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超智为何关注「被出卖的台湾」_风闻

葛超智为何关注「被出卖的台湾」

编译为张惠闵（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学士）、石佳音（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此文刊载于《远望》2卷7期、8期（2016年7、8月号；总334、335期）。

我的话

这是台湾一本杂志《远望》上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现在分享给大家。为了便于理解，在忠于原意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订。希望能够给大家看到吧，毕竟岛上的真正统派经过美、日、蒋几十年一贯的打压，现在已经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编译者的话

在二二八事件期间担任美国驻台副领事的葛超智（George H. Kerr），由于一贯主张台湾不应归属中国，而成为"台独"之友。但是，这位被称作「见证二二八的美国人」，据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指出：他在事件中是个参与者而非观察者。换言之，**葛超智就是肇事者之一，而不是见证者。他以其外交官身分，干涉了中国内政，对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扩大，以及逼使此前不久才撤兵回大陆的国府不得不再度派兵来台平乱，负有责任。**然而，长期以来，葛超智却被"台独"捧成类似参与美国独立革命的法国贵族拉法叶（La Fayette）似的英雄人物。今（2016）年2月，伪台北市政府更推出「用一生关注台湾的美国人──葛超智特展」，据说还因「反『映』热烈」，展期延至7月3日。那么，他到底是关注台湾的什么？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两个多月（1942年2月23日），葛超智在《远东研究》（Far Eastern Surve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福尔摩莎：殖民实验室〉（“Formosa: Colonial Laboratory”）的文章，向他的美国同胞展现他对台湾的「关注」。在其文中，葛超智以极其欣赏的语调，叙述并推崇日本在台湾所进行的「殖民统治实验」。他明言（編按：带下划线字皆翻译自葛超智原文）：「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最有趣的事情是日本藉由（在台湾）完善其控制和剥削的技术，并及时地将这种技术作为『日本治下的和平』（Pax Japonica）推广到全亚洲。」他更以钦羡的语气写道：台湾对日本帝国企图主宰东亚的最大用处，不是其作为军事基地的价值，而是其「作为测试『优等种族』（master-race）统治技术的社会学实验室」。

原来，葛超智有兴趣的是日本殖民者「控制和剥削」台湾的技术，是台湾被日本法西斯作为测试「优等种族」统治技术的实验室。原来葛超智是一位「用一生以如此角度关注台湾的美国人」。他这种反人权、反人道的「关注」角度，是"台独"绝对不愿让我们知道的。因此，我们将这篇葛超智初次表达他「如何关注台湾」的重要文章介绍给《远望》读者，让大家看看这位台独之友的真实面目。

 

“Formosa: Colonial Laboratory”的译文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太平洋发动攻击（即珍珠港事变），在此之前，台湾这座岛屿已为此准备了四十余年，并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在过去的日子里，台湾曾慷慨地付出余粮和原物料回报予在日本本土的台湾的主人，这些回报比起日本在台湾所花费的行政成本多得多。更甚者，假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大陆和岛屿上的孤注一掷获致成功，则上述那些可在收支损益报表上呈现的回报，比起日本将在这场豪赌中所期待获得的利益，更将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无论怎样都不会估计过高的。

日本南进政策的锁钥──台湾

台湾位于中国大陆沿海的中部，大致在日本最南方的大岛（九州岛）往南700英里之处，南距菲律宾最北端岛屿80英里，约略座落于东京到新加坡的中途。此外，据说在晴朗的天气里，甚至可以从中国大陆的沿岸遥望台湾北端的山岭（按：即七星山和大屯山）。日本将强大的军力经由台湾海峡部署到马来西亚和东印度群岛各处；日本海军也藉由基隆、高雄和澎湖马公三个港口来巡逻南中国的全部港湾。

