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埃及学研究三十年综述_风闻

exlion网友在评论里说后世考古研究认为罗塞塔石碑是伪造的，并且把罗塞塔石碑上没有的内容说是石碑的翻译。同样也有EatOrange网友说“中国考古界”看埃及考古漏洞百出可笑至极。

中国考古界看到这个大概也是一头雾水吧。关于埃及学在中国的发展，下面这篇文章是很好的介绍，作者是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硕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在2009年，其中提到的象形文字的研读已经有了郭丹彤教授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

我也很好奇中国考古界有没有“逆向”古埃及学研究的。

新中国建立之前, 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 更谈不上埃及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 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 我国开始注意发展世界古代史学科, 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埃及学研究的建设, 以此为基础, 我国学者开始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文化, 写作和翻译了各类文章近20篇,侧重于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 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埃及学的真正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年, 是我国埃及学真正创立和迅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学者共在国内外学术期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达百余篇, 出版学术论著、编著和译著达几十种, 在通史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学科建设、学术研究领域的变换和我国埃及学研究取得的认可等, 基本上可以将我国埃及学研究这3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 世纪80 年代末,是艰难起步时期; 第二阶段从80年代末～90年代末, 是稳步发展时期; 第三个阶段从90 年代末至今, 是百花齐放、迅速发展时期。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拨乱反正,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和研究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很多学科领域需要吸收国外研究成果来弥补这些领域的不足,还有很多空白领域需要填补。我国的埃及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起步的, 此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在创建中国埃及学的历程中, 老一辈学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怀。1978 年末, 林志纯教授组织了部分世界古代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 商讨包括亚述学和埃及学在内的空白学科的建设问题。1985 年, 我国著名史学前辈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3位教授, 联名发表了《古典文明的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① 一文, 指出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但在我国还几乎是空白学科, 呼吁研究这些古文明。从1985年起, 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 招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聘请联邦德国、比利时、美国等国家的专家讲授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等方面的课程。北京师范大学也招收了埃及学硕士生。我国召开了几届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 1985年和1988年分别在山西、辽宁召开了两届西亚北非史会议。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埃及学的建立与发展。1979年, 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出版(人民出版社) , 刘文鹏参加了古代埃及史的写作, 依据丰富的史料,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对中国埃及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学者克服重重困难, 发表了十几篇较高质量的论文, 就埃及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

参见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 《古代文明的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 载《世界历史》, 1985年第4 期, 第1～3页。

我国学者就史前文化中的农业起源问题展开论述, 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埃及法尤姆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发现的小麦和大麦粒, 属于公元前4 400～前4 000年, 是目前已知非洲最早的栽培作物。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在阿斯旺以北的库巴尼那发现的大麦粒, 是18 000 年前的埃及人人工栽培的, 埃及的农业最早可追溯到18 000 年前, 这大大提前了埃及农业起源的年代。②

古代早期国家问题是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并有一定难度的课题, 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埃及学学者集中讨论的问题。1978 年, 刘文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埃及学论文, 分别对埃及国家的形成时间、国家形式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述, 指出古代埃及从涅迦达文化II时代开始出现国家, 最初是以“州”的形式出现, 且都是各自分立的小邦, 经过前王朝各州之间几百年的联盟、争霸和兼并过程, 到第一王朝时开始趋向于统一, 在第二王朝末期才最后实现了上下埃及的统一局面, 从古王国以后, 埃及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③ 1983 年, 张忠民通过对王冠、王衔、王标及墓葬等的考察, 认为埃及早期出现的诺姆只是部落联盟, 埃及国家形成于美尼斯统治时期。④ 1985年, 刘文鹏结合大量最新考古资料对张忠民论文中的论据和观点逐一商榷, 认为在前王朝时代后期即涅迦达文化II时代, 埃及出现了各自分立的诺姆, 这些诺姆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以某一个城市或村落为中心形成的城市国家, 而美尼斯人物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那尔迈王才是埃及统一国家的创建者, 但埃及的完全统一是经过了早王朝时代几百年的反复斗争后逐步实现的。⑤ 同时, 他还对古埃及前王朝时期希拉康坡里王朝几个国王的真实性及其功绩进行考察, 认为“卡王”的历史真实性尚不能确定, 蝎子王是希拉康坡里王朝的重要国王, 其远征为早王朝埃及的统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传统上所说的美尼斯是否存在同样不能确定, 但他肯定不是完成埃及统一的人, 之后的那尔迈王仅仅是开创了埃及统一的局面, 并非最后和完全的统一。⑥ 这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埃及的早期国家不是城市国家, 而是村社国家。

