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人类文明的艾滋病_风闻

摘要：人类文明最不能容忍的罪恶，就是将白左的观念视为道德的典范。

很多涉事不深的人往往将白左视为伟大的道德典范，但事实上，这种认知是极为错误的。

白左的源头：个体的自私和对责任的厌恶

尽管当今世界的白左思潮源流甚多，但他们思想最重要的成型节点则在于两位有趣的思想家：一位是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启蒙者雅克·卢梭（1712－1778），世界史上最早的左派政治团体雅各宾派，即是标榜卢梭思想的维护者，并推行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早的族群平权措施；另一位则是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家保罗·萨特（1905－1980），现代白左思想就是在他所热衷的“五月风暴”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走向成熟，并逐渐从人厌鬼憎的“颓废品”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萨特本人也被他的媒体崇拜者们称为“世界良心”。

不过，在一个具备健全常识和道德观的人看来，卢梭和萨特这样的“人类良心”，如果扯开被其追随者不断修饰的耀眼桌布，实际上不过是两个不择不扣的人渣。

法国思想家卢梭不仅是一个肆意玩弄女人的风流浪子，更是一个连续丢弃五个亲身骨肉的“好父亲”。从某种程度上看，后世左翼文学家笔下的“法兰西良心”，其作为更像是某些为了还债而卖掉自己孩子的赌棍。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法兰西的良心会用自己的如神之笔将其“扔孩子”的作为，描绘成“保护情人名誉”和“争取人性解放”的“义举”，而心智相对古朴的赌棍则只能将父子亲情化作赌桌上的新筹码。

平心而论，丢弃一个自己的孩子的父亲，已属相当罕见，而卢梭却一连丢弃了五个，这实在可以称得上最彻底的“自私凉薄”之人，而这样的人能够被白左文学家称为“法兰西的良心”，实际上使得笔者很长时间内对白左人士和法兰西心怀恐惧。不过，对于被卢梭抛弃骨肉的作为，没有比历史学家保罗·詹森（Paul Johnson）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描述得更恰如其分了：“他们（卢梭孩子）都没有名字。估计他们也都没有活多长…… 卢梭告诉他的情人：抛弃孩子是唯一‘扞卫她荣誉’的办法。然而事实上，最后唯一被保护的是这位名作家自己生活的舒适和自由，以及他自承对于父亲责任的不屑。” 

萨特虽然没有卢梭那样惊世骇俗的弃子“壮举”，但他和他的女朋友左翼活动家西蒙娜在标新立异方面则毫不逊色。这位被很多左翼媒体视为“人类标杆”的道德模范，在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上糟糕得一塌糊涂，其程度哪怕是最开放的社区也难以忍受。

如果非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左翼报人笔下的“人类标杆”很可能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流氓。早在战前20世纪的30年代，身为教师的萨特和西蒙娜夫妇开始尝试扮演真正的禽兽：在这里，“人类的标杆”喜欢诱骗不同的处女学生上床，随后迅速对她们失去兴趣，而伟大的女性伴侣则热衷于勾引自己的男学生，并将做爱的细节告知她的爱人。与此同时，萨特也是一位迷幻剂和安非他命用品的爱好者，曾经一度因嗜食迷幻剂而精神崩溃。

当然，与伟大的卢梭一样，杰出的左翼思潮领袖萨特同样将自己的性瘾病症和吸毒人生，描绘成一个宏伟勇猛的壮举，将厚颜无耻阐述为对“存在与虚无”的自由探索。

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萨特和西蒙娜的生活实际上不过是两个吸毒淫魔的苟合。1943年，一名愤怒的母亲向法院提出控诉，控告西蒙娜和萨特腐化未成年人，作为“皮条客”使萨特诱奸了自己的女儿，然而此案后来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那么，是什么驱使白左的前驱们如卢梭和萨特等，义无反顾地反抗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呢？

