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朋友们交代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旧文选编_风闻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9-01-14 19:29
( 驱逐舰051按:风闻的有些网友想要了解我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思想。
我答应过其中一位也是思政老师的朋友,要交代一下自己迄今为止的思想历程。
我想,最好就让当时的我现身说法地说话吧。
于是我在自己的电脑里搜出了一些旧文。
今天发的是2006年10月,我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写的一篇“小小说”——那时我读研的学校在搞纪念长征胜利的征文活动,我写了这篇本来想要参加,但终究没有投出去,而是将它放在了自己那时化名开的一个博客上。
因为那正是学术界、文化教育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为泛滥猖獗的岁月,我读研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我能做的,就是借助于笔下的这些人物和故事,默默地告诉自己应该坚持什么,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潮冲撞中,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这次你要采访的是个很特殊的人物,小等。”总编的眼镜后边放射出深沉的光芒。
能怎么特殊呢?我心里嘀咕着:这次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我们《历史纵横》杂志特地推出了“长征英雄话当年”系列人物访谈录。算一算,从年后到现在,我采访的亲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已经不下二三十位了,采访的感受嘛——说句不好听的:大同小异。无非就是“苦难家史——参加革命——艰苦岁月——告诫后人”这么个模式。老人们的记忆力大多不太好了,口音又重,有时会说错战斗的时间地点,有时会纠缠于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细节,有时虽然他们口中会吐出一两个我觉得可以挖掘的细节,可是深挖下去他们又语焉不详了。反正采访的安排都是总编和那些干休所啊疗养院啊或者直接和首长的秘书什么的联系好的,我只管执行就是。
“ 楚英同志是四军团妇女教导营的指导员。她在长征中的经历极其惊险曲折。更不一般的是,她在解放后主动辞去了组织给她分配的重要领导职务,而以三十四岁的年龄到陇州大学经济学系学习,毕业后一直在该大学任教……”总编凝视着我,又像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东西。
总编还没说完,我就极其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次采访的看点所在,甚至都拟好了这次访问记的标题:“从女兵到教授”——虽然怎么看怎么像一部老电影的名字,不过相信这么一来是可以抓住读者的眼球的。而且我也兴奋起来:这老头子终于帮我捞着了好东西——“老题材,新意义”嘛。
下面是这次采访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这的确是我经历的最不平常的一次采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楚老,能谈谈您解放后为什么放弃了陇州市军管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的职务,而到大学读经济学吗?
楚老(以下简称楚):革命需要。形势发展的需要嘛。
记:可是,去担任领导职务,组织和管理国家的建设,这难道不也是革命的需要吗?而且据我所知,您几乎没有数学和外语的基础,而这是学习经济学所必备的。
楚(笑):我一个地主家的丫头,哪里来的数学和外语的基础哟!(凝神)不过你要真问,这话还真不短呢!得从长征时候我们经过懋功的时候说起。。。。。。。
记:这段经历,您刚才不是谈过了吗?还遗漏了什么吗?
楚(摘下眼镜,微微闭上眼睛):不是遗漏。是我开始和你谈的时候有意回避了一个人。
记 :谁?
楚:一个藏族姑娘。
记:您能详细谈谈吗?
楚(抿嘴,然后点头):好吧。其实你来采访我之前,我就一直寻思着要不要把这段经历讲一讲。
记:难道有什么不便吗?
楚(笑):你听了就知道了。
这个姑娘叫格香,那年19岁。原来也是领主家的放羊丫头。长得高高瘦瘦的,不过满结实。脸上和藏胞们一样,黑里透红的,其实呢,倒是个大眼睛的漂亮姑娘。我们的队伍离开那儿的时候,她就跑了出来,一定要参加。
记:让她参加了吗?
楚:当时有政策,为了团结番人(当时对藏族人的称呼)上层,不吸收番人参加红军,何况是女孩子。可她哪儿依,跟我们闹。她说自己懂番话,也懂汉话,前边要是再碰上番人部落她能帮着联络,她还会养马养羊,做羊皮袄子,会磨青稞做酥油,最重要的是,前边过草地,她能分辨野菜有没有毒,能找到吃的。
记:所以就留下她了?
楚(不好意思):主要是这小姑娘性子太烈,说到最后,一把老长的藏刀顶着自己胸口,说不依她就死给我们看。我看那架势,可不是闹着玩的,她真能干出来。我就跟营长说:我就做这个主,有错误我担着。给她发了军装和干粮袋,就算是入伍了。换军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她真是苦。浑身上下几乎到处是皮鞭印子,说是羊病了,丢了,死了,她就要分别挨不同数目的鞭打,有时就是乱打。我们这才明白她为什么非参加红军不可。
(奴隶出身的藏族女红军姜萍同志——原名山兰全措,红军长征经过阿坝时入伍)
记:那后来呢?