距台湾西南海岸仅35英里的澎湖群岛护卫着台湾海峡。尽管澎湖群岛多年来不让外界观察，但是众所皆知，在马公历经了广泛的开发后，其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比起台湾本岛上的基隆或高雄可能更为强大。此外，由日本本土到台湾的商业船运和运输活动位于琉球岛链的后侧，有琉球群岛护卫，更搭配最强的空军基地──那霸作为后盾，因此比较安全。于是，日本部署军队至广阔的西南太平洋之前，可以利用台湾本岛来储存原料、修整军队；再者，相较于日本其他的首要基地，台湾更接近战争冲突的前沿（仅有750英里的距离）。总而言之，对于日本而言，台湾若能保持安全，日本就会有一个一流的基地。

日本人自己将台湾称之为「南进政策的锁钥」。而日本某些谈论扩张的出版品读起来就像《我的奋斗》远东版的摘录。以下这段文字就出现在《台湾─一个独特的殖民纪录》一书中：「日本在科学及化学领域的发展，注意力集中于台湾──不仅是将台湾视作一个海外领地，而是作为整个日本帝国中的一个部分。基于此，促成日本以台湾作为南方军事行动基地以奠定其南进政策的必要性。日本的南进政策的基调可以被表述如下：一、日本不能期望仅只藉由与满洲和中国组成经济集团来达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日本还需要将南方热带区域的领土纳入这个集团；二、纯粹基于与未来接触到的人们共荣、共存的基本原则之南向经济扩张，对于日本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防卫日本的自身安全与保护远东地区的和平，『南进政策』应该与涵盖满洲国及中国的『大陆政策』一并实施。」

近代帝国主义侵夺台湾

军事上的先见之明指引日本走过了五十年扩张之路，同样的先见之明规定了日本需要台湾并攫取了台湾。简言之，相关事件是如下发展的。十九世纪时，中国陷于贪婪的欧洲帝国主义，日本却奇迹似地逃过一劫。此时，台湾仍是一个未开发的岛屿，原始的野蛮人居住于逾半的崎岖地区，苦于土匪横行的汉人农民则依托于西南沿海的平原。（按：此处显示葛超智对台湾史的无知，以及他对中国人和台湾原住民的种族优越感。）即使如此，对于欧洲贸易商而言，台湾却具有着潜在的富饶与吸引力，让这些商人敦促其政府获取台湾。

早先，西班牙及荷兰曾认真地尝试占领这个岛屿；英国和美国也搅和进来并大幅提升了此地的贸易；甚至在1874年日本发动首次远征以「惩罚」台湾东岸的某些野蛮人──他们屠杀了号称由东京所「保护」的琉球渔民──之后，北京和伦敦的英国人之间还流传着主张吞并台湾的煽动言论，虽然最终徒劳无功。在此时，中国同意了日本的赔偿要求，但却否认其管辖权及于台湾东半部。（按：此事显示西方的误解，中国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观念，因此「化外之地」亦为天下秩序的一环，惟不「直接」管辖。）

接着，法国也关注台湾，并在1884-85年的中法战争中封锁港口并破坏中国的某些防御工事；随后是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于战后提出了巨额的赔偿要求；即使在欧洲国家的施压之下，迫使日本放弃了许多其认为「合法」的战利品（按：此系指俄德法干涉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但日本仍保有了台湾和澎湖群岛，在邻近中国沿海的战略地点获得了一个面积13471平方英里的岛屿。

此前的半世纪期间（按：此系指1839-42年中英鸦片战争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由于（西方）帝国的权利主张还未确定，而出现了许多论及台湾地形、自然资源和民族的书籍、文章。然而，在台湾正式为日本所占领后，其不仅是离开了帝国主义互相较劲的外交赌桌，更是彻底消失于国外媒体。然而，在自由中国（按：此指日本占领区以外的中国）却至少有一份不定期的出版品，由革命派的台湾人出刊，专门谈论台湾问题（按：此系指李友邦出版的《台湾先锋》）。

