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塞拉利尼们参与“争鸣”吗？_风闻

提要：普兹泰研究和塞拉利尼研究所带来的“学术繁荣”造成的后果是，一些国家竞相追求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严苛性，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严重的结果是，这反而增加了公众忧虑，让某些国家的国民陷入了迷信式的恐慌，从而让转基因这项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进更加艰难。

最近读到一篇奇葩论文，《科技期刊开展学术争鸣推动学科发展——以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例》（以下简称为《争鸣》），发表在2018年第11期《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上（见http://www.cjstp.cn/cjstp/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807270673&flag=1 ）。该文呼吁科技期刊应积极搭建学术争鸣平台，多发表转基因的争议（争鸣）论文。

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因其不合格论文被撤稿而引发了巨大争议

《争鸣》文章的荒谬依据

《争鸣》文章说，如果期刊编辑和评审专家将确保发表的论文具有百分之百的科学性作为任务，以“共识”作为标准有选择地发表“正确”的稿件，而拒绝有争议的稿件，必然导致学术气氛变得谨慎而保守，不利于科学发展和科技创新。其理论依据是：由于科研人员知识背景、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试验条件等不同，对某一领域某个问题的研究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有通过不同的观点、理论和学说之间的讨论与争鸣，才能纠正认识上的偏见。文章以1999年普兹泰（Pusztai）论文和2013年塞拉利尼（Séralini）论文的发表带来的学术影响得出结论：两篇反转论文造就了转基因安全研究的繁荣。

《争鸣》文章显然没搞明白“争鸣”的基础，即只有**观点可以“争鸣”，而事实无需“争鸣”。**某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否是一个能够下结论的事实，而不是永远可以争鸣的观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没有因为塞拉利尼们的“争鸣”而有了不同结论。

另外，《争鸣》文的作者对科学研究规则是无知的，更别提转基因的安全评价研究。即便科研人员知识背景、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试验条件等不同，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认识是一致的，否则就无法以统一标准来评价科研过程和成果。

以塞拉利尼的研究为例，其试验材料和试验样本的选择均不符合科研规则，其研究结论是无效的、不可重复的，且其对试验结果的解读也是错误的。《食品和化学品毒理学》（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在塞拉利尼文章的撤稿声明中也承认，该论文审稿过程中的同行评议有瑕疵，论文发表后，同行质疑其研究的理由是充足的。

普兹泰的研究同样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试验的动物太少，缺乏合适的空白对照，喂养老鼠的膳食营养结构不平衡，以及用生土豆喂老鼠。这些都可造成试验结果不支持其结论。

或许是对这些背景不了解，《争鸣》文居然认为发表争鸣论文有助于改进实验方案，提高实验设计的严密性！这完全颠倒了黑白。普兹泰、塞拉利尼们明显是被教育、批评的对象，是他们的实验方案需要改进、需要提高实验设计的严密性，而不是反过来。科学界的实验设计早已有了严密的规则，哪里有必要让塞拉利尼们来改进。不规范的科学研究对于科学认识的推进毫无意义，最多成为科学研究历史上的负面教训，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学术繁荣带来任何积极影响。如果不规范的科学研究能作为“争鸣”的参与者，那么科研规则就没必要存在了，科学共识也就永远无法实现了。

《争鸣》文章无视反转的负面影响

《争鸣》文以《柳叶刀》（The Lancet）当年“勇于”发表普兹泰论文为例，鼓励科技期刊应该应肩负起应有的道义和责任，积极搭建学术争鸣平台，兼容并蓄，敢于刊发虽存在缺陷但有着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来引导争鸣。

作者又说反了，这样的行为恰恰是不负责任的。

当年《柳叶刀》编辑部解释说，发表普兹泰论文是因为其公众关注度，并不意味着认同其结果。然而，反转舆论认为，作为权威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发表普兹泰研究，恰恰说明其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同样，作为一份国际期刊，《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发表塞氏研究也给了反转舆论巨大的理论支持，“良心科学家”成了塞拉利尼头上的光环，即便文章被撤稿，他也依旧是悲情英雄。朋友圈仍在大肆流传的“央视终于承认了，转基因食物可以致癌”说的正是塞氏研究，并没有因为撤稿而损失其“权威”效应。

这就是不负责任的研究和不负责任期刊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影响了社会舆论、国家决策和产业走向。

负面影响不仅于此。为了反驳塞氏研究，欧洲的三个项目共计耗费1500万欧元（超过1亿元人民币），最终得出结论，没有发现转基因玉米NK603的慢性毒性和致癌性相关的毒理学效应。媒体纷纷对此发出疑问，**花一亿元驳斥一篇错误论文值吗？**我们还需要追问，这就是《争鸣》文章所追求的学术繁荣吗？

这所谓的“学术繁荣”还造就了一个后果，这么多年来，由于普兹泰研究和塞拉利尼研究的影响，一些国家竞相追求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严苛性以安抚公众忧虑，于是无谓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评价项目。比如，在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中，相当多的项目是做安全评价而不是做新产品研发的，而那些安全评价很多超出了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范畴，做完老鼠的试验还要做猴子试验，做完90天试验还要做两年试验，以追求所谓的“最严格”。这些不必要的严苛的安全评价研究还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安全评价的工作大都不是为了学术创新，而是为了完成评价的任务。这样的“学术繁荣”除了浪费社会资源，没有任何创新价值。

过度追求转基因安全评价的严苛性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严重的结果是，这反而增加了公众忧虑，老百姓会认为，一种安全的食品无需如此兴师动众。

塞氏研究带来了马太效应般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让某些国家的国民陷入了一种纯粹是迷信式的恐慌，从而让转基因这项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进更加艰难。

《争鸣》文章的五位作者中，有三位来自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其中通讯作者魏秀菊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也是《农业工程学报》常务副主编。这样的身份，却对科学、事实及逻辑不具有最起码的认识。如果反转人士读到《争鸣》文，想必会大声疾呼“农业农村部专家支持塞拉利尼研究”，这个结果在标题党横行的年代可能会被进一步引申为：农业农村部支持塞拉利尼的研究。细究之下，这篇论文的恶劣性，远非当年农业部机关幼儿园拒绝采购转基因大豆油所能比拟。

基因农业网 孙滔/文 http://www.agrogene.cn/info-53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