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 何以改写北京中心的政治空间？_风闻

戴阿宝 /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研究员

［导读］中国传统上以方正为美，中国建筑也讲究“横平竖直”，圆形元素在建筑中比较少见——大多数人除天坛外说不出第二个。然而，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厚重、方正、庄严的建筑群中，那座明亮、轻盈、圆润的国家大剧院，无疑是又一个美丽的例外。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体现着国家意志神圣感与崇高感的规训空间里，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鸭蛋”静静躺在广场一角，以其亲切舒缓的造型与亲水空间释放着广场游客的压抑感与渺小感。本文认为，建筑师安德鲁在设计国家大剧院的过程中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建筑师对建筑本身的考量，而是在为中国首都的政体空间提供一种来自西方民主社会的改造，而对这一改造的接受，正体现了当今中国政治意志的现代意识与开放意识。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中心空间的扰动

撇开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人帮助制定的北京市总体规划，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是以一个中心、一个十字和若干圆环为基本骨架和特点的，而且这一思路在历次总体规划修订中不断充实完善.今天我们看到的北京城区，就是这一规划理念的产物。一个中心是指天安门广场，一个十字是指南北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的交叉，而若干圆环是指已经建成的围绕城市核心区域的六条环路，据说还有建设“大七环”的构想。

以长安街为界，北京的中心被分隔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是人所共知的故宫，这也是一度让安德鲁迷恋的透露大量中国历史文化密码的皇家宫苑；南部则是以西式广场空间为基调，周边布置了象征新权威的一组高大的建筑——国家博物馆（即原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后来的毛主席纪念堂。南北两个部分之间不仅有内在联系，更有历史的替换关系：今日的故宫已经成为一座历史博物馆，一个供人们参观的历史文化场所，它所扮演的角色几乎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而是更加凸显了文化底蕴，它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帝王政治体制和空间结构的形态和意义，但所有这一切都隐蔽于作为文物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皇家场所、皇家器物、皇家规制的幽处，人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通过历史想象而回到过去的皇家气象。而天安门这扇皇家大门向后来的西式广场的敞开，则更为明确地表达出这种传承和接续的意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一个充满现代感的规制空间。天安门广场无疑是在向世人展现一种历史进程中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格局。一旦人们投身这一阔大的空间，渺小地驻足其间，一种生命本能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举目四望，广场上的建筑不仅挺拔高大，而且正义感十足，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强大的精神支撑。现代权力空间已经完全取代了古代权力空间，并且进一步成为人们向往的安身立命的理想场所。当人们回望雄踞北方的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建筑群落时，会感到权力的传承与接续在光阴荏苒、时空变迁中使人有了一种生存的底气。

在红色中国的政治架构中，文艺处于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上层建筑位置上，有关它的空间安排应该贴近于实体性政权的运作机制。当年毛泽东把文艺定义为两支能有效打击敌人军队中的一支，可见文艺承担着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功能。于是，国家级别的大剧院被规划在紧邻城区政治中心的位置，既为政治中心服务，又参与政治中心的运作。据说当年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确定了与人民大会堂一街之隔的国家大剧院的选址规划，而且即使在21世纪之交北京城市建设一日千里，北京市总体规划不断调整，资本强势运作大有吞噬一切的情况下，这块在五十年前规划中确定的土地竟一直保留了下来，几乎没有挪作他用。

然而，今天的国家大剧院明显扰动了建国初期天安门广场规划的整体稳定性，使昔日南北承续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偏移。据文献记载，按照安德鲁当年的设计，他所考虑的绝不仅仅是国家大剧院作为一座单体建筑所具有的文化功能问题，实际上他还同时考虑了作为城市核心区域之建筑对天安门广场的空间结构所具有的功能性改造问题。如果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只是从中共意识形态出发来安排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格局的话，那么，作为建筑学家的安德鲁，他的构想则是以国家大剧院的建设为契机，通过对这座建筑外观的创意性设计，通过对其周边空间绿植的培育和水面的保留，以及通过对国家博物馆东侧进行大面积的绿化铺陈改造，使天安门广场的整体空间意蕴发生彻底的改变，从一个单纯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空间转换成一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城市空间。

或许在安德鲁看来，国家大剧院的建造，已经不仅仅是在设计一座国家级的艺术殿堂，而且是在为当代中国首都的政体空间提供一种来自发达世界的建筑诠释：它在其微观场域内形成了一种国家对人民的充满温馨而魅力四射的召唤。想想悉尼歌剧院、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百老汇、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这些世界顶级的艺术圣殿，不仅是国家荣誉的象征，而且是政治权威体制的某种柔性表征。对于安德鲁来说，中国的国家大剧院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它对一个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首都中心区域的政治空间重塑的狂想更具有撼动人心的魅力。