古代埃及早期是否出现了城市, 它在古埃及国家的形成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这是研究埃及早期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刘文鹏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认为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以前, 埃及已经出现城市, 是表现为城镇的早期城市, 城市是埃及国家甚至埃及文明形成中的要素之一。⑦

古代埃及经济形态问题、重要历史问题和一些文化现象都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刘文鹏认为,在古王国时代, 埃及已经出现土地私有制。他否认了传统上认为古代东方是普遍的土地公有制的观点。⑧ 周启迪认为, 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是由专制君主与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的矛盾和世俗奴隶主与神庙祭司奴隶主的矛盾共同导致的, 而非因埃赫那吞的意志、品质等引起。⑨ 刘文鹏指出, 古代埃及的墓葬建筑存在连续性。

埃及学逐渐在我国建立起来, 一些学报和期刊杂志都发表了埃及学方面的文章, 不仅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 还引起了世界埃及学界的关注。1988年, 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刘文鹏应邀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埃及学大会, 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作为受邀学者参加了国际埃及学大会, 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和城市国家》的发言, 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

二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埃及学的逐渐认可、史料的不断引进、研究经费的不断投入和一些学有所成的博士、硕士投入到教学与研究中, 我国的埃及学研究逐渐深入, 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

1991年, 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成立了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 该研究所是我国以埃及学为研究中心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在刘文鹏的领导下, 与兄弟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从事埃及学研究,主持或参与了国家规划的研究项目, 与英国、南斯拉夫等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东北师范大学等4所高校招收了埃及学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1994年, 东北师大古典研究所创办了《古代文明》(Ancient Civilization)杂志(年刊) ,面向世界发行, 刊发包括埃及学在内的英文文章。南开大学(1993年)和东北师大( 1997 年) 分别举行了两次“世界古代史国际研讨会”,其他有关院校还召开了8届世界古代史年会。这一切都促进了我国埃及学的深入发展, 学者们结合新史料, 对学界关心的很多重要问题展开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埃及早期国家问题继续受到关注。刘文鹏考察了古埃及涅迦达文化Ⅱ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希拉康坡里的画墓, 认为画墓中的壁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埃及抗击入侵者的一次重大胜利, 其艺术形象与主题思想有现实主义意义。①

文明起源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兴趣。刘文鹏认为, 埃及文明基本上发生于涅迦达文化I时期之末和涅迦达文化II时期, 从绝对年代看, 大约是公元前3 500年以后,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②

专制主义是埃及史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刘文鹏对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驳斥了国外传统上认为埃及自第一王朝开始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观点,指出法老埃及专制主义并不是经常的和普遍的现象, 而是有条件的, 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③基于对法老埃及专制统治特性的认识, 他对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理论予以批驳, 认为古埃及的专制统治与治水无根本因果关系, 不是治水导致的专制统治, 埃及的专制统治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 有其自身发生、发展与演化的过程。④

这一时期, 我国学者对埃及学的研究不仅在深度上有所进展, 而且在研究视角上也有所扩展。刘文鹏分别对古代埃及金字塔建筑的演进与衰落、蛇的崇拜与传说、“创世论”的宇宙神学、年代学与历史分期、第一中间期的“大饥馑”与人民大起义、埃及学的诞生和发展及其在我国的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⑤ 李长林和杨俊明介绍了我国学人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研究状况, 指出国人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研究很早就并立于世界。⑥ 郭丹彤指出, 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神庙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经济, 是不发达的奴隶制国有经济。⑦ 她还以科努霍特普二世的象形文字铭文为依据, 研究了埃及中王国第12王朝的创建、王权的强化统治和地方世袭贵族的分权化。⑧ 颜海英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进行研究, 认为托勒密埃及存在买卖奴隶、神庙奴隶和债务奴隶3种形式, 总体上托勒密埃及的奴隶地位和生活状况并非“处境悲惨”, 这种奴隶制受希腊古典奴隶制的影响较少, 仍是法老埃及奴隶制的延续。⑨ 她还对罗马埃及奴隶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晓东、王海利等人分别研究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图坦哈蒙之死、希克索斯人的起源等。