虽然台湾被割让予日本，然而，当地人民的强烈抵抗令日本无法立即完全占领。即使类似的抵抗逐渐地缩小规模，仍持续了至少五年之久。当日本最终能控制台湾时，却发现自己陷入极大的混乱。后来，虽然私人性质的残酷剥削长期持续，在经济上几乎毁灭了台湾，甚至严重影响到东京的金融界，日本的殖民统治仍然走出混乱、转为秩序，甚至浮现出一个稳定的帝国目标的模式──形成并测试出一种适用于整个亚洲南部地区的帝国统治手段。此后，日本人对台湾的剥削仍持续存在，但日本人彼此之间的私人竞争减少了。

日本完善对台湾的控制

日本警察和平民（计300,000人，包括孩童和老人）以派驻在他们之间的军队作为后盾，指挥着大部分为福建移民后裔的在台汉人（计5,000,000人）为其劳动。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最有趣的事情是日本藉由（在台湾）完善其控制和剥削的技术，并及时地将这种技术作为『日本治下的和平』（PaxJaponica）推广到全亚洲。

在军队和警察的监控如一面网子般覆盖并蔓延至每一个可触及的地区时，日本人在交通和通讯系统上也开始了令人惊叹的开发。日本人在台湾岛上开通公路、延长铁路、组织沿海航运、铺设电报及电话线。首先，论及陆运，铁路的主干线连接起东北端的入境口岸（基隆）与远在西南海岸的港口（高雄）。这是长距离的双轨铁路；此外，沿着铁路主干线的大部分沿海平原地区还有一条与其平行的货运线。这些西岸及东岸的铁路主干线与某些支线，均以蒸汽机车头作为动力，再藉由数英里长的通行汽车的公路将铁路干道与山麓丘陵及滨海地区的村镇连结起来；再其次则由通行台车的窄轨铁道接运。

优质的、未铺设柏油的公路纵贯整个岛屿，使得今日搭乘巴士沿着海岸线环岛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并且，惟有巴士车队能沿着苏澳至花莲的陡峭东海岸以及环绕岛屿的最南端行驶。在这些地方，没有其他公共运输的方式。另一方面，关于讯息的传递，在无线电话于日本本土和台湾之间成为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的同时，针对岛上不通商业电话的偏远地区，则透过警察的电话线路在不间断的通讯状态下维持其对全岛的巡视。而论及空运，每天都有顺时针及逆时针环岛飞行的航空运输。同样地，往返日本本土的飞机也是每日飞航，运载着邮件及商务旅客。总而言之，台湾的交通、通讯系统是非常发达的，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直接战略价值。

葛超智的军事建议──轰炸台湾

假使台湾之于日本有着如此重大的战略价值，对于（与日本作战的）联合国家而言，势必亦具有同等重大或更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如果同盟国可以有效地轰炸台湾岛，或许能使基隆、高雄两个港口以及澎湖马公的海军基地变得无法使用，如此一来，日本与东南亚的交通、通讯将会变得相当地不稳定。虽然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在军事上还做不到，但是从中国而来的空袭行动搭配从台湾东侧的入侵，可能会对台湾岛造成严重的威胁。相对于日本本土，现在这么做在战术上的重要性是相当显著的。

然而，主要的重点必须放在空袭上，否则台湾岛的东岸地形对军事入侵是相当有效的屏障。即使盟国真的自花莲或台东登陆，其入侵行动将被限制在十分狭窄的山谷地区，而此地区对于控制整座岛的重要性微乎其微。这些群山的屏障陡峭地从海中升起并纵贯全岛，48座山峰海拔均高达10,000英呎以上，而其山坡极其蛮荒险峻，若非为潮湿的热带丛林所覆盖，就是被峡谷所切割。另一方面，在岛的东北侧、西侧及西南侧，仅有四或五处可供任何大小的船舰在近海停泊；如果在其他地方登陆，则必须通过海浪、越过障碍。更何况，众所皆知地，这些港口中基隆和高雄两处戒备相当森严，而其他港口也可能有某些军事设施护卫其安全。然而，若能透过空袭行动，则本岛沿着主要干线的运输系统可能中断并陷入混乱；另外，占领澎湖可能也需要实行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

