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爆发的原因——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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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有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后来不知道那个好事之徒，有把他改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但是这句话显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为事实俱在。夺妻之恨无非是一时血气上脑，来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只要当时有人拉开，日后两位靴兄靴弟找个小酒馆点上两个小菜，喝上几口小酒，也就是一笑泯恩仇了。

　　所以目前这句话已经基本被社会所淘汰，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这句古话却是至理名言，至今流传不息。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时，有政治家预言这将是最后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随着战争在现代化和规模化的扩大，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所成承受的极限。当然这个断言毫无预见性，因为你如果不去试试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此后的时间里，任何一个列强都明白，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后果严重的，都在竭力避免列强间直接交战，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所进行的都是列强与小国之间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

　　既然所有的列强都在小心翼翼，那么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会爆发？有人说一次大战是主要是由于英德矛盾引起的，但是从微观上讲恰恰相反，一次大战是由于德奥同盟和法俄同盟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夕还不太清楚法俄同盟的秘密条款中到底有些什么，德国在史蒂芬计划时还在幻想英国能保持中立。

　　为什么英德之间最后走上了战争之路，那么这就是一个“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的故事。

　　18世纪40年代，在全球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人志得意满的结束了长达200年的最严密贸易保护政策之后，开始宣传所谓自由贸易的好处。对此，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嘲弄道，“当一个人已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登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

　　按照我们的教科书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帝国主义因为对于国际市场和原料的竞争达到不可调和的阶段的必然产物，但是这句话说得并不准确，对于市场的竞争仍然可以调和，但是对于原料的竞争却是不可调和。就连秉承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也对殖民地的矿山和土地视为禁脔，严禁外国资本涉足，确保所有的矿产和农副产品都为大英帝国服务。

　　从生理上来说，我们和5万年前的智人祖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从社会和心理上说也很相近。那就是除了在各别技术飞跃的时代，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永远低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对于自然资源的竞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狩猎采集时代，在温带平原，平均每5平方公里土地才能养活一个人，部落人口增加就需要靠战争去解决问题，从人类完成进化，到农业产生，这个过程持续了4万多年。

　　到了1万年的时候，开始出现农业，土地的承载能力大大提高，平均每5公顷土地就能供养一个人。但是很快这个世界再次被人类住满，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时代的就是强势国家和民族不断扩大自己生存空间，把失败民族挤到山地和丛林的历史。元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要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去战斗，从原则上来说，一点错都没有——他搞错的只是这种战斗的强度和方法。

　　到了19世纪后半期，欧美列强纷纷完成工业化，对全球原材料的竞争就达到白热化的地步，甚至为了一小块鸟不拉屎的非洲土地，都争得头破血流。1899开始的布尔战争是英德的关系的转折点，英国打掉了德国占有重要商业利益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两个布尔人国家，在战争中，英国军舰以支援布尔人为名，强行扣押德国商船，极大的刺激了德国人的民族情绪。德国海军部长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给议会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导致了1900年《海军法》的出台，德国决心要建造一支可以挑战英国海权的庞大“公海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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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尔皮茨虽然决心挑战英国海权，但是并不打算战争。按照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英国拥有全球化的海外利益，为了保卫这些利益，庞大英国的舰队就必须分散在世界各地，而是德军若将强大的战斗舰队集结于北海将可和海军兵力分散于帝国各处的皇家海军达到均势，使后者将不会与德国海军发生冲突，以免导致其自身海军核心实力的衰落。这样就可以通过不战而屈人兵的手段，不使用战争手段，也可以逐渐把海权从英国的独霸状态，转变为列强分享。

　　但是这个理论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把英国人当做死人吗？只要他是活人就不会被尿憋死，他一定要想出办法来。1902年布尔战争结束，英国在这座战争泥潭中消耗5亿英镑，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8倍——从此大英帝国开始走入了下坡路。一个走下坡路的帝国面对德国的挑战，选择的道路叫做收缩。在布尔战争不久，英美达成协议，英国允许美国在中美地峡建造一条运河（也就是现在的巴拿马运河），并且有权利在运河驻军。在门罗主义宣布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帝的手终于如愿以偿的把手伸到了拉美地区。

