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讲逻辑】认识中国经济的逻辑_风闻

本文是我所写跨年系列的第二篇，主要讲中国宏观经济的逻辑。内容并不涉及太多细节，主要想把关键的逻辑链条说清楚。最后讲了我对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十点预判。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新世界的政经杂谈”。

本文的逻辑线索：从中国近些年面临的“稳增长”和“控风险”两大问题切入——说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并解释问题的成因——讨论近年来的宏观政策重点——在以上逻辑基础上猜测2019年的一些情况

对于我们亲爱的祖国，2018年恐怕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年份。对于关注中国经济的人来说，2018年如果不是内忧外患，也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了。除了贸易战这个怪兽之外，大家看到了债务违约，看到了差点崩盘的股市，看到了宏观政策的转向，看到最近工业利润的下滑，如果不是天才段子手和券商首席们的振臂高呼，市场情绪想必不会太好吧。好在，我们还看到来6.5%以上的GDP增速和中央政府稳定经济的迅速反应和巨大决心。

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可以起到遏制中国的效果。就像许多专家说的那样，特朗普选择2018年发动贸易战，是看准了美国经济高涨和中国经济增长“换挡”的时期发动贸易战，这样能够获得最大优势。打个比方，中国现在就是那个推着巨石上坡的西西弗斯，而美国站在山顶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爬上山顶；一旦美国得逞，中国可能不仅要退回原点，甚至会被身前的巨石滚下来压成高位截瘫。

直观理解，作为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人，此刻应当稳住脚步，努力排除纷扰，尽快把石头推上山。然而这个操作是需要条件的：登山者需要有坚强的体魄和精神——坚强体魄代表有力量、能稳住，坚强谨慎代表能够不为纷扰所动、专注目标、不会恐慌。然而可惜的是，目前的中国在面对美国这个挑衅者时似乎有后继无力、市场恐慌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常说的，稳增长和控风险两方面的问题。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2000年以来的发展脉络说起。现代经济学里面标准的增长路径有三个：投资、消费和出口，所谓的三驾马车。2001年中国入世执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利用出口加工集群的扩张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同时解决大量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随着出口部门大量积累外汇，这些外汇通过强制结汇制度变成银行系统中的增发货币，正赶上了蓄势待发的新支柱产业——建筑业，也就是房产基建。由于房产基建关联产业众多，特别是地产价值增幅极快、利润丰厚，很快成为了几乎所有地方的支柱产业；而伴随着房产基建领域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加上政策调控，在银行系统之外形成了包括地方融资平台、信托公司、小贷公司、民间借贷网络等等在内的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从本质上说，影子银行系统是一种金融创新，影子银行的各方建立起复杂的债务关系，再通过正规银行获得派生货币，最后把钱投到各种名目的项目中——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房产基建领域。

很明显，影子银行系统对周期敏感，对利率敏感。一旦遭遇经济下行或者利率上升，其中复杂的债务关系就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就像2013年的温州和近两年频发的关联企业连环爆雷。最坏的情况下，市场上资金会因为风险而迅速枯竭，银行系统会遭遇重创，直接导致经济活动停顿。这就是为什么近两年中央一直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所以，从增长的角度来看，2001-2014年之间多数年份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出口红利和房产基建大规模投资叠加的结果，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增长推动的，不仅透支了未来的增长潜力，还为今天埋下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炸弹。

注：数据来自Wind

该图反映了制造业行业内部的投资增长结构。其中，出口导向类产业的扩张主要表现为纺织、食品、通用设备和电子通信；而房产基建则拉动了非金属制品（主要水泥）、金属制品、黑色金属冶炼、专用机械（主要工程机械）等。从图上可以看到，2005年之后，房产基建带动的制造业投资增幅占比较大，但2015年之后快速下滑，同时电子通讯类投资占比迅速扩大。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就一直非常困难：一方面，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逐步规范影子银行体系，让债务规模逐步回到合理水平，甚至出清非必要的债务关系，这意味着紧缩，意味着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保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以维持就业和避免经济失速，以免下行过快引爆债务链条。但是，因为此前的增长主要来自出口和房产基建相关的投资，宏观调控就面临着走钢丝——房产基建不能丢，但又要避免爆发增长，因为那样会导致债务问题更加严重。

有没有避免的办法呢？当然有，比如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替代房产基建。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中央所希望的平滑过渡到其他增长模式上是相对容易一些的。可麻烦在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止这一个，甚至不止此前专家经常说的“三期叠加”问题：

——如果走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的道路，走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呢？面临着国内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一个基本原理是，收入越多的人其实消费相对越少。由于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中国人大量的财富是以房产的形式存在的，再加上普通民众被房子、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压着，能动员起来的消费其实有限。再加上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甚至总人口即将出现下滑的情况，消费持续增长的动能不强。

——依靠新兴经济呢？近几年，在超级地租逼迫和技术进步两方面的作用下，电商、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增长迅速，似乎有望成接棒房产基建成为新的增长点。然而，新兴经济整体上亲资本、远劳动。电商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批发零售业，损失不少就业。智能制造，则必然在极大提升效率的同时，对就业没有太大帮助。未来随着AI换人趋势出现，就业损失将更加严重。在中国这样原本依靠庞大制造产业维持就业的国家，这样的趋势无疑是存在巨大风险的。

——再次利用出口导向呢？中国出口产业规模可观，是现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以空间换时间，寻找重启增长的办法。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企业很大程度上并未掌握国际产业组织的主导权，贸易战和即将到来的产业转移不出意外将宣告此路不通。