我国学者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 还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埃及通史体系。1994年, 周启迪出版了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古代埃及通史著作《古代埃及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对阿拉伯人征服之前的埃及历史进行了叙述, 基本上构建起了我国埃及通史的结构体系,但侧重对法老埃及史的叙述, 对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后期埃及和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叙述尚显不够。我国埃及学研究获得了国际埃及学界的持久关注。1991年, 刘文鹏受邀参加第六届国际埃及学大会, 他提交的文章《法老埃及专制主义评述》被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公开发表。随后, 吉林大学的令狐若明和北京大学的颜海英相继出席了第七届、第八届国际埃及学大会, 中国埃及学学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向国外同行学习, 进行学术交流, 既扩大了我们的眼界, 也引起了与会学者对中国埃及学研究的极大兴趣。

参见刘文鹏: 《希拉康坡里画墓及其壁画》, 载《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1992年第1期, 第1页。

参见刘文鹏: 《论埃及文明的起源》, 载《史学理论研究》, 1995年第2期, 第161页。

参见刘文鹏: 《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载施治生、刘欣如主编: 《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89～217页。

参见刘文鹏: 《“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历史的扭曲》, 载《史学理论研究》, 1993年第3期, 第35页。

参见刘文鹏著: 《埃及学文集》,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156～174、277～290页。

参见李长林、杨俊明: 《国人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早期研究》, 载《世界历史》, 1995年第2期, 第84页。

参见郭丹彤: 《试论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神庙经济》, 载《东北师大学报》, 1994年第2期, 第14～17页。

参见郭丹彤: 《试论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王权同地方贵族势力的关系》, 载《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第4期,第22～26页。

参见颜海英: 《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 载《历史研究》, 1996年第6期, 第114页。

参见颜海英: 《罗马时期埃及的奴隶制》, 载《世界历史》, 1997年第4期, 第129页。

三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我国埃及学研究继续深入, 不仅对埃及历史的研究有所深入, 而且埃及学很多分支学科的研究也受到关注, 研究领域和视角都有所扩展, 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快速发展的局面。11 2003年, 复旦大学建立了埃及研究中心,以埃及学研究为中心任务, 部分地承担起我国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重任。　该研究中心负责人金寿福教授曾多次参加国际埃及学大会和德国国家埃及学大会, 并赴埃及进行实地考察, 在国外埃及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10篇。吉林大学等7 所院校招收了埃及学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2003年, 我国召开了一届“世界古代史国际研讨会”。1999～2007年我国共举办了9 届世界古代史年会。这些都促进了我国埃及学的深入发展, 学者们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21文明问题继续受到关注。　刘文鹏论述了埃及文明的几大特性, 指出古代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又是古代世界单一民族文化延续最长的古代文明, 古埃及人形成了宝贵的文化传统, 但并不闭塞、保守, 他们通过军事的、和平的途径与近东和地中海世界发生了密切联系, 古埃及传统文化与周围世界的交往、融合, 既丰富了埃及的传统文化内容, 也影响了周围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① 他还对20世纪国外古代埃及文明研究的成就进行了总结, 指出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②

31埃及早期国家问题的探讨仍在继续。　郭丹彤指出, 那尔迈调色板展示了埃及统治者对利比亚人的征服, 还是对相同主题的更早版本的复制,第一王朝的建立是和平过渡的结果, 同时也不乏武力冲突。③ 金寿福指出, 埃及学界混淆了埃及国家产生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后期象征性的上下埃及二者合一之说, 而正确理解埃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应该把那尔迈和美尼斯分开, 把那尔迈调色板放在希拉康坡里家族向北扩张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还应当充分考虑来自上埃及的涅迦达文化在促进埃及国家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④

4. 埃及考古学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刘文鹏指出, 埃及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了解、研究古埃及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没有埃及考古学所提供的遗址、遗物及其奠定的基础, 就不可能有今日埃及学的发展。⑤ 他还对1989～1999 年埃及考古学在遗址、遗物、遗迹和铭文等方面的发现与探查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进行了介绍。⑥ 郭子林、李宏艳研究了埃及“帝王谷”考古成果, 指出“KV62”墓、“KV5”墓和“KV55”墓的考古成果是20 世纪帝王谷考古的重大发现, “帝王谷”这种称呼值得商榷。

5．古埃及人的丧葬习俗和生死观, 以及思想意识等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讨论。　令狐若明指出, 埃及前王朝时代已出现成人葬、幼儿葬、随葬, 以及埋葬方向等习俗, 这些习俗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埃及原始宗教的主要特点。⑦ 金寿福注重从文化角度研究古代埃及人的生死观。他论述了古代埃及人来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 古代埃及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来世的追求, 但从古王国到后期埃及,他们对命运和来世的认识及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⑧ 他进一步评述了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庆祝“美好的山谷节日”的习俗, 阐述了该时期埃及人复杂的生死观, 以及他们面对死神而采取的独特态度。① 史海波对古埃及人的历史意识进行研究, 指出古代埃及人很早就形成了玛阿特观念和朦胧状态的历史意识。②

