储备。中国一旦削减稀土出口规模，这些西方国家就一起将中国告上WTO，而中国只能乖乖的充当世界的资源奶牛。这个世界什么都昂贵，只有中国的市场、资源、劳动力不值钱。这就是资本的自由和平等。这就是资本走狗们高呼的效率。这就是美国用鞭子抽打中国不得停下改革脚步的终极目的。

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有黄金。中国几个世界级的特大型黄金矿被“外资”以令人跳脚的低价格，高比例控股，控股比例分别高达85%、75%、90%。有“傻瓜案例”之称的贵州烂泥沟金矿股权转让，被惊呼为黄金业的“马关条约”。稀有金属是战略物资，黄金的意义更不必说。如此宝贵的资源拱手送给外人的时候，人民在哪里？

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和资源价值构成的。权贵集团正是利用对资源的支配权侵占和掠夺资源价值，迅速形成了中国的暴富群体，在最短时间内制造了一大批顶级富豪，也把中国拉到了贫富差距的悬崖顶端。赵本山小品里揶揄穷人的那句话，“你家有矿啊？”说明矿山是发财的第一捷径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追逐的目标。

在这一场资本和权力的疯狂交响乐中，背景上居然从来都看不到资源真正主人的身影。公有制和人民在哪里，已经成为新的“哥德巴赫猜想”。陕西矿权案的缘起，不过是资本和官员的官商勾兑出了问题。他们在大肆出售主人的资产，讨价还价，尔虞我诈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转过身来看看主人的脸色。他们站在公有制的山顶大谈所谓的权利，却忘了资源的主人从未向他们有过任何授权。这就使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失去了最起码的信用和道义。

矿产资源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毫无底线的牺牲矿产资源的环境价值带来的恶果毋庸多说。开放大师厉以宁称之为走进了山穷水尽的绝境。这是一场环境、生态、健康和民意的集合灾难。我们今天正在花费的巨大社会代价努力修复灾难的现场。

陕西案中的赵发琦一直在强调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就是契约精神。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中国最大的社会契约就是《宪法》。《宪法》契约精神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才是所有资源的特别法人。赵发琦把西勘院作为矿权的主人，适用主体错误。在没有人民通过“人大”授权的情况下，西勘院没有诉讼主体资格。这和房客未经主人允许私下将房子卖掉是一个道理。当然，赵发琦一定会认为这是在强词夺理。在现有制度下，这也确实是另类的矫情。但是，这难道不是事实，难道不是最高级别的法理依据，法治难道不正是在这里走入了歧途。

中国需要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数量和速度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质量的问题，而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道路问题，是如何驾驭资本而不被资本驾驭的问题。 人民需要一个清晰的大同世界而不是迷茫的彼岸。“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对河对岸的目标做出清晰的定义，以至于40年来仍然还在“深水区”中徘徊，得到了一个并非改革开放之初想要的经济结构。

“1%的人所有、1%的人管理、1%的人享用”的社会形态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剂致命毒药。“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蒋介石也一直认为失败完全是自身原因，“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失之所招致”。失去民意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短命的。 这些清晰走向死亡的路标对于我们是一笔宝贵的遗产。遗憾的是历史不会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庆幸的是我们还活着。

西方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运动再一次说明了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进步的总趋势，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是人类前进的方向。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动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遭遇，新自由主义全球性的猖獗和破产，人类对大同世界、良序社会的渴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不但没有终止，或许仅仅是开始。期待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有所作为，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越是盛大的宴会，越不能没有主人的出席。大道至简，真理的表达永远是朴素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人民，才不会让《宪法》成为政策的下位法，才会阻止利益集团将《宪法》置换为“道义法”和“名义法”。

挪威的易卜生说过，“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这是对人民的重要告诫。如果人民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整合起来显露自己的形象，人类的进步将会长久的延迟。

主体性缺失和代理权越位是“公有制”和“国有制”无法回避的逻辑困境。要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全体民众公平合理的分享社会财富。对千亿矿权案背后的人民来说，公平在哪里，合理性在哪里，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能通过这一案件说清楚，将会是其无上功德和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