　　如果英美的运河协议是在纵虎归山的话，那么在东亚的“英日同盟”则是养虎为患。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已经成为东亚的新兴海军强国，英国通过拉拢日本，不仅可以制衡俄国对中国利益的挑战，而且可以通过日本舰队来补充和支援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军存在。通过和美日达成的协议，这样英国就可以减少加勒比海、南美、东南亚和东亚的舰队规模，把更多的舰船撤回到距离本土更近的基地来。可以说，德国的建造的庞大公海舰队第一受益人不是自己，而是日本和美国。

　　对于德国来说，和英国的海军竞赛不仅给别人做了嫁衣，而且在陆地上他也面临极其不利的局面。这个局面的首要问题是来自法国的仇恨，由于在普法战争中占领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来自这个两个地区居民被迫害的消息始终无休无止的折磨着两国关系，变得“此恨绵绵无绝期”。

　　一种说法认为，德国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是个愚蠢的决定，当年俾斯麦反对这个政策是对的。这种说法是用来满足典型的猎奇型读者的小说笔法——从前有位智者叫俾斯麦呀俾斯麦，铁血宰相统一了德国呀统一了德国，但是德国人不听智者的建议，最后打了打败仗呀打了打败仗。

　　实际上从经济角度来讲，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对德国日后经济的崛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科书上管鲁尔区叫做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区，鲁尔区产煤，但是不产铁，那么铁矿石从哪里来？从瑞典进口，还是从巴西进口？那就不叫煤铁复合体经济区。阿尔萨斯-洛林本身就是鲁尔区的一部分，有了那里的铁矿，鲁尔区才能成为德意志经济崛起的引擎。如果任何一个人站在当时的角度上都不可能放弃这个历史性机遇——把鲁尔的煤和洛林的铁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复制英国的工业的成功经验，从而奋起直追。单凭这一点，就是值得德国为之付出代价。俾斯麦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个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不太懂经济的原因。

　　由于吞并了阿尔萨斯-洛林，所以就要承受法国的仇恨。但是法国根本不是高速崛起的德国的对手，唯一的办法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夹击德国的盟友，这个盟友要么是奥地利要么是俄罗斯。所以俾斯麦急忙搞了一个“三皇同盟”，把德国、沙俄和奥匈帝国三家联合起来，绝了法国人的奢望。

　　但是“三皇同盟”最大的问题是，俄国和奥匈都把手伸到巴尔干地区，双方在巴尔干的矛盾尖锐，俾斯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和稀泥，最后这摊稀泥实在和不下去了，德国必须做出一个选择，要么选奥匈，要么选沙俄，他不可能脚踏两条船到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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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德国选择了奥地利而不是俄罗斯呢？

　　首先，从地缘上将，奥地利距离德国的经济核心区更近，军事上没有任何缓冲余地，一旦奥地利变成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德奥同属一个民族，与俄国结盟反对奥地利不受国民欢迎。

　　第三，奥匈帝国横跨南欧、中欧、东欧和巴尔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奥匈帝国崩溃，将在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上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最后的产生难预料的后果，这是正背负着法国仇恨的德国不愿意应对的复杂局面。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德国本身也对巴尔干产生了野心。到了19世纪晚期，巴尔干已经成为德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和德国重要的矿产资源供应地，并在积极开拓土耳其的市场。尤其是罗马尼亚的国王卡罗尔一世是德国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员，在80年代开始的罗马尼亚工业化进程中非常倚重德国资本和企业，尤其是罗马尼亚的油田属于德国的生命线。这样德国必须保卫巴尔干，而在巴尔干问题上，俄国处于攻势，奥匈帝国出于守势，只要求保护自己在斯洛文尼亚、波黑和克罗地亚的领地，并且保证帝国内的斯拉夫人不受俄国宣传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

　　但是即便选择了强化德奥同盟，但是也未必一定要和俄罗斯走向对立，最终导致俄法同盟的成立又是另一桩“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的故事。

　　话说19世纪80年代之后，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开始衰落，他们的经营的农业在廉价的外国粮食竞争下无利可图。当时经常有笑话讽刺没落的普鲁士贵族，比如说一个普鲁士伯爵夫人去柏林购买圣诞礼物时，居然吝啬到做三等车厢，为了防止车厢内的波兰人的性骚扰，随身带着针来防身。