​政治层面的监视与控制

日本如何充分运用台湾来遂行其帝国主义的侵略事业是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战略家必须处理的问题。然而，对于政治战略家而言，他们应该可以利用这座岛屿上的内部纠纷──也就是大多数台湾汉人对于统治他们的日本人所抱持的刻骨的仇恨──来克服上述那些困难。然而，基于历史上和社会学上的原因，日本在台湾的25万非军事人员仍能相当安全地生活在500万对其怀有敌意的台湾汉人群体之间。

一方面，日本人在殖民台湾的四十年时间里，建立了一套警务体系，透过这个体系，仔仔细细、毫不松懈地监视着每一位台湾的男性、女性和孩童。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当地居民群体内推行相互连带负责的「保甲制度」，对台湾汉人施加强制性的管控。在此制度下，即使不是整个村庄、也是整个家族将为个人的行为承担责任、遭受惩罚，如此一来，对现实不满或受到冤屈者在采取反抗行动之前，将会踌躇、犹豫。最重要的是，警察无处不在。警察透过将年轻男性和男孩组织成当地警卫员的方式，确保针对那些不满现实或受到冤屈者的反抗矛头所向，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情报。此外，汉人彼此间也被鼓励互相监视、打小报告，以换取管区警察回报予表面上或实际上的小小奖励。

不幸的是，这些在台湾的日本警察相较于他们在日本本土的同行，更显得不能胜任社会上及精神上的领袖，因为他们大多出自在明治初期（编按：明治天皇于1868年即位）曾以其流氓行径闻名的九州岛与四国地区的军夫。他们中许多人有着不堪闻问的过往。甚至，曾有日本人对笔者说：「在台湾，日本人从来不会去探问另一个日本人的祖先。」

教育层面的特权与歧视

多年来，日本人为了殖民的目的，完善了其教育制度，更发展出极具多样性和重要性的各种研究机构。台湾汉人农民子弟只被教授读、写能力。在城镇和较大的村庄里，由于就学率已高达四成以上，人们通常可发现会说简单日语的年轻人。首先，小学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专收日本孩童，并以日语进行教学；其二针对母语大多为闽南语的台湾汉人孩童，现在他们必须先学习日语。至于中学和更高等的学校，则全程以日文授课。日本人评量小学教育成果的标准，就是忠诚、服从等日本式的品德，以及阅读税务公告及警察命令的能力。在其中，也纳入了日本人所讲究的卫生和礼貌。

岛上的十所「中学校」则是特地为少数人办的。每一个城市通常有一所中学校，开放给所有的日本男孩以及某些精心挑选过的台湾汉人的孩童，而众所皆知地，这些孩童的父亲都是与日本人合作无间者。这些中学校是最能明确表现教育上的特权和歧视的场所。在中学校里，摩擦不断发生，特别是当台湾人成为优秀学生时。

另外，亦有商业性及技术性的中等学校、师范学校，甚至医学中等学校等专科学校。台湾汉人子弟就读这些学校，但是他们知道：在这些学校完成学业后，仍无法奢望得到管理阶层或专业的地位。此外，仅有一所相当于美国两年制专科学院（JuniorColleges）的「台北高等学校」。在这所高等学校里，台湾汉人学生所占比例可能仅有5%。虽然从所有外在表象看来，入学考试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而如此明目张胆的歧视台湾人（编按：实际录取人数中台湾人仅占5%）仍被视作为理所当然。

台北帝国大学──南进政策的技术研究

对于日本学生而言，只有少数人被台北帝国大学吸引，因为大多数日本学生宁愿到日本本土就读具有较高社会和专业地位的教育机构。反之，对于台湾学生来说，惟有医学领域能让他们在台湾汉人之中获得好的专业地位及随之而来的收入，于是台湾人大量进入几个医学校就读。

以1936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来说，教职人员（含图书馆员）人数为307名，学生则仅有141名。由此可见，此机构的建立显然不是为了培育学生，而是中央政府出于一个非常特定的目的而在1928年资助成立了这个完整的机构。此机构聘用了一批年轻的一流研究团队，他们的任务是尽其所能探究开发南洋的相关技术问题。其中部分人员曾在美国、法国或德国受过训练。