——依靠财政刺激？财政刺激是中央政府手边最高效的政策工具，但由于财政制度的既有问题，地方债风险高企，一度到了动摇经济的程度。从去年央行和财政的争议也可以看到，中央内部对此意见并不统一。其原因在于，**在绝大多数地方，因为房地产早已挤占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如果不发展房地产，地方财政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而如果放开房地产，地方财政将进一步被绑架，就是饮鸩止渴。**完全依靠中央？在基建成本高企的今天，单纯依靠中央投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负债发展房地产，早已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旁氏骗局，现在正是骑虎难下的时候。

由此可见，现在的经济现实是，由于前期依靠房产基建增长的政策难以为继，中国面临着需求不足带来的产能过剩（特别是与房产基建直接相关的传统行业和公共事业）、超级地租带来的经济运行成本高企、以及围绕房产基建投资形成的巨大的债务关系网络。在此情况下，传统增长动力中的出口、投资（新经济和财政刺激）、消费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动荡。而宏观政策已经被逼入了死角，不得不变，但又无法确定该转向什么方向。

这里我一直用“房产基建”，是因为从增长角度来看，房产基建是一个整体。但其实，主导中国经济的就是房地产。原因有几个：一是，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的财力来自房地产，这导致了大量的腐败和深度捆绑；二是，相比基建，房地产是可交易市场，房地产承担了建筑行业的价值发现职能，定义了基建投资的成本和利率水平；三是，从统计数据来看，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增速远远超过基建行业，2008年之后的绝对规模也超过了主流基建行业（交通和电力）。

注：数据来自Wind

该图显示了主要国民经济行业的投资结构。可以看到，房产基建覆盖的四个主要行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电力热力燃气和水供、水利环境，合计占比一直在50%上下，远远超过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总和。其中，房地产业一家的增幅平均达到24.8%，是投资规模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行业，在部分年份超过了其他三个基建行业的投资增幅总额。

所以，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哪里呢？中央。这个国家，只有中央政府会在全局负责，也只有她能调动各种资源来努力平抑经济中的各种风险。实际上，习大大提出“房住不炒”，就是吹响了向中国经济最大问题进攻的号角，就是给人以希望。

然而，要找到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路径绝非易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处处可以听到“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豪言壮语，处处都是加快转型的强烈呼吁。然而，改革什么、转向哪里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此前发展模式和问题的深入反思，就不会有正确的道路。在这个荆棘丛生、猛兽蛰伏的岔路口，走错一步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崩塌和社会彻底两极化。

目前来看，2014年以来中央经济政策的重点偏重于降风险。所谓三去一补一降正是为了尽快化解明面上由房地产衍生出的各种问题。整体上，中央的战略是依靠中国的经济纵深，以空间换时间，尽量争取经济的平滑过渡（快速转型既不可能也代价巨大）。但在具体操作上，如前所述，面临着极多困难，以及路径选择上的困惑。所以，纵观近年来的重大政策，我理解，中央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是最稳健的；而在稳增长方面，则四面出击，多方试探，暂时还处于缺乏方向的状态。总结起来，政策线可以分为两条半：

——防风险政策，包括早期的“三去一补一降”，金融反腐，地方债务置换、明确“房住不炒”、成立金融委、发布资管和理财新规等。这些政策的目的都在于稳风险、去杠杆，主要思路是稳定房产价格，在保持市场流动性的条件下压缩影子银行体系，并规范地方财政、构建地方债务风险的防火墙。

——稳增长政策，一方面包括稳定出口政策、PPP项目政策、基建政策、减税政策、人口政策等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方面包括包括“创业创新”、环保、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所谓供给侧的政策。前者为了尽量保持经济增速，降低经济放缓的速度；后者在于推动转型和降低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减轻社会的负面影响。

——半条政策，是收入分配政策，包括房产税在内的财税制度改革，以及民众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些对中国经济关键的政策多仍停留在口头上，因此只能算半条。

我个人一直认为，最关键的政策恰恰在最后没有成型的这半条政策上。正如80年代改革充分地激发农民热情、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一样，**如今的收入分配政策仍将是促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顺利启动的关键环节。**当然，既然是关键政策，面对的阻力和困难自然更为巨大，这恐怕也是收入分配政策迟迟难以落地的主要原因。但我相信，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为全国多数人民的福祉、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着想，这些问题终会得到解决。

到这里，大概把近些年的中国宏观经济逻辑和政策逻辑梳理出来。最后作为一个普通的观察者，猜测一下201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特点：

1、贸易战的影响将在上半年逐步显现，可能导致更多的失业。下半年是否好转存在未知数。

2、部分新兴产业（如手机）的产能过剩将进一步凸显，但5G部署会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整个行业的下行风险。

3、房价继续稳中有降。尽管一些地方政府会放松调控政策，以保持增长，但预计中央不会出现实质性放松。

4、外资企业在华产业布局将进一步调整，部分行业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外资流出。

5、央行继续采用数量型调控政策，不会轻易加息或降息。

6、去杠杆的关键政策仍将持续，因此市场上资金面不会宽裕，影子银行系统出现大规模分化，一部分向正规金融靠拢，一部分可能面临债务的重组和清算。

7、房产税立法会有更多内容公开，但年内仍不会落地。

8、财政支出将在稳增长中起关键作用，交通基建和环保方面的政府投资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增加。

9、中央债务增幅加快，以换取地方债和居民债的增速放缓。企业部门债务走势分化，雷声仍将绵绵不绝。

10、总和生育率维持在低水平。

最后，作为一点题外话，正如上一篇我提到西方范式下的国际格局转换具有明显的内在缺陷，我认为西方经济学范式下的增长模式本书也有缺陷，这个缺陷和债务相关。反过来，我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走出一条创新而平衡的增长之路来。当然，这需要推动者有强大的智力、实力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