　　然而容克阶层却牢牢控制着德国的军队，一半的军官出身于这个集团，并且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高级军官位置。军官退役后又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又占据了政府高级官员中的相当数额，成为左右德国政策的重要因素。一个阶级经济上如此衰落，但是在政治上却如此强势，那么肯定就要惹出事端——这个问题一直到希特勒上台前夕，都是德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容克地主们要求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关税，以保护国内农业，于是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德国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就是俄罗斯，而俄国的农产品生产也是把持在贵族手里，这支贵族同样是控制着俄国军队的中坚，沙皇不可能不照顾他们的利益。好！你对我的农产品征税，那我就对你的化工和机电产品征税，于是一场关税大战在德俄之间爆发了起来，并且时断时续的持续了近30年。双方贵族都是在政治上极有权势的人物，都觉得对方杀了他们爹娘，只好不共戴天。1892年德俄“再保险条约”无法续约，和1893年法俄同盟的形成，都有双方贵族鼓动。

　　法俄同盟最初也如同德奥同盟一样是防御性的。但是防御都无法满足双方的需求，法国需要对德国复仇，而俄国在巴尔干要对付奥匈，中亚和东亚要对付英国。同时英法在殖民地上也摩擦巨大，最后法俄同盟就几经修改就变成了进攻性同盟，关于这个同盟的细节和秘籍条款，都是对协约国的另一个成员英国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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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俄同盟是近代现代史上一对少有的坚固同盟，法国和沙俄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和政治上的冲突，而且有很多共同敌人。沙俄是是世界主要的大宗农产品和矿产出口国。法国则是出口工业品和手工业奢侈品，法国农业很发达，但是主要是高附加值的园艺产业。俄国需要有人购买他们的政府国债，为他们国内的工业发展投资，而法国是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资本输出国。法国和俄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英国，法国有一个单独的敌人德国，俄国有一个单独的敌人奥匈，但是德国和奥匈肯定要在战争中互相支持，所以等于是两国的共同敌人。

　　由于这个异常巩固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德国总参谋部在冥思苦想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惊世骇俗的史蒂芬计划。当然在最初的时候，国际的外交形式对德国还是很有利的，他们成功的拉到了意大利来加盟，他们和法国在地中海和突尼斯问题上有矛盾，不过意大利始终若即若离，因为他们和奥匈在的里雅斯特上也有领土冲突。而英国和俄国在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的问题上都有摩擦，所以也很有希望拉来英国。但是在19世纪最后的十年里，本来亲密的英德关系却急速的降温了，这又是一个“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的故事。

　　到19世纪最后的而是年里，以电气化工为代表的新的一轮技术革命开始结出累累果实，作为老牌工业强国在这方面英国起步是很早的，法拉第、麦克斯韦都是英国人，现代电动力学基本上都是在英国奠基的。但是英国缺少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一种致命伤，因为新的一轮工业产业需要受过更高教育水平的产业工人，而英国恰恰缺少这样的工人队伍。

　　一个人只要不呆傻痴苶，随便训练一下就能成为纺织工、矿工，但是要适应更高水平的工业就需要从小进行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英国精英阶级在过去普遍相信一种庸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们认为一个人贫穷就证明了他是社会竞争的被淘汰者，社会应该尽可能的限制他们的繁殖和发展，这样可以改善粮食供给，降低社会动乱的风险。按照这种英国理论，对普通大众提供义务教育是完全荒谬和反智的行为，而且这需要花很多钱，需要扩大征税，不符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政府应当充当卑微守夜人的论点。

　　在新的电气和化工行业，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水平显得极其重要，德国遥遥领先，另一个拥有国民教育体系的法国紧随其后，美国凭借广阔并且被高关税严密保护的市场而没有被拉下，英国在主要工业国中最落后，由于坚持零关税或者低关税，还成为德国产品的倾销市场。

　　面对这种局面，英国的资本家们自然怒不可遏。其中一派以张伯伦父子为代表，希望学德国，先建立一个关税保护把本土市场，最好是整个大英帝国市场先围起来，保护幼稚工业。然后补短板，提高国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但是这一派在精英阶级中不受欢迎，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业反对关税保护，这时候他们还没受到日本纺织业的竞争，他们担心关税保护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大部分的富人都反对国民教育体系，因为这需要对他们征收更多的税款。