参见刘文鹏、令狐若明: 《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 载《史学理论研究》, 2000年第1期, 第104页。

参见刘文鹏: 《20世纪的古埃及文明研究》, 载《古代文明》, 2007年第1期, 第4页。

参见郭丹彤: 《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统一》, 载《历史研究》, 2000年第5期, 第191页。

参见金寿福: 《文化传播在古代埃及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载《社会科学战线》, 2003 年第6 期, 第138～144页。

参见刘文鹏: 《埃及考古学的研究与展望》, 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1年第1期, 第2～7页。

参见刘文鹏、张晔: 《1989～1999年埃及考古学的新发现》, 载《世界历史》, 2001年第2期, 第99～107页。

参见令狐若明: 《埃及前王朝时代的埋葬习俗》, 载《吉林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 第147～150页。

参见金寿福: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论古代埃及人来世观念的产和发展》, 载《史学集刊》, 2005 年第1 期, 第53～58页。

6．古埃及的宗教问题备受关注。　郭丹彤指出, 阿玛纳宗教是在第十八王朝早、中期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本质上是一神教, 为犹太教提供了仅认同一位神的实例。③ 她还指出, 奥西里斯神话、基督神话分别是古代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中的重要神话, 它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 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④ 李模在《诸神的仆人们》(书海出版社2001 年版) 一书中探讨了古埃及祭司势力的演化和发展, 以及祭司的构成、职能、收入、特权、职位的获得、社会影响等, 认为祭司对埃及社会造成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影响, 其根本原因是祭司集团对宗教思想的控制和经济实力的强大。他还论述了埃及古王国时期太阳神权最终确立的历程, 揭示了神权对埃及古代社会特别是王权的深刻影响。⑤

7．古埃及文字也是这一时期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令狐若明探讨了古埃及文字的特点及影响。⑥ 颜海英对史前时期的埃及陶器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研究, 认为有相当一部分陶器符号与后来的文字有渊源关系。陶器刻画符号是文字取材的源头之一, 埃及历史上最早的王名与陶器刻画符号有密切关系, 可以说是从陶器刻画符号发展演变而来的。⑦ 王海利指出, 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古埃及最早的文字形体, 是一种比较完备而成熟的文字体系。他还认为,把“hieroglyphic”一词译为“象形文字”是一种误译, 建议把该词译为“圣书文字”⑧。李长林则指出, 在古埃及文字的结构中, 象形字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 将古埃及文字称之为象形文字是合适的。⑨ 吴宇虹从古文字构成的角度认为把“hieroglyphic”一词译为“象形文字”是正确的。

8．古埃及的文学和文献等也很值得研究。令狐若明指出, 传记文学是古代埃及文学的早期形式之一, 保留下来的传记文学作品大多歌颂了法老、贵族大臣的业绩和“善行”, 有许多夸大不实之词, 但不少传记作品涉及了主人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关系, 对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某些价值标准和社

会道德规范、社会生活、国家机关、军事活动和对外关系等, 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史海波认为, 古埃及的教谕文献是我们认识古代埃及人社会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 刘文鹏、王海利对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进行了多视角研究。

9．这一时期学者们深入探讨了埃及的对外关系、王衔、婚姻、妇女地位等问题。　郭丹彤分析了从史前时期到公元前332年古埃及与周围其他地区的关系。李晓东指出, 埃及法老的王衔由5部分组成, 在法老的王衔中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神的名字, 这些神在王衔中的升沉表明了国家政权的演变。埃及法老的第三个王衔“金荷鲁斯”起源于古埃及人“金”的修饰保佑观念。王海利认为,古埃及外交婚姻的主要特点是“只娶不嫁”。张晔等探讨了埃及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地位。①

参见金寿福: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人的生死观》, 载《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第99页。

参见史海波: 《试论古代埃及人的历史意识》, 载《史学集刊》, 2005年第4期, 第67～72页。

参见郭丹彤: 《论古代埃及阿玛纳宗教》, 载《世界历史》, 2007年第5期, 第99页。

参见郭丹彤: 《论古代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的影响》,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第159页。

参见李模: 《试论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太阳神权》, 载《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第37～40页。

参见令狐若明: 《古埃及文字及其影响》, 载《世界历史》, 2000年第5期, 第78～84页。

参见颜海英: 《前王朝时期埃及的陶器刻画符号》, 载《世界历史》, 2006年第2期, 第115页。

王海利: 《世界拼音文字的滥觞》, 载《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0年第1期, 第61 ～64 页;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问题》, 载《世界历史》, 2003 年第5 期, 第57页。