例如，移川子之藏（UtsushikawaNenozo）博士研究原住民族的管控问题，尤其专注于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的山地部落。在日本占领南沙群岛后的一周内，地质学系的早坂一郎（HayasakaIchiro）博士即被派去研究那里的珊瑚礁结构及其可能的开发。而农林业学系亦在热带农业方面进行大规模试验。

此外，最蓬勃发展的是医学院，但其教职员和学生并未纳入前引之台北帝大教员及学生统计数字。在过去，台湾曾因流行病和普遍恶劣的健康状况而恶名远播；然而，医学院在提升整座岛屿的健康水平上做出了值得赞扬的成果。医学院有研究热带医学的极佳设备，那里的日本医生曾受邀在国际医学会议上提出其对痲疯、热带肺结核、鸦片成瘾及相类似主题的观察成果。

然而，在整个教育体制中，仅有一位台湾汉人──鸦片问题专家杜聪明博士──拥有教授职称。他一直被日本人标榜为后者在教育上「民主」态度的例证，然而，众所皆知地，他却不曾分享日本教授的大多数特权。

台北帝国大学有着令人惊叹的图书馆。最新的数据显示此大学馆藏的欧语书约略有165,000本、中日文书籍则接近190,000本。此外，台北州还有其他极好的图书馆，有些对公众开放，其他的则隶属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开发公司」的研究机构。当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城市时，作为中国领导中心的各大学沦为日军首要的攻击目标。除了日本官兵和军夫私人掠夺的物品外，全部典藏的贵重书籍文献、陶瓷器和绘画等珍藏品均被作为官方掠夺的战利品带走了。而日本政府所要的大部分战利品则（至少暂时地）存放在台北帝国大学。

台北高等商校──南进政策的人员培训

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高等商业学校或许是在台湾设立的各种南进扩张工具中最重要的教育机构。这些学校不但实施南进政策，同时亦为该政策培训文职人员。还有一些中等学校亦强调为商业工作而培训学生，这些学校的课程如同我们的私立商业院校，只是大量地掺入了日本的道德规范、正统的历史观和「新秩序」哲学（编按：指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政治宣传）。

台北高等商业学校的作用远远超过在美国人的眼中其校名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它那壮观的图书馆馆藏虽然以英、日文为主，却涵盖了各种语言的书籍。所订阅的报刊也是令人惊讶地完整无缺，包含了《纽约时报》、《伦敦泰晤士报》、巴黎的《早报》（LeMatin）和《时报》（LeTemps）、通过东京所安排免费订阅的几份德国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报》（LaPrensa），以及在新加坡、马尼拉、巴达维亚（编按：今雅加达）、上海、香港和日本出版的所有重要的新闻日报和周刊。再者，月刊和季刊的订阅清单则是以经济、社会和政治性的刊物为主，同样涵盖了广泛的地理区域。

二十年来，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每年度的在学生大约为250名。这所学校的教职员是思维特别敏锐的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曾出国留学。该校校长享有极高的官阶与爵位，同时，学校的管理运作中蕴含着政府对这间学校的高度重视。该校提供了七种外语课程：英语、德语、马来亚语、暹罗（泰）语、两种中国方言、荷兰语和法语。其中英语和荷兰语被明显地重视；反之，西班牙文则显著地被忽视。而美国人、荷兰人、爪哇（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各有一位被受聘为「外籍教师」。（编按：由于台湾本地的汉人在日据时期在法律上改隶日本国籍，此处之「中国人」应是来自中国大陆、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故从日本殖民者观点，被列入「外籍教师」。）此外，台北高等商业学院每年亦资助二、三次（有时为四次）夏季团体旅游，行程遍及东印度群岛、菲律宾、泰国和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其交通即由定期往返南方海域的几家日本航运业者安排。