　　另一派则大受欢迎，既然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遏制德国的发展呢？于是这又是一起“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的故事，先是德国人通过新式工业断了英国人的财路，然后英国又希望用自己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来断德国人的俄财路，最后的在布尔战争中，英国强行扣押德国商船之后，双方的矛盾终于彻底引爆——你杀了我爹娘，我和你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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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的英德反目，实际上已经客观的证伪了这样一个命题——因为中美之间经济联系密切，贸易量巨大，所以中美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同样20世纪初时英德之间也经济联系密切，贸易量巨大，但是一样发生战争。就如当年德国搞了西起汉堡、经过柏林、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直抵波斯湾的大铁路，中国也搞了一个一带一路。德国搞了一个公海舰队，中国也像下饺子一样下水新的军舰——这些都会让老美抓狂。

　　唯一不同于当年的德国，中国目前还无需承受一个陆地大国的敌视，德国则和法国的关系无论如何都难以安定。幸运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和俄法同盟之间也有深刻的矛盾，两者无法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德国，然而这个局面在1905年被打破了。

　　在英日同盟签订的第二个年头，日本海军拿出他们看家本领“不宣而战”，一举重创了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战争中，日本人在英美的支持下，好像小宇宙大爆发一样把老迈的沙皇俄国打得满地找牙。

　　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惨败导致了德国外交形式的逆转。在1903年之后，英德关系全面交恶，德国开始执行反英政策，德国开始鼓励俄国东进，以恶化英德关系，防止英法俄联起手来。但是日俄战争之后，北极熊开始躲在自己的巢穴里舔舐伤口，让英俄之间的矛盾迅速降温，法国也趁机和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一些列妥协，最终导致了德国被英法俄三国孤立起来，现在除了墙头草的意大利，只有烂泥扶不上墙的奥匈站在他们一边。

　　在这种恶劣的局面下，德国只能依靠自己，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一旦发生战争，就必须采用史蒂芬计划。尽管这个计划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就像小毛奇给德皇威廉二世的答复一样——没有可以替代它的方案。

　　战败也刺激了俄国的内部，俄国发生了革命、武装暴动、沙皇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局面，斯托雷平为首的强硬改革派上台。斯托雷平的改革至今褒贬不一，他的带领下俄国进行了一些列大大阔斧的改革，为资本主义彻底的扫清了障碍，但是也让俄国的社会矛盾彻底激化，最终导致了沙皇政权的崩溃。

　　最著名的要数他对俄国村社制度的彻底破坏。旧俄国的农村被作为采邑分封给贵族们的，贵族拥有村社土地的一部分，并且拥有使用村民劳动力为自己耕种的特权，沙皇的赋税按照村社为单位进行摊派。1861年改革虽然废除了农奴的人身依附制，但是并没有碰触到村社的集体所有制，用现在的话说，俄国仍然没有完成联产承包制，仍然在吃大锅饭。

　　为了提高农业效率，斯托雷平决心废除村社集体所有制。但是农民们反对，除非让他们免费分得村社的集体土地。贵族们反对，因为这等于废除了他们的特权。“既然父亲和小儿子们都反对分家，那么就让长子来分。”这是斯托雷平的逻辑，那就是要利用富农阶级。土地除了农民们的有限份地之外，其余土地要付钱向村社购买，但是除了富农们没有人有钱购买土地。分家之后，普通农民失去了免费村社土地的权力，很快破产。

　　政府提供贷款把一部分无地农民迁往西伯利亚，但是当地环境恶劣，在长满原始森林的冻土上，政府提供的贷款太少，根本没法完成基础，迁徙去的农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些人不得不跑回来，这些流民在农村和城市偶尔从事零工，不过这就是斯托雷平想要的，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用斯托雷平的话来说，过去的村社制度是“抑强扶弱”，而他的制度是“让强者取胜”，他希望培养出一个新的农业资产阶级来效忠和支持沙皇政府。