参见李长林: 《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兼与王海利同志商榷》, 载《世界历史》, 2004 年第5 期, 第119页。

参见吴宇虹: 《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 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6年第6期, 第90～98页。

参见令狐若明: 《古代埃及的传记文学评述》, 载《古代文明》, 2007年第1期, 第15页。

参见史海波: 《古代埃及教谕文学的名实问题》, 载《古代文明》, 2007年第3期, 第3页。

参见王海利、刘文鹏: 《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的多视角研究》, 载《史学理论研究》, 2003年第2期, 第145～156页。

参见郭丹彤著: 《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参见李晓东: 《古埃及王衔与神》, 载《东北师大学报》, 2003年第5期, 第17页; 《法老第三王衔研究》, 载《东北师大学报》, 2007年第6期, 第15页。

王海利: 《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 载《历史研究》, 2002年第6期, 第181页。

10.希腊人统治时期的埃及史是我国埃及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郭子林从王室婚姻、官僚体系和诉讼制度等角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 并以此为基础, 结合大量原始史料, 对托勒密埃及专制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认为托勒密国王的人格被神化, 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威, 依靠一套庞大严密的官僚体系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 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具备了专制主义的所有特征, 而且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专制主义相比, 具有自身的特点。②

11．我国学者还写作和编著了几部重要著作,并有意识地把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和经典著作译介到国内。　2000 年, 刘文鹏出版了《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 一书。他参考了大量国外权威论著和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 对上起埃及人的出现、下迄阿拉伯人征服的整个古代埃及史进行了通史性研究, 在几大方面有所突破, ③ 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撰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埃及史专著。学界认为, 此部著作“反映了我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就, 也是我国埃及学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就”④。2008年, 刘文鹏又出版了《埃及考古学》(三联书店) 一书, 从古埃及史前考古学开始叙述, 直至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考古学。全书内容以考古学为主线, 叙述了古埃及文化的演进历程。书中使用了英、俄、日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本书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史料丰富、内容翔实, 图文并茂, 兼可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 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翔实的埃及考古学著作。

我国的埃及学研究日益受到国际学界关注, 几乎每届国际埃及学大会都邀请我国学者参加, 一些外国埃及学杂志也开始刊发我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 我国埃及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到目前为止, 我国学者已经对埃及学的几个主要分支学科进行了研究, 而且有的分支学科(例如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字学等) 研究得还很深入,埃及学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中国埃及学体系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与我国其他领域或学科的研究相比, 与西方埃及学研究相比, 我国埃及学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

我国学者的古文字解读能力不足。虽然我国学者加强了古埃及文字的学习, 也有一些学者掌握了古埃及文字, 并进行了象形文字等问题的研究, 但多数人还不能对埃及出土的文物、碑铭、纸草文献等第一手史料进行深入解读,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学等的研究, 主要还是依赖于译成英文的资料集等第二手史料。

史料建设仍显滞后。虽然我国每年引进很多埃及学方面的著作, 但原始史料(例如碑铭、纸草文献、考古报告等) 的引进非常少。这既与我们的语言条件的限制有关, 也是由于我国缺少一支埃及考古队伍使然。

研究领域尚未形成体系, 没有出现多人合作申报并主持完成重大课题的局面, 也没有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人士合作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 纸草学、碑铭学、艺术、建筑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和技术史等分支学科都是研究较少的。

由于起步较晚和一些客观原因, 我国埃及学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要想跻身于国际埃及学研究的强国之列, 学者们就必须加紧突破语言关, 加强第一手史料的引进和考古队伍的建设, 加强国际交流, 开阔思路, 敢于创新, 有计划地培养后备人才。我们相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国家对埃及学研究的不断重视, 我国埃及学研究的明天将更加充满希望。

参见张晔、刘洪采: 《法老时代的埃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载《世界历史》, 2004年第2期, 第11～20页。

参见郭子林: 《托勒密埃及王室婚姻》, 载《广西社会科学》, 2005年第7期, 第138～140页; 《托勒密埃及官僚制度探微》和《诉讼与和谐———文献视域中的托勒密埃及司法制度》, 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6年第3期, 第7～11页和2008年第1期, 第6～10页; 《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载《世界历史》, 2008年第3期, 第83～95页。

参见郭子林: 《垦荒播种、奠基绝学: 刘文鹏先生的史学贡献》, 载《世界历史》, 2008年第2期, 第155～158页。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