白左思潮的鼻祖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里，将自己思想最本能的动机进行了最彻底的刨析，他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对自己五个孩子的抛弃，本质上就是对约束他放纵之枷锁的抛弃，而这种枷锁就是卢梭身为父亲的责任——即卢梭认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的枷锁”也就是“父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等传统道德义务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这种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厌恶，同样出现在萨特和她伴侣西蒙娜的人生观中。西蒙娜在她的自传《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第二卷中这样描述她和萨特的理念，“（我们都认为）婚姻将使人遭受更多家庭责任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们）来说……自由仅仅存在于自由的头脑与心灵中。”

从卢梭和萨特两位白左先驱思想的内核中可以看出，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人的绝对自私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绝对厌弃。卢梭冷酷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儿女，丝毫不考虑他们的死活；萨特肆意地玩弄诱骗自己的女学生，却豪不在乎她们的命运。两位“人类良心”奔放人生的背后，是其人性的绝对自私和绝对凉薄。

事实上，1964年开始的美国“反越战”运动和1968年3月爆发的法国巴黎五月风暴，这两场标志着现代白左意识形态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运动，恰恰体现了白左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美国的反战运动，是美国年轻人因逃避兵役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五月风暴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法国大学生反抗教育部“女生宿舍限制男生进入”的禁令。这两场运动，本身反抗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对个人的约束，即西方新一代年轻人，相比其父辈更加自私。他们美妙包装下的唯一诉求，就是挣脱道德、义务和责任对他们的约束。

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反越战运动中，最出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对社会责任的抛弃和对个人欲望的追求——而现今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政治家，很多受到了“五月风暴”和美国反战运动的熏陶

“政治正确”：确保不道德者的“道德”

无论是卢梭还是萨特，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都是不择不扣的流氓恶棍；不管是五月风暴中的浪荡学生（这场运动随即遭到法国相对保守的大多数民众坚决反对），还是反越战运动中逃避兵役的怯懦青年（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大多数美国人一直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若以传统道德而论的话，相比其父辈，实际上都是严重缺乏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私自利者。

幸运的是，这些传统道德的背弃者最不缺乏的就是“文以饰非”的本事。

卢梭以巧妙的哲学构思，将他丢弃五个孩子的举动顺理成章地描述为挣脱人性枷锁的勇猛创举，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试图以家庭道德和“父亲责任”约束他的社会舆论，不过是腐朽肮脏的牢笼；萨特则以重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通过宣扬“存在主义”的信条，把他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地美化成对“真正自由”理念的践行；而那些试图逃避兵役的美国嬉皮士青年和浪荡懒散的巴黎大学生，则把他们自私的动机，巧妙地解释成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

另外，为了标榜自己比传统道德的守护者更有道德，白左的先驱们——扔掉五个骨肉的卢梭、诱奸学生的萨特和逃避兵役的嬉皮士及希望男女生混住的巴黎大学生，提出了一些听起来更有层次、本质上却违背常理的新道德准则。

卢梭扔掉五个骨肉之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的捍卫者，表示自己时时刻刻都将公民的权利放第一位；萨特不断诱奸不同的女学生，然后声称自己将会为全世界的良知而奋斗，为了体现自己的绝对宽容和公正，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表示将支持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圣战士对法军的攻击；美国的逃兵青年不但把越共视为反抗霸权的勇士，同时也把自身描述为帮助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平权”运动的推动者；巴黎的五月风暴青年的技巧则与之类似。

实际上，多元文化、平权运动和反权威等上世纪60年代开始风行的白左道德词汇，本质上是对自私者逃避传统道德责任行为的一种掩盖。

白左美德的本质：不付出的假道德

美德的本质在于责任，而责任则是一种需要长期付出的枯燥琐碎之义务。

传统价值观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具体责任基础之上的。“孝子”的美德，只可能扎根于长年累月善待双亲、尽人子之责任的行为之上；“好父亲”的美德，只可能源于一个父亲多年来尽到了养育子女的责任。“好丈夫”、“好妻子”和“好公民”同样如此，都是建立于具体的责任之上的。