　　但是相反，一个人富了还想更富，炒起的房子的会骂调控政策，办得起企业的会骂税负太高，沙皇的政府没办法给他们提供进一步致富的渠道，所以沙皇不仅没有收获一个感恩戴德的新阶级，而是产生了一群欲求不满的新敌人。最重要的是，被摧毁的村社制度是沙俄军队的基础。贵族是军官，农民是士兵，这个两个阶级都被伤害了。大部分农民破产了，大部分中小贵族属于是非世袭的，他们只有村社的使用权，所以只有世袭大贵族才能从出售村社土地的获利中分得利益，日益没落的中小贵族们充满了仇恨。

　　“让强者取胜”，也是斯托雷平其他经济领域改革的指导思想。但是在一个没有很深商业习俗背景的社会里，在一个很腐败的官僚体系中，真正能从新的经济模式中打开局面的必然是旧的权势阶级，而且他们获益水平和旧有的权势基本上成一种正相关。很多人富裕起来，但是当看到身边有比自己更富有的，而且这种富有和一个人的能力、智力和道德水平无任何联系，完全是依赖于旧有的特殊权利和社会关系而取得的，那么这个社会就充满了仇恨，每个人都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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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爆发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悖论，按照历史宣传学的通用说法，是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在巴尔干的竞争引爆了战争。但是到了19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都在巴尔干呈现一种收缩和防守的姿态，都在忙于自己内部的问题。但是这种收缩和防守反而让问题更容易出现脱线——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巴尔干的小国家们反而飞扬跋扈起来。对他们来说老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已经衰落，管不了他们。新老板奥匈和沙俄都在忙自己家里事，一时管不到他们。英法德还管不住他们。

　　在这群猴子里，最活跃的莫过于塞尔维亚。它是1910年和1912年两次巴尔干战争的主角，成功的吞并了马其顿和科索沃。他们渴望建立一个包括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大塞尔维亚”。这个计划是奥匈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它不仅侵犯了奥匈固有的势力范围，而且会激发帝国内部的泛斯拉夫主义情绪，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引起新的动乱，实际上塞尔维亚已经逐渐成为庇护各种反奥匈统治激进分子的活动的基地。

　　所以1908年，奥匈帝国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正式并入帝国——这两块地从1878年就被奥匈帝国所实际控制，并驻扎军队，所以说奥匈吞并波黑实际上是一场战略防守，但是它却大大刺激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双方紧张的局势一直维持着。接着就该我们的最佳那主角登场了。

　　1889年当奥匈帝国皇太子由于精神病而自杀之后，约瑟夫一世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成为奥匈帝国皇储。这个奇奇怪怪的人的有着奇奇怪怪的一生经历，他到未来岳母家做客时，看上了一位侍女并甩了未婚妻，在维也纳宫廷里引起轩然大波。他是一位自然人文主义者，热衷于打猎和保护自然环境，有一种不现实的悲天悯人情绪。在政见上他也是奇奇怪怪的，他的身边围绕着一批不切实际空想家，建议把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改为多民族的联邦国家，这个奇特的政见根本就不会被帝国内部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同意。

　　1914年6月28日，是费迪南和他的侍女老婆的婚姻纪念日，他出身卑微的老婆的在维也纳宫廷内备受冷落，他希望到外省的萨拉热窝的访问来满足于一下妻子的虚荣心。但是如此蹊跷的是这一天也是当年塞尔维亚的“圣维特日”，1389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开始了对他们长达四百多年的残酷统治。尤其是奥匈帝国军队刚刚举行过一次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完全有理由把这个皇储的访问看作一次个人的挑衅行为。

　　尽管当天的防卫安排有疏漏，尽管为了满足妻子的虚荣心，大公坚持乘坐敞篷汽车在大街上接受人群欢呼，但是杀手们仍然没有得手。正当杀手们准备放弃刺杀行动时，大公的汽车却不小心拐上了一个错误的道路。由于当时的汽车没有倒挡，所以只好在一条不算很宽的街道上以非常低的速度向前走，恰巧经过一名杀手的面前。在萨拉热窝街头的两声枪响之后，大公和他妻子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对这个蹩脚皇位继承人的死来说，老皇帝约瑟夫一世一点也没有悲伤，而是希望能利用这次“倒霉侄子之死事件”为借口，一举铲除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奥匈以战争为威胁，要求塞尔维亚必须驱逐所有的极端组织，罢免所有参与庇护极端分子和从事反奥匈帝国宣传的政府官员，并且逮捕策划刺杀的组织成员后，交由一个由奥匈帝国专员和塞尔维亚法官组成的联合法庭审理。

