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唐初三大家作品的版本及其价值_风闻
观察者网用户_227909-2019-01-15 09:09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官方主页上，特別展「顔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这个标识特别醒目，这次展出在这个这个平成館特別展示室，初唐三大家加上颜真卿和王羲之的书墨是国宝中的国宝，观网风闻社区对此多有着墨，兹不再赘。
从展台分类上看，唐初三大家被放在了“唐時代の書 安史の乱まで”这一类中，颜真卿和怀素的属于“唐時代の書 顔真卿の活躍”，恰恰颜真卿的《祭姪文稿》和怀素的《自叙帖》和《小草千字文》都是从台湾借过去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台湾方面施以援手，这次的展出肯定要从6章变成5章，因为来自台湾的宝贝单独占了一章。
虽然这次展出的都是无价之宝，但是还是可以再具体分类，网友们热议的《祭姪文稿》是上品中的极品，原因就是这并不是拓本，而是颜真卿的原墨，实在是过于珍贵了。
但是我们再看看“唐時代の書 安史の乱まで”这一类，就可以发现这一类基本都是拓本，而并非原作者亲笔挥墨，即便如此，考虑到流传年代的久远，它们依然是无上的珍贵典籍。
我们就拿这一类看看，日本这次展出的拓本的珍贵程度如何。
我们先来搞明白一个概念，什么叫拓本？拓本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次展出的欧阳询、褚遂良和虞世南的拓本都是碑帖拓出来的，顾名思义，先有石碑，然后再用宣纸从碑上用复制下来。打个比较粗糙的比方，石碑就好比胶卷，拓本就好比洗出来的照片，只要胶卷还在，理论上可以无穷复制，刻在碑上就代表了一种质地坚硬的传承。
它的程序一般是这样，古代尤其是唐宋的皇室觉得某件事可以施政教化于民，要广而告之，展示一下皇帝的恩泽，需要写一篇类骈体的政论文，写出来之后让当朝的一流书法家抄一遍，然后在找工匠按照纸上抄出来的样子，按照书法家书写出来的原封不动地刻在石碑上，至于石碑的材质这个就不多讲了，这套程序的难度在于石匠的复制技艺，如果刻出来的模子和书法家写出来的有差池，那就算重大失误，所以关键的一环就是还原。
至于如何要保持百分百还原，可以参照知乎上的这个回答
我们先看看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所谓圣教就是佛教，这是一篇表彰孙悟空的师傅唐玄奘法师功德的一篇公文，这篇公文的名字叫“序”，这个序跟现在书的开篇写序是一样的，这个序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找别人代写。熟悉出版工作的读者都知道，找别人代序的话，代序的这个人地位和名声往往要高过书的原作者，是原作者要通过这个序提高自身的身段以便卖书。
雁塔聖教序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和唐玄奘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玄奘可是御弟。玄奘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佛经，把梵文翻译成汉语，然后翻译集成册子，这个《聖教序》就是给译经者做的序，它原来的名字并不叫《雁塔聖教序》，而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原因就是唐太宗时期并没有把这个刻成石碑，这个工作是由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完成的，而且他还写了《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父子两人的作品合在一起，让褚遂良抄写了一遍，找一流的工匠，刻完之后镶嵌在大雁塔底层南门门洞两侧的两个砖龛之中，所以就有了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
《雁塔圣教序》两碑书迹中很多笔画有修改补充的痕迹，日本学者荒金治在所著《〈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中有详细的介绍。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这本《雁塔圣教序》为北宋拓本，比国内流传的明拓本要早，所以，在众多版本的拓本中，要数这一版最为珍贵。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原作者是魏征，是歌颂李世民文治武功的：唐贞观五年（631年），太宗皇帝命令修复隋文帝之仁寿宫，在扩建后改名为九成宫。第二年，太宗帝避暑来到九成宫，在游览宫中台观时，偶然发现有一清泉。太宗帝万分欣喜，便令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而立一石碑。文体是“铭”。
日本人能看到的九成宫字帖至少有3种，分别是李祺本、端方本和李鸿裔本。三种都是宋拓本，后两种存于日本东京的三井纪念美术馆。日本二玄社把这三种都出版了，这次展出的是李鸿裔本。
相比之下，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则更要珍贵，是目前市面上的唯一一个唐代拓本，也就是临川李氏（李宗瀚）藏《孔子庙堂碑》唐拓残本。即此本，原石已毁。梁启超在自藏《孔子庙堂碑》跋文中写道：“终须以李春湖（李宗瀚）家之唐拓为真面目耳”。
在风化 流水侵蚀等外力作用的影响下，原碑表面有一定程度的磨损。笔画的开口会变窄
除此之外还有陕本和成武本在国内，至于宋朝的黄庭坚和清朝的乾隆都见过的其他版本目前都散佚了。
明代的乌金拓
《孔子廟堂碑》和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和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不同点是，后两者的石碑还有保留，比如九成宫原碑立于陕西省麟游县博物馆，但是孔子庙堂碑已经被毁坏，也就是说“胶卷”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