但白左的道德则不同，如果这种道德算得上道德的话。

一方面，与传统道德相比，白左道德的最大特点，就是对社会责任的丢弃和对个人名声的追求。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卢梭、萨特、掀起反战运动的美国越战逃兵和五月风暴的浪荡儿们，其思想内涵所代表的乃是对自身所必须肩负的家庭、社会责任之反抗，这些人享受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其的哺育，却不想受对应义务契约的拘束，同时还想得到更高尚的名声，于是就提出了一种不需要个体付出责任、却可以得到更好名声的新道德。

在2015年的中东难民危机中，不同道德观秉持者的不同意见和相应遭遇，实际上就体现了白左道德相比于传统道德的无成本优势：主张无限接受穆斯林难民的白左人士，本身并不承担相应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之长期责任，却能够顺理成章地折取崇高的道德美名——这种施他人之慨的背后是对国家、社区和家庭毫无责任感；而对家庭、社区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心的传统价值观秉持者，却不得不担忧随之而来的威胁，而且还被抨击为“纳粹”或者“法西斯”的恶名。

事实上，相比于贫困的本国民众，白左人士之所以更热衷于关注中东难民，并非源于他们的高尚，而是因为关心前者只是一种传统价值观中需要长期履行的枯燥义务——即便长久的付出也很难被视为高尚，而对远方毫无瓜葛的中东难民进行关心，就可以很容易被包装成高尚的德行，是一种通过极低成本赚取名声的道德捷径。因此，某些违背常理的现象变得顺理成章：越是远方的无关之人（物），越能够得到白左人士的关心，越是相近之人，越难受到白左人士的关注。

著名的白左人士安吉丽娜对她需要长期尽责的亲身父亲极为冷漠，却热衷于即兴扮演难民大爱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与传统道德偏重于默默无闻的长期付出相比，白左道德更偏重一时兴起的顺手施为和精心策划的修饰摆拍。

在传统价值观看来，没有长期具体琐碎的付出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承担，个体几乎不可能成为传统价值观下的道德模范，所谓君子之德，“讷于言，而敏于行”，即使如此。

但是，白左的道德则完全不同。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卢梭的真实人生都与道德无关，但是这位伟大的修辞作家能够通过感人至深的爱情小说《新爱洛伊斯》把自己刻画为忠贞不渝之人；平心而论，萨特的责任感是极为短暂的，他可以在走下一个情人的香床之后，马上给另一个女人写情书，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则能够将这种动物一般的性行为描述为充满时尚意味的“存在主义爱情观”，甚至以此将自己和西蒙娜的淫乱修饰成令人钦佩的爱情典范；与之类似，逃避越战兵役的美国青年们则将自己的怯懦构建成对和平的向往，并大肆包装；法国五月风暴的青年们同样如此。

事实上，白左人士或许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和勇气，但却从来不缺乏对镜头语言和修辞手法的把控能力（逃避兵役的美国青年在恢复秩序的美国军队面前）

白左道德：文明癌症的表象

传统道德则要求践行者承担对家庭、社区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付出。也只有在各个成员基于传统道德进行付出的基础上，家庭才能美满，社区才会发展，文明才有可能进步。这也是传统道德虽然枯燥无聊却经久不衰的关键。

不过，白左道德所起的作用则截然相反。作为一种低成本的道德，白左道德为那些不想做出长年累月的付出，却贪恋名声的聪明人提供了绝佳的登荣之梯。这种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道德资源进行透支的骗术，即投机取巧者通过鼓吹至高的道德口号，让所在社区中的其他人承担由此引发的负担，然后自己从中赚取最好的道德名声。

与懒惰之人鼓吹不劳而获的极端福利政治一样，白左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私之人宣扬不劳得誉的欺诈。如果极端福利政治是对勤恳踏实之人的剥削，那么白左道德则是对老实敦厚之人的蒙骗。因此，一个施行了福利政治的国家，消耗的是他人对国家的贡献，勤劳的人将越来越少；一个践行了白左道德的社区，透支的是他人对社区的感情，虚伪的人会越来越多。

