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你知道么？城隍庙曾经是难民营_风闻

1913年，当一位法国神父踏上中国上海的土地时，他还不知道，24年后，会有30万中国人的命运与自己紧密相连。

这位神父叫饶家驹，在1937年战火波及上海之时，凭一己之力集聚各方力量在上海南市区成立难民区，挽救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的生命，成为战时平民保护的典范。但这位辛德勒式的人物却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位老朋友。

大家来认识一下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法国神父来上海：意料之外

饶家驹原名罗贝尔·夏尔·埃米尔·雅基诺·贝桑热，1868年出生在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桑特镇。

1894年，16岁时的饶家驹加入耶稣会，这是法国当时的主流教会之一。但当时天主教和共和党的冲突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在反教权运动中，耶稣会甚至被逐出法国。

年轻时的饶家驹

二者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了饶家驹的职业生涯选择。法国耶稣会没了，饶家驹要想成为神父，就必须得自己寻找其他的培训途径。为了完成成为神父的修炼，饶家驹花费了19年，辗转英国、比利时等国家，牢牢掌握了英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还获得了丰富而直接的牧灵经验。

随着一系列精神、宗教、知识历练的结束，发“末愿”的时刻到来了，简单地说，就是要发誓献身并服务于耶稣会。

耶稣会会徽

你对这个图形的直观感受是？

饶家驹于1913年行了“末愿”，并在同年得知自己的第一个传教工作地点是中国上海。当时的他并不想去上海，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希望留下来帮助法国重建和加强天主教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年迈的母亲重病缠身，自己实在不方便离开。

耶稣会有着很强的传教传统

向欧洲之外的世界各地派出了大量传教士

（比如去印度和去中国的）

在写给会长的亲笔信中他说明了不想去中国的这些原因，但同时也声明自己既然献身耶稣会的事业，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任务，他都会尽力去完成。

在饶家驹之前

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活动历史

但其传教结果能保持下来的要大打折扣

最终，他还是听从组织安排，于1913年乘上了前往上海的船只。

安全区的建立

到了上海后，饶家驹凭借优秀的英文水平被耶稣会大学——震旦大学聘用，教授英语和自然科学；又于1914年担任了虹口教区的神父，服务当地的中国人和侨居的葡萄牙人。但不幸的是，他在一次科学实验事故中失掉了自己的一条手臂，因此常被称作“独臂神父”。

空空的袖管

独臂神父在他的学生和郊区民众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他个子高，相貌英俊，体格由于经常锻炼非常健壮，朋友口中的他“爽朗自信”、 “乐于助人”，常身穿一袭黑色长袍，胸前别一枚红十字徽章，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

可爱的一位

当时的上海，多数商业区和外国居民区都在公共租界和相邻的法租界。两个外国租界都朝向外滩，北接闸北，南靠南市，是上海最发达的地区。饶家驹所在的教区位于公共租界的东北部，平时，饶家驹穿梭于教会和学校之间，生活简单但丰富，直到进入20年代。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不断扩张下才有这样的规模

20年代的上海愈加动荡，出现了大规模反对在华外国势力的运动。北伐战争后期，上海的修道院也受到攻击，饶家驹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积累的人脉成功救下了修道院中的修女儿童、躲避巷战的难民，还因为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被提拔为万国商团的少校。

万国商团其实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此后的几年，少校也没闲着。1931年，参与了大洪水的营救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担任了华洋义赈会会长，在前线从事救援工作；1934年成为圣皮埃尔教区神父，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访伤者……成为了上海知名的公益人士。

饶家驹与救济中心的孩子

然而真正感动大多数人的，是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所作所为。

1937年8月13日，受日军攻击的上海满目疮痍，侵略者就在这一片黑暗中继续烧杀掠抢。淞沪会战后，成千上万人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

从繁荣富庶

到一片废墟

在南市区尚未沦为战场时，已经有众多中国难民向法租界寻求避难。他们挤在租界大铁门前，试图闯进租界。据估计，至少有25万难民没有任何保护，等待救助，若是无人照看而日军无差别轰炸，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军队在最初的战斗中没能将日本武装力量清除

以至于海上援军在登陆后得到接应

从南北两面向上海核心区挤压

饶家驹于是提出了建立安全区的想法，在他的眼里，“南市的这片土地，是为平民提供安全的地方……它肯定不是为了法国人的利益而设立的，也不是要保护南市的教会财产……安全区之所以存在，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租界区挡在中间

提供了很大的回旋空间和可能性

随后他便和日军展开关于建设安全区的谈判斡旋，并成立了“南市监督委员会”作为实践理念的执行机构。其成员来自法国、英国、挪威、美国等多个国家，这能确保在和列强交涉时得到有力支持，因为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社交工作中都很看重是否有“洋气”。

