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朱云来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批判违背了常识_风闻

      朱云来在去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

        【高房价背后是货币供应总量快速增长现象。拿普通人来说，无非是哪儿收益高放哪儿，放股市上，历史的几次大跌也让大家产生了担忧，而房子是看得着摸得着的东西，而且价格目前还在涨，所以，投资房地产才成了一个好的选择】。把房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市场的货币总量过大。

      逻辑上，说中国的”货币总量过大“，不管这么说话的人意识到了没有，都是在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人民币汇率明显没有今天这么高，是不会有人说中国的货币总量”过大“的。比如印度卢比，货币汇率低，谁也不会说他的”货币总量过大“。

        事实上，指责中国货币总量“过大”，都是从货币代表了的一定价值量出发来认定的。如果人民币的价值量偏小，现有的货币量就不会被认为“过大”。

        可是如果货币量真的“过大”，就意味着货币的稀缺性降低，它的价值量也就会降低，而价值量降低了的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就减少了，货币总量也就不存在“过大”的现象了。

        也就是从货币的价值规律来说，货币总量“过大”是一个悖论命题：

        货币没有贬值，意味着货币稀缺性没有降低，显示货币总量不存在“过大现象”；

        如果货币贬值了，则意味着货币代表的价值量降低了，那么就需要这么多的货币量，才能够满足市场价值总量对于货币量的需求。也就是说，中国货币总量没有“过大”。这是一个市场逻辑。

        显然，说中国货币总量“过大”的人们，是在思维中违背了市场逻辑。所以才会用一个虚假的悖论命题，来批判中国的货币现象。

        他们自以为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却没有明白市场规律是什么，只因为中国的现象与他们所崇拜的国家不同，就要找理由来批判而已。是否符合市场逻辑，他们没想过，也不会去想。

        他们当然也不明白，现代货币是国家信用。一国的货币量增加——请记住是代表了一定价值量的意义上——是市场对于国家经济前景的信心的表现。

        这也是主观价值理论在市场上的被验证。只有市场各方认定了需要这么多货币量，才会有这么多货币量。如果市场认为不需要这么多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现象。

        于是，批判中国货币总量“过大”人们会说，我们说中国货币总量“过大”，就是因为货币总量多了，会导致货币贬值、通胀上升。

        那么，市场上的货币贬值、通胀上升真的是因为货币总量过多吗？不是的！学过西方经济理论的人，应该都知道“费雪方程式”：MV=PT     这个公式当中，M是指货币总量，V是指货币流通速度，P是指商品的平均价格，T是指总交易商品量。

        在这个方程式中我们可以知道，商品的平均价格与货币的流通速度成正比。货币流通速度越大，商品价格就越高。因此，在经济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

        当通货膨胀的时候，央行拼命收缩货币总量，通胀却依然膨胀；

        当通货紧缩时候，央行拼命增加货币总量，物价却依然走低。

        后一种情况，我们在近些年欧美日各国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央行向市场购买资产的方式，直接大规模发行货币，却长期没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事实中，可以看的很清楚。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执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后，截至2016年6月20日的日本货币供应量已达400.47万亿日元，历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亿日元。日本央行在黑田东彦担任行长后从2013年4月起推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力争实现2%的通胀目标。

        分析人士指出，从现状来看，由于日本银行贷款增长乏力，资金未必流向企业。不仅对经济的提振效果不明显，还有观点担心，未来一旦日本经济在国际上遭遇信用危机，过剩的货币还可能引发日元贬值和物价暴涨等风险。

        日本央行的货币供应量被称为“基础货币”。其中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余额为300.7万亿日元，剩余的99.77万亿日元以纸币或货币形式在社会上流通。

        从日本央行的这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央行供应的400万亿日元货币量中，仅有不到100万亿日元进入了商品流通环节，其余的300多万亿日元都在央行睡大觉。

        所以日本央行只好购买市场资产，对流通环节直接投入货币。

        不过，由于市场各方对经济前景悲观，央行直接向流通环节投入的货币，在进入资产出售者手中后，又退出了流通环节，市场通缩依旧。

        这与中国市场上，各方相对较乐观的市场预期环境下的央行货币政策效果大相径庭：

        中国央行只是把原来被冻结的商业银行的货币解冻了一部分，就提高了市场经济活动者对于市场前景的预期，流通环节中的货币流动速度加快了。

        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够在全球通缩环境下，依然保持较快速度，当然相伴随的是物价指数也比较高一点。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指责中国“超发货币”，导致货币总量“过大”的人们在颠倒黑白：