然而，在这个相当重要的商业学校，每一届正规的三年制的班级仅开放一两个名额提供台湾人学生入学，但是另一个特殊的一年制课程将会录取大约30名台湾学生──后者被认为已经足够用来训练台湾人在偏远地区做先遣工作，或在日本大企业的国外分支机构中担任小职员。这个特殊课程中的台湾男生大多数都是在以下条件下被录取：他们承诺愿意被派驻至任何一个日本人认为合适的地方。而就笔者所知，1940年4月毕业班的成员中，有人被派往海南岛、海防（越南）、曼谷（泰国）、新加坡、婆罗洲和菲律宾等地。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台湾人会这么说：这种途径是他们逃离这座岛屿的唯一希望。毕竟，一旦抵达曼谷或海南岛，他们能轻易地将自己隐匿于中国人的群体中。

虽然所有高等学校的学生均接受了多年严格的军事训练，但是某些非台湾人的学生（编按：即日本人）只要再接受非常少的额外教育就可以被委任为军官。他们都被恰当地分配到各地，在和平时期是商务人员，在现在则成为战士。（编按：此文撰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两个多月，当时美日已进入战争状态，日本也已全面向南洋进攻。）

台湾的政治重要性──作为殖民控制的试验场

今天，在台湾这座岛屿上，日本拥有的远远超过一个弹药库、一个军事基地和二或三个装备良好的海军基地。以台湾目前的开发状态，我们必须把它视为在日本沿着亚洲海岸线努力锻造出来的帝国长链中最强有力的链结之一。我们（编按：指美国人）对「台湾对日本帝国长链的重要性」几乎一无所知，此一事实其实是日本当局刻意努力造成的结果。尤其台湾作为一个后续维修、医疗收容、亚热带和热带军事训练的基地，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重要性。

相反地，比较为人所知的是台湾作为粮仓的重要性（参见《远东研究（FarEastern Survey）》，1941年7月14日，第154页）。近年来，岛上的工业活动更是有显著的发展。水力发电也是比较便宜而丰裕。与此同时，日本人已开始毫不浪费地尽力剥削这座岛屿上的自然矿产和森林资源。化学产业也可预计将有大规模的发展。然而，极少日本移民来到这里作为纯粹的劳工，他们往往会投入工业、糖厂、化工厂和菠萝罐头厂等产业链中。（编按：来台的日本人即使进入以上产业，也是成为经营或管理人员，基本上不会是基层劳工。）

在台湾以外，人们可能尚未充分理解这个岛屿如下的政治重要性：长达45年来，台湾一直作为日本试验殖民地控制技术的场所。日本在此地探索并纳入管控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训练（编按：指对台湾人的日语教育）、去政治化（编按：“political nullification”，指使台湾人不过问政治、不反抗殖民统治），以及普遍性的文化同化（编按：即「皇民化」）。与此同时，来自其他种族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们在台湾这座岛上持续地来来去去，他们在此地被灌输了「泛亚洲概念」（编按：“pan-Asiaticidea”，即「大东亚共荣圈」），他们也在此地看到接受日本宗主权的「好处」（编按：葛超智在此将“benefits”置于括号中，可见他明知这些「好处」并非真对台湾人有益）。

当笔者于1940年离开台湾时，台北正准备接待几个爪哇人、苏门答腊人、泰国人、菲律宾人和两个印度学生。此外，一个年老的安南王室和他的随从──都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逃离的政治难民──被安置在台北已长达十年左右，他们默默地等待着日本接掌河内控制权的那一天，然后他就可以作为傀儡为日本所用。

日本在粉碎在地领导阶层这一方面，其技巧是相当卓越的。假使当初日本进占台湾前，台湾不仅只是土匪的天堂，那就有可能存在着全岛团结或休戚与共的意识，可供初期的领导人加以孕育强化，也可在暗地里滋长人们对殖民者的仇恨。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如此的组织，也不存在「台湾利益共同体」的感觉。（编按：由此可见葛超智并不了解日本殖民统治前的台湾状况。台湾缺乏全岛性的领导阶层，是日本占据台湾的结果，并非原貌。）