　　塞尔维亚王国拒绝了奥匈帝国的要求，并且向他们的斯拉夫兄弟沙皇俄国求援，奥匈为了防止俄国干涉也对德国求援。德国知道沙皇政权已经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困难时期，他认为俄国现在的政治状况根本就不适合对外干涉，于是大方的给了奥匈保证，一旦俄国参战，德国将援助。

　　但是他们不了解的是，沙俄政权不仅没有把它看做一次危机，而是看做一次挽救政权的契机。如果他们能把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情绪玩弄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水平——既能民族情绪高涨，又不引发战争，那么就让政权重新获得民众的认同。

　　面对德国对奥匈帝国的保证，俄国决定进行一次局部动员——沙皇的顾问们相信这一个恰到好处的反应，既体现了俄国的强硬，又不至于引发俄德两国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了解德国的史蒂芬计划，这份计划就是要在俄国进行动员之前就要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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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施里芬计划是一份危险的时间差游戏，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于德法这种现代化国家，俄国是一个军事体制和交通都都非常落后的国家，它的动员速度要远远慢于德法。如果一旦开战德国能够通过一次大胆的战术安排，在西线迅速击败法国，那么德国就有足够的时间军队重新部署在东线，以应对动员缓慢的俄军。但是施里芬计划的前提是挑战来自西线，而俄国没有完成动员。但是现在的却面对新的情况，威胁来自东线，俄国要先发起动员。

　　面对俄国的动员，德国也开始相应的进行局部动员，而无论是因为现实来自德国动员的威胁，还是俄法盟约的军事义务，法国也必须动员。但是一旦法国和俄国完成动员，那么两线作战的德国必然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导致施里芬计划的全面破产。

　　当俄国进行了一次局部动员之后，沙皇的政府认为这是一次有限的示威行动，但是德国为了应对威胁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动员。为了不再已经被挑动起来的民族主义面前示弱，俄国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动员，他们相信这是一次比试胆量的“看谁先眨眼睛的”的游戏。

　　到了这个时候，德国总参谋部已经认为德国的命运已经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旦俄法完成动员，那么德国在军事上将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所以立即建议德皇威廉二世进行总动员，并准备实施施里芬计划。1914年7月30日，德国下达总动员令，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德国军队就已经全部在铁路线旁整装待发。德国对俄法和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

　　对俄国的最后通牒是，他们必须立即停止动员，否则就意味着战争。对法国的通牒是，他们必须保证一旦德俄发生军事冲突，法国必须宣布中立，不然就意味着德法将进行战争。对比利时的通牒是，如果德国和法国发生战争，德国要求通过他们的领土，并使用他们的运河和铁路线。同时德国还明确的告知英国，他们已经准备和俄法作战，希望英国能表明他们在战争中的态度。

　　到了这个时候，俄国人才明白，他们彻底把德国惹毛了。德国战争通牒在英法俄比政府内部带了的一片混乱，四国政府几乎全部停摆。但是无论怎么混乱，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政府如果接受了德国这样粗野的战争恐吓，那么这个政府就不用继续混了，都会被自己的国民推翻，所以法俄比对德国的回答一律是“No”。

　　唯一的例外是英国的表态相对模糊，因为在协约国内他并不像俄法两国互相抱有绝对的军事义务。他不是俄法盟约的一员，而只是通过英法协定和英俄协定抱有一些有限的军事义务——其中包括保卫法国北海和大西洋沿海的海上安全。而法国则对英国在地中海的安全抱有同样的军事义务，这样英国就把原本地中海的大部分主力舰驶回北海，而法国则把大西洋沿岸的战列舰开往地中海。通过这个协议，英国把军舰更集中的部署在北海，以对付德国公海舰队的威胁。除此之外，英国不对法国抱有任何陆地上的军事义务。

　　对于各国的反应，德国是完全有准备的，剩下的只有一个方案——实行施里芬计划，接下来是长达四年血腥的厮杀和1000万士兵的死亡。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国家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所有的措施的防御性或者预防性。英法认为是德国发动了战争，奥匈和塞尔维亚开战是始作俑者，俄国人的军事动员是造成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德国认为俄法的动员是导致他们采取行动的动因，任何一个国家处于多面受敌的情况，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奥匈帝国认为自己只是在防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对自己的威胁。