******▍******明亮与圆弧的反叛

改造天安门广场空间的冲动不仅表现在空间软环境的营造方面——从生态角度整体性地改善广场的质地感觉，在硬质的外围构造出一个软质的缓冲地带，使进入者能以轻松的心境面对中国首都的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政治空间，而且表现在建筑本身的设计上。安德鲁对此花了不少的心思，材料上的明亮和造型上的圆弧，反差性极强地把国家大剧院植入了一片坚实的大理石和厚重的水泥建筑的棱角分明的硬性空间中。

翻阅有关国家大剧院建设的历史文献可知，当年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主要争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一是文化。前者陷入建筑学家设置的特定技术问题中，充斥着对安德鲁方案违背建筑理念和建筑规则的批判；后者从后殖民主义高调介入，提出安德鲁的颠覆性设计以及在中国建筑学界获得的追捧，完全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渗透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这两个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审美感觉——对人审美感觉的重塑问题。置身于国家大剧院的面前，与它相对而立，一种强烈的视觉印象在平静水面的衬托下切入脑海，银白色通体明亮的圆弧和环绕圆弧下方的通透的大玻璃窗，这是在钢结构支撑下由一万八千多块钛金属板拼合出的神奇外观。这里面透露着一种通过建筑外观来重构人的审美感觉的另类意味。

可以设想，安德鲁所面对的空间环境，是一个凝固了千百年历史的中国政治文化沧桑的场域，它的任何空间安排都是围绕一个具有核心意志的能指，深厚的历史感和庄严的崇高意识构成了广场以及广场周边的空间气息，其中的代码是由雄浑的横平竖直的立体线条勾勒出来的，两个所指的衔接也是依靠着某种有力度的线条、某种难以言说的历史厚重感来完成的。当年的安德鲁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延伸这样一种既定的空间规则，在建筑形态上用垂直、厚重、高大等建筑词语来给人以尊严感、神圣感；一是独辟蹊径，在现有的广场形态之外建立一种全新的审美规范，开拓出一种全新的游离性、差异性的建筑空间。虽然后者也必然会被纳入广场的整体氛围中，但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另类存在，它所传递的信息或许不再有历史延续的合理性，而完全是一种在非传统文化观念支配下的审美和建筑的解放。安德鲁选择的是后者，这一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它自身的期许，成为广场建筑群中最具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从建筑来说，细致品味，国家大剧院本身不是现代的，更不是后现代的，这一点不能不使人惊异。沿着这一思路会发现，国家大剧院没有用一种特别的艺术观念作为支撑，而是根据广场的整体空间氛围而特意设计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在展示一种建筑风格，也不是在实践一种建筑理念，而是一种改写城市中心空间结构的意识形态诉求。

安德鲁对于广场空间的认知，首先是建立在一种厚重得有些压抑的感觉之上的，这种感觉或许在他某一天登临景山俯瞰京城之时就明显地建立起来了，在一片琼楼玉宇的视野里，皇城的恢弘和秩序是无与伦比的；而视线的延伸同样会有令人震撼的收获，广场空间的空旷以及周边建筑的宏伟，不能不使人产生崇拜感和归属感，不过它的神圣，它的距离，它的权威，也成为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最严格的约束。于是，安德鲁或许意识到，在民主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今天，在威权意识形态不再能够有效地建立起统治尊严的今天，空间本身需要一种能量的释放，空间本身的权力意识需要一种软性的缓冲延展感来进行微观调控和装扮。这对于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域外建筑学家来说，是需要深刻体悟的。安德鲁的成功就在于他超出常人的敏感和悟性。

国家大剧院会重塑出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感觉呢？在安德鲁那里，大剧院外观的色泽似乎没有被特别提及，但是形状是他重点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因为建筑形状不仅具有审美功能，而且还决定了建筑物本身的实际效用。安德鲁是这样评价的：

复杂的生命，以越小的刻度来测量就越显得大，蛋的简单形状所包含的也是这个道理。大剧院形状的纯净、精密和准确也是如此。随着生命的展开，希望比想象中的要多。生命有其设定的功能，也有其可塑性。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去适应新的功能。一旦你被连贯的生命曲线抓住而融于它们的弧和扭曲中，曲线就会显得无穷无尽，令人目眩。生命初生之时，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打破保护它最初成长的壳，然后自由成长，走向世界。

圆弧所构造的曲线，其魅力就在于一种无穷无尽的生成感，这是源于对生命展开的感悟。这样的描述完全不像一个建筑学家思考建筑问题的方式，而更像一位哲学家不经意间的点拨。这是安德鲁面对一个建筑物所发出的形而上的感叹。一个圆弧，一个带给人以丰富想象的形状，一个卵子抑或一个子宫，一个孕育生命的摇篮……