然而，随着同构型相当高的汉人移民群体人口的成长以及识字率的增长，这座岛屿在物质层面（编按：即经济层面）的一体化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对日本人的反感，有可能成为在岛内引爆起火的火种。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政府或任何在中国的团体是否采取了某些措施以获取在台汉人的积极合作。就笔者所能探知者，仅有一个在自由中国运作的、相当活耀的、有良好组织并善于表达其立场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的团体，曾公开地向第四届国民参政会请愿，要求其承诺将台湾从日本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编按：葛超智在此提醒美国：对于这样一座重要的岛屿，台湾人有群起反日的可能，而中国人直到他写作此文时尚未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因此美国仍有机可乘。）

另一方面，关于台湾内部如何管理、对外谁来代表、主权归属及经济安全等整体的问题，将会是需要由这次大战后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的众多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之一。然而，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座岛屿上的民众自身并不团结，他们也缺乏在地的领导阶层。（编按：葛超智将台湾视作「少数民族」问题，以此主张台湾战后未必要归还中国，暗示美国可插手其间。而美国若要插手，就要培养亲美的台湾人领袖──于是，在台湾生活多年、具有当地人脉的葛超智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日本争取东亚地区霸主地位的斗争里，无论日本可能获得怎样的短暂成功，台湾在其中都将有其角色。然而，台湾可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不如说是作为测试「优等种族」（master-race）统治技术的社会学实验室。

以下为翻译者的评论

葛超智如此「关注」台湾

读完这篇"台独"友人葛超智的文章后，我们发现：

一、葛超智刻意低估中国人开发、建设台湾的历史及功绩。他竟然把在乙未割台时已经建省将近10年的台湾仍视为「土匪天堂」。在他眼中，被中国统治了212年的台湾彷佛还是蛮荒、无政府、一盘散沙之地，先任凭日本占领、殖民，接着可由美国在打败日本后接手统治。即使他知道在日据时期某些台湾人内心仍然反日，但是他也只把此一现象视作美国的可趁之机，并不想使台湾回到属于中国的正常状态。他的所有论点明显表露他「关注」台湾完全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只是觊觎这个岛屿的战略及经济价值而已。

二、“台独"现在拿着战争末期美国对台湾的轰炸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台湾当时与日本一起共同遭受美国和中国的进攻，进而主张台湾人不应庆祝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反而应与日本一起纪念「终战」。但是，最早对美国提出轰炸台湾建议的正是这位"台独"之友，这却是"台独"刻意视而不见的。

三、如果美国当初遵循葛超智的建议，进攻并占领台湾，以日本人那种「玉碎」战法，所有在1945年冲绳战役中发生在琉球的惨剧就将搬到台湾上演。也就是说，台湾平民将有25～30%上下死于战火，台湾在超过百万平民死亡之后将成废墟。而这个幸好没有发生的惨剧，却是当年葛超智意愿其发生，更将是今天的"台独"分子在琉球建立「台湾之塔」纪念台湾人和日本人并肩作战的「盛事」！

四、葛超智对日本在地缘政治上善用台湾一岛评价极高，更对日本殖民统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极为赞赏。从他并不想使台湾回归中国看来，他极可能想参照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经验作为美国接手后的参考。他在以美国外交官身分干预中国内政、参与煽动二二八事件后，离开台湾，转而「关注」更早被日本殖民而后被美国占领的琉球，其视角与目的应无二致。琉球在战后被美国占领27年，不但没有独立，还被「归还」日本继续殖民统治。葛超智以一本《被出卖的台湾》被"台独"派捧为洋圣人，其实在他心里，台湾（或琉球）是否被「出卖」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在买卖这些岛屿的过程里美国有没有获益。

葛超智以其在台湾的生活经验，深知日本的殖民统治完全不是为着台湾人民的福祉。他在文中详尽描述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用心及技巧，以及某些台湾人对日本殖民者的敌意。这些文字出自「“台独"之友」之手，却是今日"台独"绝不愿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将这篇葛超智初次表达他「如何关注台湾」的重要文章译介给《远望》读者，一方面是要让大家看看这位"台独"之友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正是要借着他的笔让大家更加认识日本殖民者的险恶与"台独"分子的不道德与虚伪无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