　　对于第一个进行动员导致局势恶化的俄国来说，他们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俄国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倒霉侄子之死”事件发生后他们一直致力于调停，并且给塞尔维亚政府秘密施压，要他们进一步满足奥匈的要求。奥匈帝国军队逼近贝尔格莱德时，俄国还建议塞尔维亚放弃首都，然后交给大国之间谈判解决问题。至于动员预备役问题，完全是为了在国内人民面前摆出一个强硬的pose，他们还特意对和德国接壤的三个军区不进行动员，如果德国人善解人意的话应该明白俄国的意思，难道在自己家里摆pose也有错吗？

8 

　　既然所有的政府都不想打仗，那么为什么最后还是打了起来？

　　首先，德国在战前的最后十年里，地缘形式急剧恶化了，他们被完全孤立起来，所有的大国都是他直接和潜在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的神经变得极其敏感，容易做出过激的举动。　　其次，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都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奥匈帝国国内民族矛盾尖锐，捷克人和斯洛伐克等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已经威胁到了帝国完整，他们急于扑灭所有斯拉夫民族主义。沙皇政权更是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即便眼前有一条毒蛇，他也会像溺水者一样伸出手去抓它。

　　即便以上几点，一战也未必会如现实发生的如此残酷。德国的施里芬计划虽然没有完成预定目标，但是大体上是成功的，它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大量重工业区和主要的煤炭产区，极大的重创了法国的军事工业能力。在这一年中，德国还占东线连续在坦南堡、马祖里湖区、波兰中部、罗斯多次重创俄军，俄军损失近二百万。如果没有英国的参战，德国在开战后12到18个月内，就能彻底打垮俄国，并且强迫法国坐到谈判桌上。正是因为英国的参战，对法国的经济支持，对德国的海上封锁，才使一战变成一场残酷的消耗战和饥饿战。

　　而当1914年7月，德军越过比利时边境时，英国政府仍然对是否参战犹豫不决，英国内阁甚至有人提议搞一个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参战。但是后来认为这个建议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英国人都群情激昂的要教训德国人。同样的是德国人也非常热衷于狠揍一下英国佬。

　　在一次大战前的最后十年里英德两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把目标指向了对方，因为“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他们都觉得互相不共戴天。这也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两国海军裁军谈判都破裂的重要原因，每次两国的舆论都在全力以赴的制造麻烦，破坏任何可以达成的协议。

　　德国的统治集团完全明白如果能够停止海军竞赛，那么英国就不会缔结1912年的英法协约，德国就不会陷入后来的绝对孤立局面。而英国精英们也知道，像他们这样一个老大帝国和德国这样年青小伙子对抗是一件危险的举动，双方都有达成妥协，停止海军竞赛的愿望，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在另一面却在两国的精英集团却不断煽动国内的民族情绪去仇视对方，这种两面派的作法是最终导致英德两国走上战争道路。

　　为什么双方要采用这种自相矛盾的作法？从20世纪初的时候，随着交通和通信手段的便利，在英德这样的发达国家里，普通民众的眼界大开的同时，也要求更多分享社会权利和经济果实。但是各国的精英阶层并不想对民众做出让步，巩固自己统治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精英们把现在的国家治理的很好，没有必要改变社会架构。

　　所以英国在面对德国的挑战时，这样对自己的国民说——大英帝国非常强大，想灭谁就就灭谁，不信你们看，我们明天就灭了德国人。而德国人面对英国的遏制的时候，这样对自己的国民说——德国正在蒸蒸日上，英国正在衰退，德国干掉英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其实两国精英阶级都非常清楚，一旦英德开战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有必须这么做——通过鼓励和放任无知民众那贫瘠心灵里的狂野想象力，来满足巩固统治的需要。最后他们反而被自己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绑住了手脚，无法进行正确的外交行动。

　　最后五个大国的之间基于所谓“理性”的可以预料和控制的竞争和博弈，却往往因为一些小国的举动而失去控制，东亚的日本和巴尔干的塞尔维亚都不满足于做列强的小兄弟，要满足自己的野心。地球实在太小——容纳不了这么多民族的雄心壮志。

作者：淼水有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