凭借杰出的外交和组织才能，他召集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官和军方人物在一起开会，经过三个昼夜紧张激烈的谈判，双方终于就建立难民区达成一致：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作为难民避难所，日军不得对此区发动进攻。

法文地图中的难民区 

深色部分

这块以饶家驹命名的安全区，南部以方浜路为界，贯穿了上海老城厢；北部以民国路为界，它过去是上海的旧城墙；东部和西部的边界则是法租界的界限。但除了方浜路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其余地方未设路障。

难民区地图

光建立难民区是不行的，关键是为难民的救援寻找资助。民国上海市长等为安全区提供了大量资助，但这还远远不够，饶家驹便开始了东跑西跑的“穿梭外交”：他去了日本会见外相广田弘毅，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甚至从罗斯福那得到了75万美元的资助，这在大萧条时期实属一笔巨款。

终于，在饶家驹和支持者的努力下，难民区建立，在此后几年成为数十万中国人的容身之所。

关于划定难民区的布告

安全区：地狱中的天堂

饶家驹安全区在整个1938年，为30多万难民提供了救济，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规模如此之大，安全区的管理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方便管理，安全区设有难民委员会，在职能上类似于市政局。委员会把安全区分为九个分区，每个区的区长由难民选出来的中国人担任，管理区下11个细分的部。区长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负责区内难民的登记、住宿、卫生、教育、医疗等等。

南市监督委员会

饶家驹为委员长

（来自黄浦区档案馆）

难民寻求庇护时，首先要接受检查，确保未携带枪械等违禁物品，接着要进行登记并获得一个印有个人信息的徽章，方便分配住处以及日后的物资。

收集前来避难的难民还只是第一步，真正麻烦且琐碎的是保证安全区内难民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

首先是刚需的饮食方面。开始时食物短缺，西方组织负责食物供应，每位难民每天的口粮也就是两个馒头和两块大饼干。随着组织运作的逐渐正规化，每个区都开始设立大米分发中心和食堂。难民领取大米需要凭票券，每人每日6盎司，儿童5盎司。在阴冷的冬天，送饭车还会把饭送到安全区内最困难的地方，通常是因生病等因素无法移动的难民屋中。

难民排队取饭

（来自黄浦区档案馆）

在想办法让难民“吃饱”的同时，难民区也在设法让他们“穿暖”，当然，这里的饱、暖，都是相对而言的。

1937-38的那个冬天，上海格外湿冷，无疑给难民区平安过冬增添了额外负担。饶家驹和他的团队从香港收来71袋捐献的衣物，并对衣服进行分类、挑选、清洗、发放，暂时解决了难民区的保暖问题。之后，从海内外收到的捐献衣物越来越多，“难民穿什么”的问题也勉强解决。

除吃、穿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难民区内设立的教育机构。

这块地区放在现在的上海是繁荣的市中心

放在当时则完全依靠外部支援

（难民区大致范围）

安全区管理部门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让难民的生活紧张充实才能保持区内的稳定。饶家驹也强调，难民需要学习一定的技能，方便日后离开难民区后找到工作。因此，难民区不仅为儿童办了学校，还为成年人开设了诸如编筐、做鞋、裁缝等手工课。

课堂除了学习，也是难民交往的场所。难民中有年轻的中共党员，对他们而言，难民营为物色、发展新成员提供了良机。据统计，在难民最后遣返之时，饶家驹安排了88个难民在1939年参加了新四军，为日后的敌后抗战保留了火种。

此外，为了保证难民区的卫生，中国佛教红十字会承担起了收集、搬运尸体等很多工作，安全区也成立了各种小队来打扫卫生，给难民进行卫生培训。在医疗方面，中华医学会在安全区设立了综合医院和妇产科医院为难民提供救助；而天主教会组织、修女会和慈善团体在医疗护理、药品配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陪同国际友人参观难民区

（来自黄浦区档案馆）

饶家驹几乎每一天都会到安全区巡视，确保一切正常，也会领着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人参观安全区，以让安全区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想必在向观众展示安全区的众多成就时，这位独臂神父的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吧。

1940年，上海时局渐稳，难民大多数回了家乡，饶家驹也在阔别家乡27年后于6月回到了法国。南市难民区被《日内瓦协定》以“饶家驹安全区”为概念记录下来，成为他人道主义成就的文字裱框。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但做过如此重大工作的他却并不为人所知，相当一部分历史学者不知道他，多数中国人民不知道他，连后来的耶稣会也没提起过他。

饶家驹墓地纪念碑

而当我们这些中华儿女想起那段血火纷飞的岁月，感恩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时，也不应忘记这位来自法国的老朋友。

参考文献：

［1］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战时的上海难民》[M].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史话黄浦：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DB/OL].http://www.ccphistory.org.cn/node2/shds/n58/u1ai270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