今天的西欧社会，普通民众之所以不敢站出来反对难民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丢自己的脸，这本质上说明其对亲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缺乏责任心。

因此，无论是极端的福利社会，还是白左道德，都是一个文明走向衰微时，才会出现的产物，即社会个体变得：只在乎自己的财富和名声，而不在乎家庭、社区的前途；只考虑自己的所得，却不愿意做相应的付出。在这种氛围下，文明的财富和力量就会逐渐枯竭，并终归寂灭。

魏晋之祸

五胡乱华前夕，中原士人逐渐丧失了两汉期间的使命感，其领袖人物大多对社会责任和传统道德不屑一顾，“越名教而任自然”，通过肆意妄行而相互标榜。

名臣何晏喜欢吸毒；竹林七贤阮籍的母亲死前拒绝见母，反而强求别人与自己下完棋；七贤之一的刘伶，热衷于纵酒。然而通过巧妙的修辞和标榜，这些人反而获得了传统道德坚守者难以向背的名声，吸毒的何晏被视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的士林领袖；阮籍则被誉为“礼岂为我设邪”的非俗之人；刘伶成为了“纵意所如”的豪士。

实际上，魏晋风流之后的荒诞作为，本质上不过是自我放纵。而“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大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仅仅是精于标榜者对自己放纵作为的美妙标榜。

魏晋人士喜欢相互标榜，王戎赞美王衍（著名清谈家，西晋的亡国宰辅），“（当世）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王敦则称颂自己的堂兄：“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晋书·王衍传》

1917年的俄国“一号命令”

二月革命期间，为了赢得道德至高点，战胜立宪自由党，在左翼领袖克伦斯基的支持下，俄国苏维埃会议执行主席索科洛夫颁布了“一号命令”，命令允许，“俄国士兵可以拒绝军官的指挥”，“士兵的武器由士兵委员会掌管，军官无权过问”。

在这一命令的推动下，很快俄国军队就陷入了瘫痪。军人从刚开始的胸口帮着红绳，到后来的敞开军装，再到后来变成劫掠的土匪，俄国秩序与她的军队一起陷入了瘫痪，最终形成了临时政府崩溃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天敌

世界上有很多背叛道德的恶行，但没有一种比破坏道德的恶行危害更大，白左对社会的摧残作用即是如此。

强奸、杀人、抢劫、诈骗仅仅只是违背了社会道德，但白左则是摧毁了社会道德本身。通过对自私的巧妙修辞和夸张，白左人士往往能够把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廉价表演，包装为至高道德的体现；通过对家庭、社区价值观的肆意攻击，白左士人常常将这些最基本道德伦理涂抹成对个性的压迫和牢笼。由此满足那些投机取巧并自私爱名的聪明人，以及一心向善却单纯肤浅的蠢材，最终摧毁调一个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

一个真正理解文明价值的人，必然能够清楚洞晓犯有此类恶行之人对社会的巨大危害。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上任七日后就将鲁国“闻人”少正卯诛杀于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学生不解孔子的作为，孔子解释道，此人（少正卯）有以恶言善（五恶）、破坏世风的“小人之桀雄”，故而非杀不可；东晋名将桓温则将五胡乱华中原沦陷的悲剧归咎于西晋末年士林风气的败坏，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衍，西晋士林领袖，擅长清谈和自我标榜）

事实上，一个文明的进步和繁荣，不仅仅有赖于她物质力量的强大，更有赖于正常的道德伦理。一个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一个向往虚幻美好的文明，是不可能维系的。就像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标榜一样，出于自私的白左道德本质上是文明的艾滋病，她将摧毁文明之明辨是非的本能，并使得微末小疾发展成不治之症。

所以，批判白左，不仅仅是对白左的抨击，更是对文明本身的拯救。毕竟，白左的胜利就是文明的失败，白左的失败就是文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