楚:她可活泼了,嗓子好,一天到晚唱着藏族民歌。我教她唱《国际歌》,她一学就会。另外,她是真能干,草地上那么潮湿,只要有格香在,我们不愁生不着火,不愁没有干地方宿营,不愁没有野菜吃。她还能钓着鱼,掏着鸟蛋给我们打牙祭,给病号加餐。大家不知道多喜欢这么个小百灵一样的姑娘。
记:那后来呢?她走完了长征到陕北了吗?
楚(沉默良久):没有。我们出草地的第三天她就牺牲了。
记(惊):是什么情况呢?
楚:快到陕甘边界的时候,我们遇上马家骑兵的袭击。我们营火力弱,分成几个方向突围。格香她很勇敢,一个人往和大队相反的方向跑,吸引敌人去追,最后,被追上了。(又摘下眼镜)我们后来找到那儿的时候,只见她身首异处,血肉模糊地躺着……我们没有给她发枪,她是活活地让好几个马家骑兵围着砍死的。那时我们枪不多,可我一直后悔,怎么没给她发枪??要是她有枪……(沉默)
楚:当时清理她的遗物,原来她在干粮袋里还珍藏着藏族的佛珠和转经筒——不知道是不是她的亲人传给她的,反正她一直带着,留着,也一定念想着。她慢慢知道,队伍上不信这个,可又不忍心扔掉,就一直那么藏着,我们也奇怪她人一天天瘦下来,干粮袋怎么一直就鼓鼓的呢?
记(沉默良久):可是我想知道,这和您最后作出去上大学的决定,有什么具体的关系吗?
楚:有。我教她唱国际歌的时候,这姑娘就问:“指导员,什么是英特纳雄耐尔呀?”我就说:“是共产主义啊。”可她一路往下问,我哪有那个水平回答呀。后来,她慢慢知道,红军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可是她还是不懂,一见了我,就缠着问。她说喇嘛们告诉过她:人有几世,世界上又会有多少劫。今世的劫是赎前世的罪,菩萨满意了,世道也就好了,她们这挨打遭罪的运也就转了。不过,这可能是下辈子的事。她就问共产主义也是这样的吗?我回答不是,她就要问:不是,那又是什么呢?一来二去,“共产主义”就成了她说得最好最溜的汉语了。直到被围那天早上,她还在念念不忘地跟我说:“指导员,有空你可一定要和我讲讲清楚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呀!”
记:原来是这样……
楚:从她牺牲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她能算是我们说的共产主义战士吗?她一直没弄清楚共产主义是什么。她是藏人,我后来才知道,对藏族同胞来说,信仰的世界是很重要的,几乎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核心。她和其他藏胞一样虔信佛教,佛教信仰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代表着她对未来——虽然也许是来世——的希望。现在,她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在这个队伍里,她知道她必须抛弃佛教了,改信一种叫“共产主义”的东西。革命队伍里的事实,让她模糊地感到:这个共产主义是比佛教更好的东西,可是她没有把握,所以她一直带着她的念珠和转经筒,也许她一直对背叛了她的佛陀带有负罪感。而她是多么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究竟为什么可以把生命托付给这样一种陌生的信仰啊!可是我这个红军的指导员却还没有她们寺庙里喇嘛的水平。这个19岁的小姑娘,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没有丝毫动摇,毫不犹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她刚刚接触到的那么模糊却又那么动人的新的信仰,我们谁有资格说她不是共产主义的战士呢?可是,直到看见她干粮袋里的念珠和经筒,我才猛然明白:她是带着那么多疑问,带着灵魂的不安甚至愧疚而离开我们的。我们活着的人,难道没有责任给她一个让她心安的答案吗?
记:就是为这个吗?
楚:是的,就是为这个。战争年代里我们所想的主要是消灭敌人,仿佛消灭了反动派,共产主义马上就会到来似的。可是有了这个对信仰极其认真极其执著的藏族姑娘的影响,我在那时就一直对什么是共产主义,怎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理论问题产生了一种可说是义不容辞的兴趣,说实话,也产生了很多在战争年代不可能得到解答的疑问。所以解放后,我也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英语和数学,当然是很大的难关,但是你知道,格香没有家人了,她的念珠和经筒一直是我保管着。也许就像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里写的,一看到它们,我就觉得她又要对我说话,又要问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来……建设年代里,我越来越感到,不仅是格香在问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领导人——每一位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不都是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提出和回答这样的问题吗?每当我们遇到重大挫折的或全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全部的疑惑归根到底不就这样两个问题:“这搞的究竟还是不是共产主义”以及“现在究竟该怎么理解和实践共产主义”吗?
记:我想我已经得到了这次采访想要的东西了,楚老。我能看看格香留下的东西吗?
楚:可以。
记:最后问一下,您到底是更喜欢当一个红军指导员,还是当一个大学的教授?
楚(思索片刻):如果格香活到现在的话,我想她还一定会叫我指导员,因为我一直就是那个指导员,一直就在完成那个指导员还没有完成的使命。
记:谢谢您。楚老。
——200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