        中国没有印钞，市场上的货币总量增加是市场信用膨胀的结果；

        印钞的是欧美日各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央行。

        从费雪方程式的分析中也可以知道，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流通中的货币周转加速，与市场货币总量没有直接的、确定的关系。

        所以，货币总量增加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不存在确定的关系。用会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为理由，批判货币中国的总量“过大”——在这之前别的国家从没有被人用这个理由批判过——是与事实和逻辑不相符的。

        并且，这样的观点更直接违背了他们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崇拜者，应该遵循的主观价值理论，以及正统西方经济学中比如费雪方程式这样的一些教条。

        最后，一些人可能会说，当今的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发达，所以就应该以西方国家的现象为标准。中国的货币总量与GDP的比值大于西方国家，所以中国的货币总量就是“过大”。

        本来，对这样的愚蠢观点大可以一笑了之。因为经济现象是否合理，应该以由这样的经济现象构成的环境下，经济增长的状况如何来评判。而不能用某种特定的经济现象做标准。尤其是被当作评判标准的现象，伴随的是经济发展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但是我这里偶然找出了一些数据，可以证明中国的货币总量与GDP的比值，并不见得超过了西方国家。

        下面是日本一些有关的货币数据情况：

            2016年10月-11月日本货币M1M2M3平均余额

单位：万亿日元,当月平均余额    

货  币 10月 11月 环比增长%

一、货币M2 944.8 951.8 0.74

二、货币M3 1,266.8 1,273.8 0.55

1、货币M1 673.2 678.3 0.76

（1）M0现金 92.2 92.6 0.43

（2）存款 581.1 585.7 0.79

2、准货币 562.2 562.6 0.07

3、定期存单CD 31.3 32.9 5.11

三、广义货币L 1,651.4 1,659.4 0.48

          日本广义货币L总额月平均数据

  日本中央银行          单位：万亿日元，月平均值

项  目 10月 11月

广义货币L总额 1,651.4 1,659.4

1、货币M3 1,266.8 1,273.8

2、金钱信托 219.9 220.1

3、投资信托 105.1 104.7

4、金融债券 3.3 3.2

5、银行对社会发行的普通债券 1.0 1.0

6、金融机构发行的商业票据CP 0.7 0.7

7、国债 20.4 20.4

8、外债 34.2 35.5

        广义货币（Broad money）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和狭义货币相对应，货币供给的一种形式或口径，以M2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是交易货币（M1，即社会流通货币总量加上活期存款）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

        但由于历史原因，在不同国家其统计口径及表示方法会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国的经济统计中，常常以M3表示广义货币;而在英国，则以M4表示。

        狭义货币（M1）=流通中的现金+支票存款（以及转账信用卡存款）

        广义货币（M2）=M1+储蓄存款（包括活期和定期储蓄存款）

        另外还有M3=M2+其他短期流动资产（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

        从上面的有关数据分析，日本M2总量951.8万亿日元，相当于9万亿美元。日本的GDP相当于中国的40%，按照日本的M2总量与GDP的比值，中国应该的M2总量应该为22.5万亿美元，约为150万亿人民币。2016年8月，中国的M2总量为151万亿人民币。这说明与日本比较，中国的M2总量基本合理。

        日本广义货币总量1959万亿日元，相当于16万亿美元。日本的GDP相当于中国的40%，那么按照日本的这个广义货币总量与GDP的比值，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应该为40万亿美元，也就是260万亿人民币。

        可是2016年8月，中国的M2总量为151万亿人民币。如果只用M2的数据作比较，显然中国的货币总量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不过因为没找到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数据——批判者们都没分析过这个数据，所以就此说中国货币总量太小，是不符合逻辑的，当然在没有确定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是多少的时候，也就不好说中国的货币总量“太大”了。

        日本的广义货币1659.4万亿减去它的M2总量951.8万亿，为707.6万亿。M2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为57.36%；如果按照这个比重测算，中国合理的广义货币总量应该为263万亿人民币，与上面推算的合理广义货币总量260万亿相当。

        考虑到中国的M2总量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中国市场的融资环境偏重于银行信贷，也就是M2在广义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会偏高，逻辑上，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会低于26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与GDP的比值，很可能低于日本的这个比值，中国的货币总量不是“过大”了，而是过小了。

