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默克尔时代：请对未来抱有更多兴趣_风闻

德国的经济还在依赖过去辉煌的成绩。政治家们对未来30年没有计划，德国人害怕变化。这样后果很严重。

默克尔的离开对于政治文化是一个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具体在哪里呢？默茨和施潘没有成为基民盟主席，这给德国点燃了希望。他们两人都想竭尽全力以与“默克尔时代”切割作为自己唯一的特色。卡伦鲍尔在党代会的竞选演讲中则饱含热情描述了一个从1981年开始就一直让她振奋的基民盟党，她认为基民盟是一个“用勇气和乐观主义，用对未来的兴趣和自己的思想获得影响力”的政党，“它把所有政治阵营的人都拉到了中间阵营”。

如果“对未来的兴趣”背后还有更多的能量，而不仅仅是某次党代会的战略，那么这对于德国是好事。对未来有兴趣的人需要未来图景、需要目标、需要不能安于现状。

作为保守派政党，基民盟不能成为保守分子，默克尔在她的告别演说里警告过。鉴于全球面临的挑战，它不能太多拘泥于过去。在以前的德国，变化总是被视为问题。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媒体世界，每一个小噪音都很快被视为是根本性问题。我们社会充斥着一种所谓的“FOMO”现象（Fear of missing out，唯恐错过），即非常担心错过社交互动性。

每个人都必须或者希望不断对每件事情摆出立场：经济方面的恐惧感、全球化、环境灾难、移民。现在德式恐惧早已经是一个催人上进的词，它可以让人疯了一般四处奔跑，追求新的创新思想。这似乎是件好事，可实际并非如此。它让我们徘徊在过分谨慎的碌碌无为和心怀恐惧地寻找替罪羊之间。

德国尽管面临很多挑战，但仍然是一个过得不错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依然可以依赖过去扎实的成绩。我们很多人异常坚信，当前时代的转变只是临时测验，经过测验我们会变得更强，否则我们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也不奇怪，当前缺少一个对未来的强大叙事，缺少一个我们希望是什么或者将成为什么的清晰且包容的社会愿景。

@pixabay/Wokandapix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初期为现代社会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他将欧洲统一和一体化，特别是在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保护我们的竞争力方面，又重新摆上议事日程。即使当时马克龙似乎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不过他从根本上明白，数字时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能割裂开来考虑。社会和平依赖富裕和公平，依赖成功的经济和一个在全球有行动能力的一体化的欧洲。

马克龙呼吁大家一起重塑欧洲，这显然没有唤起默克尔的热情。不过现在在默克尔宣布即将告别政坛和欧洲议会大选之间，又出现了重新探讨这一话题的契机。

​无论怎么强调都不够的是：数字化、社会公正和生态是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挑战。如想防止出现以数字化分野的社会分歧、避免不同生活世界的剧烈碰撞和社会不公加剧，那么所有政治行为都应该面向这三个主题。分享和增长必须成为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数字政策的基础，而这样的数字政策只有欧洲的合作才能成功。

为此，我们必须现实地为这样一个时期做好准备，在这个时期里，欧洲重要性面临消失的威胁，欧洲同时要为防止出现这一趋势而奋斗。

默克尔也真正认识到，基民盟不能将自己与身份政治隔离。基民盟是其选民将其政治意愿通过政策措施释放出来的通道，它是选民的价值、方向和身份的投射。默克尔在人事政策方面所做的就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男人会做的事情：她提拔和自己同类型的政治人物，他们务实、理性、不虚荣、自律，没有过分的求名欲望。他们有时候是女性，或者是具有移民背景或者因教育而发达的人。所有这些导致了话语的开启、导致了立场的多样性增大，特别是涉及对未来期望方面的立场上。

@pixabay/Wokandapix

作为企业界人士，我们要说明的是，注重同质性的企业在中期会遇到问题，因为他们无法再为客户分散的需求服务。政治界同理。一个想成为“全民党”的政党，至少必须尝试认识到21世纪的范式转换。

一个转变中的社会需要将判断力和叙述力统一起来，并且根据21世纪的需求，对具有优先性的人才和机构进行配置。他们不仅要能够令人信服地治理，而且愿意用“勇气和乐观主义、用对未来的兴趣”共同塑造未来。作为企业家、公民、父母、单身人士、消费者、生产者、千禧一代、欧洲人，我们期望政治界具有引领的态度，以抗衡当今时代的悲观主义和听天由命之心，政治不是发誓回到过去的神话中，而是用热情和能量为未来而奋斗。

政治任务在于用冷静的头脑和幽默构建我们未来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框架条件，并在这个框架中留有自由空间。没有政治措施能让数字资本主义中日常生活文化和知识的深度经济化回头。没有哪种政策能不经过任何变动就让过去30年重现。无论如何它至少需要对今后30年有具体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