国家大剧院的圆弧并不是要接续天坛，虽然它们都是以圆为建筑特点的，它不是把古老的故事继续说下去，而是要在对中心空间的拆解中颠覆其凝固的方正模式，这无疑是在孕育一个全新的生命体。圆弧和圆柱，形状上是有差别的，其中所蕴含的命意也可能是根本不同的。天坛祈年殿的圆柱是封闭性的，上下一体，它的视觉边界是稳定的，延伸感是可控的，这一形状不可能带来任何僭越的非分之想，而是一种稳重贯通的圆融，一种无欲则刚的内敛，而圆柱之上的圆形屋顶，不仅阻断了圆柱向上的能够延伸想象的态势，而且还以一种从天而降的重压形式使这一圆柱变身为具有支撑力的实用柱体，彻底抹去了视觉仰望所可能产生的无限张力感。国家大剧院的圆弧显然更具视觉魔幻力。圆弧本身的视觉触感是敞开的，它的运动轨迹没有受到任何外在的干扰，是在自然的空间天际中勾勒出它的外在轮廓线，这是一种与外界融合的不设自我藩篱的情形，而且在视觉捕捉这一圆弧时，钛金属片在规则接续中具有跳动感，这种镶嵌、拼合的图景会令视觉具有某种难以抑制的延伸冲动，人在充满块状的律动中收获身心的愉悦。

国家大剧院圆润抽象、如梦似幻的壳体。

******▍******壳体的景观政治

国家大剧院的壳体外观曾引发极大的争议。壳体的非实用性成为建筑学家们诟病的一大问题：这一华而不实的装饰性外壳，不仅浪费大量建设资金，而且它本身由于跨度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也存在难以估量的安全隐患（如应对地震），面对北京的多风沙天气，银白色的钛金属板还会落得灰头土脸难以清洗的下场。

其实，对于国家大剧院的壳体建筑结构，从内到外，安德鲁都有值得留意的说法：“建筑的外壳设计算不上是技术上的突破，但它是一个巨大且充满活力和感染力的内部空间的覆盖物。当你身处大剧院中的时候，随着视点转移，不同景致始终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内容丰富多变，尺度处理到位”。安德鲁所得意的只有壳体才可能营造的国家大剧院的内部空间，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壳体覆盖物的存在，各自为政的空间变得混杂而又有序，塑造出区隔而迷离的多变性。这是一种脱离了古典主义秩序的在现代抽象和后现代破碎之间走游的混搭的空间效果。安德鲁对这一壳体的外部空间的想法更值得关注。“安德鲁认为，从建筑学本身来看，大剧院将和人民大会堂形成一种古典的抒情性的对应结构，即反向的冲突。人民大会堂具有醒目的完全由直线构成的、新古典主义的正面，而大剧院仅有一座几乎完全由曲线构成的穹顶。两座格调完全不同的建筑各自表述着自己的时间和功能。大剧院表露出一种‘非紫禁’的神秘和宁静……”安德鲁所谈论的国家大剧院建筑的美学价值，就是这样一种空间形式反差中的令人向往的“‘非紫禁’的神秘和宁静”。

不过，如果仅仅考虑安德鲁论述国家大剧院壳体的美学价值，就说安德鲁尝试在北京城区的核心位置建构一种差异的美来软性地诱导人们改变审美观念，那恐怕不足以使问题得以充分展开。其实，国家大剧院的壳体构造了一种不易觉察的景观政治。景观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操控技术。在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中，安德鲁实际上为中国输入了一种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小的距离，虽然这一理念与中国红色记忆难以找到契合之点，但是在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全球化语境里，政治意志期待一种现代意识的融入，期待一种开放意识的融合，更期待外来的现代理念作为一种改革动力和开放标志。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他者，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容纳另类，这是一个政体获得持久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民族获得不断新生的难得机遇。所以，大剧院政治意志的象征之所以在表面上被建筑的剧院功能和现代风格遮蔽，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功能和风格的安排，其实是在通过宽容的现代理念和兼收并蓄的古典精神把它们接纳为自我机体中的一分子，如同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接纳玻璃金字塔一样。安德鲁正是在中国谋求深化改革的语境里找到了实现自我梦想的路径。

国家大剧院的壳体技术并不算新颖，但是壳体技术所彰显的景观政治在含蓄中具有意想不到的颠覆性。由于这一壳体的植入，北京城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落发生了深刻改变，这种改变生发出一种不能不令人心动的建筑景观和政治愿景。这确实是法国建筑学家安德鲁先生留给北京的一份令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或更进一步乐于接纳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