        有人会说，日本原来也是一个货币总量过大的国家——在批判中国货币现象之前没人这么说——所以中国与日本的比较不能证明中国的货币总量没有过大，应该以美国做衡量标准。

        可是美国不公布M3的规模。美国M2总量为12万亿美元。如果只比较这个指标，显然美国货币总量严重偏少。可是我们知道，M3中包括有各种债券、信托、金融票据等内容。其中仅美国国债就高达19万亿美元，再加上美国特别发达的金融信托与企业债券活动形成的货币规模，美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与GDP的比值不会比中国和日本低到哪里去。

        上面已经说过了，衡量任何经济现象，标准应该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不应该是某种特别模式。同时通过对美日两国的货币现象分析，也证明了中国的货币总量未必就特别大。

        所以，“中国货币总量过大”就是一个虚假命题。于是，把中国的房价上涨原因归结为货币总量过大，也就没有根据了。

        为了批判中国经济现象，朱云来还从债务角度进行了指责：

        【我们2017年80多万亿的GDP总额，年底债务存量差不多有600多万亿，和国际上其它国家相比，比例非常高。过去40年经济10%的平均增速的背后，资产以及债务以更高的速度快速增长。】

        中国的债务总量是多少，我在网上搜了一下，2018年看到一个大的数据是241亿；一个小一点的数据是184亿。

        另外看到朱云来对中国债务总量的估计数据，2016年是300亿，到2017年就变成了600亿！

        这是违背常识的变化。除了“人有多大胆”以外，应该没办法解释朱云来的这个数据分析的依据是怎么来的。

        把负债与GDP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资产进行比较，是被西方错误的经济理论洗脑以后，丧失经济常识的又一个表现。

         西方人如今对于宏观债务分析着眼于社会债务规模与GDP的比值。指责中国债务规模偏大，也是使用债务规模与GDP的比值“过高”的理由。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7年4月4日报道，【国际金融协会说过去十年间，包含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70多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215万亿美元（约合173万亿英镑），或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5%。】

        与这个数据对比，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最大估计数据，是相当于GDP的280%。很奇怪，当外国媒体公布了国际上对于评估中国经济形势有利的数据的时候，国内的财经评论人士会一致地看不见。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一、即使按照西方人的分析方法，用债务与GDP的比值衡量，中国的宏观债务水平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中国的这个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宏观债务，伴随的是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

        三、因此，当今世界的债务风险，明显的更严重地存在于中国以外的经济体。        

        再说说西方人为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

        我们从常识分析可以知道，债务风险在于偿还能力不足。而作为债务的偿还能力的衡量标准有两个：

        1、债务人的盈利能力；

        2、债务人的资产规模。债务人的盈利能力越强，或者对应债务的资产相对规模越大，债务风险就越小。

        而GDP并不代表债务人的赢利能力，也不是债务人的资产，凭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呢？

        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可以用于债务的偿还保障。在逻辑上可以被用来偿还债务的，只剩下税收一项来源。

        而税收的规模是与GDP的规模成正相关的关系。

        逻辑上，如果债务与GDP的比值较小，从GDP活动中获得的税收可用于偿还债务的比率就会比较大，债务风险就比较小。至于常识中要求的资产负债率指标，西方国家已经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了国有资产收入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具备通过GDP的增长实现税收的必要增加，来偿还不断增大的债务，他们也只能指望这唯一的一项偿债来源了——尽管这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

        从西方国家运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债务风险一直在不断加大。原因很简单：他们之所以只能用这个指标作为分析手段，是因为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

        而之所以会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是因为GDP活动中的税收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政府调控经济的需要，只好把国有资产卖掉了。

        而没有了国有资产的西方国家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了国有资产的收入。

        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当然税收增长也就越来与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必要开支。政府债务因此也就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债务增加，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债务增长。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5年间，英国民间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

        宏观债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民间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当然意味着政府债务更迅猛地增长。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像中国一样，还有着大规模的国家资产，并有着可观规模的国有资产收入，他们的债务规模增长绝不会这么迅速。所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而不是用负债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显然更靠谱。这也应该是常识。

        而今天的中国，因为有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收入，显然是可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的。据有关部门报道，2017年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累计实现利润3120亿元，同比增长3.2%。

        同时，央企债务杠杆有所下降，2017年3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6.5%，比上年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

        舍去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采用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不用，却用经济状况与中国大不相同环境下，西方国家不得已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混淆了不同的事实区别，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错误的。

        所以，西方人的宏观债务分析方法，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得已而采用的；不适合用于中国情况的分析。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财务常识上，都是如此。

         显然，朱云来批评中国经济中债务过大，是依据西方人的错误观念来的，是违背了经济常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