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原宪夫：《民权与宪法》评介_风闻

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推行征兵制已经7年之久，那年的统计数据却令人咋舌。是年复合征兵年龄的男子约有32万人，但是其中有二十八万七千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过继成为一个家庭中的长子）而免役，另有两万余人逃亡。在剩下的一万两千人中，又有许多人因为体检不过关而免于征召，明治政府不得已，不得不用其它手段，才勉强补充了东京和大阪地区的兵员缺额[1]。

在以往的印象中，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总是以一副极度渴求现代化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新式军队、帝国宪法、战争胜利与工业发展，这些名词一方面被用来证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并与隔海相望的清政府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又被联系在军国主义的历史脉络中以解释20世纪后日本的“异化”，这是比较传统也最深入人心的对日本近代史的解释。

可是开头的这个数据要如何塞入这样的一种叙事中呢？或许对于明治政府，许多人抱持着一种错觉，仿佛推翻幕府之后，一切现代化的进程就毫无阻碍的开始转动并导向了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牧原宪夫所著《日本近现代史：民权与宪法》，即是对这一叙述的一种反思。作为岩波新书日本近现代史的第二册，本书大致的脉络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与衰落为主轴，吊诡的事实是，日本帝国宪法的诞生并非源自于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妥协，反而是政府驱逐了反对派并垄断了权力，掌握了制宪问题的主导权之后，才有宪政的发展[2]。宪法本身对于日本而言是政府集权的果而非因，明治政府首先是一个残酷的集权专制政府，才有可能转变成为法治政府。

开头所言的征兵制就是明治政府集权专制的显著体现，征兵制在日本人眼中被视为“血税”，与明治政府直接征收的正税一起，被当做新政权暴政的两大证据。因此明治政府下的暴力反抗事实上层出不穷，这是现代化转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暴力动乱”[3]。可是以旧武士阶层为主的自由民权派在除了明治政府和民众间紧张的关系时，虽然反抗政府的藩阀独裁，却又始终向国民灌输着不要有“客位感”的主权意识。在这种关系中，民权运动认为，作为政府集权和高压的补偿，人民的基本权利应得以承认，因此，在1870年代知道宪法颁布前夕的政治斗争中，牧原宪夫认为应在明治政府和自由民权派之间再加入反对集权和暴政的一般民众作为第三股需要分析的力量[4]。

稳定的现代化或许确实需要某种权利的交换，现代国家对于公民的控制远超以往，无论税负还是公民应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兵役），如果不给予相应的权利作为回报，则无异于单方面的压迫。可是日本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显然从宪法的结果来看，自由民权运动并未取得胜利，明治政府不是通过保证公民权的方式交换义务，而是采取了别的方式。

首先是国内殖民地，北海道和琉球。这两个新近被并入日本的“边疆”成为类似于特纳形所谓“美国西部边疆”的存在。阿依努人和琉球居民被视为次等公民而被纳入日本的国家体系中，受明治政府压迫的公民转而压迫国内殖民地的原住民。另一个则是天皇制本身的统合作用。牧原宪夫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就讨论了日本国家的象征物：日章旗、《君之代》、天皇御照和“万岁”的口号如何把享有权利的“公民”降格为遵从义务的“臣民”。通过这种方式，日本的“危险阶层”（即资产阶级眼中的无产阶级）被统合进国家之中。

这类危险阶级的统合是民族国家构建的议程之一，但因为其本身绝非值得大书特书而往往被忽略不计。解决危险阶级无非是残酷地镇压或者是寻找国外的殖民地，让危险阶级剥削殖民地，从而形成金字塔的结构。义务兵役制也就可以被理解为占据优势种族保证自己剥削权力的手段。可讽刺的是资产阶级史诗中的现代化却是个人奋斗得以彰显的时代，牧原宪夫在结尾处指出这是“强者的自由”，正是对这一资产阶级史诗的直接反驳。如果自由民权运动或者是民众对“血税”的反抗消失于对明治维新的叙述中时，无论是其现代化的成就，还是后来军国主义异化的历史解释，都不可能被全面的理解，不仅是日本如此，任何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也都是如此。

[1]《陆军省第四年报》，1879年，转引自 牧原宪夫，《日本近现代史2：民权与宪法》，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页49。

[2]牧原宪夫：《民权与宪法》，94。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页38。

[4]牧原宪夫：《民权与宪法》，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