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的逻辑——二战时希特勒的决策历程2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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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奇诺防线、甘末林和法国总参谋部正名

　　马奇诺防线、法国统帅甘末林、以及二战前期的法国陆军在后世承受了太多的非难，很多纯粹是为了找个替罪羊而进行了无理行动。本质来说，法国军事系统在1940年的表现，很大程度是事先10年间种下因而结出的果，法国陆军、甘末林的指挥除了误判了阿登山的攻势之外（实际上就连大部分德国将领都反对从这里进攻），基本都是在及格线以上。

       法国为什么要建立马奇诺防线，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静态防守”战略，实际这个静态防守战略是后来历史宣传学家自己自创的，每个当时的法国将领都知道，防守必须有灵活性，不存在所谓的静态防守。当时在30年代中期的时候，法国军方就一直督促政府拨款提高法国陆军的机动能力，但是法国政客们反对这个建议，认为既然已经花了很多钱建立一条坚固的马奇诺防线，为什么还要花钱提高陆军机动能力，让士兵们蹲在防线后面就好了——所谓静态防守是法国政客们主张，而不是法国陆军的主张，如果按照法国陆军的主张的话，应该叫做机动防守或者防守反击。

　　之所以建立一条马奇诺防线，是因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德国人口几乎是法国的两倍，工业能力也更强，法国没有英国支持不能和德国打对攻，所以要建立一条防线，第一是为法国进行动员和英国远征军的到来赢得时间，第二节约兵力，这样法国才能集中有生力量在一定的区域内发起反攻。

　　但是法国政客不理会，认为已经花了大价钱建了防线，就没有必要给陆军在话大价钱采购卡车和其他机动装备，所以在1940年，法国陆军虽然看似规模不小，但是实际上外强中干，绝大部分部队缺少足够的卡车，当时法国师分为现役、A级预备役、B级预备役其中现役部队只占三分之一，B级预备役步兵师基本上完全是没有经过野战训练，拿着一战时的装备，机动装备几乎为零，所以他们也只能是静态防守。

　　对于法国40年的战败实际上最大罪魁祸首应该是比利时人，按照法国原来的计划是要把马奇诺防线一直修到北海沿岸的，但是比利时强烈反对把他扔在防线外面和德国“亲密接触”。所以经过英法比三国协商，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比利时加入英法同盟，有法国提供一部分资金援助，沿着德比边境修建一条防线，法国政客们欢迎这样的建议，因为修防线的钱就变成又比利时人出大头。但是在1937年，比利时退出了英法同盟，宣布保持中立，这样防线也就没有完工。1940年，德国执行黄色计划时，比利时才临时抱佛脚加入同盟。本来机动能力就有限的法国陆军必须仓促北上，想要保住比利时平原，本身就很被动，所以要派出的都是最好的部队，这样预备队的能力就被削弱了。实际上证明，联军的战斗力远不如德军，40多个师对付B集群的20多个师打的很吃力，其中固然是军队的组织训练有问题，另外一个是空军是在太弱小，能和梅塞施密特109抗衡的喷火式大部分都被英国人留下了保卫自己的岛屿了，所以制空权一直在德国一边。直到敦刻尔克时，他们才来为撤退的英国人撑起保护伞，如果英国人能不这么自私自利，这批喷火本来是能为盟军争取制空权的。

　　当德军的A集团军群从阿登山冲出来的时候，甘末林只好把剩下的预备队都派出去抵挡。对甘末林的最大批评就是他没留预备队，实际他留预备队了，其中还包括两个新组建的装甲师，只不过预备队都拼光了，还挡不住德国的的装甲集群。丘吉尔来到巴黎时，问预备队在哪里？然后甘末林说“没有预备队了。”被后来断章取义是没设置预备队，但是实际上是预备已经派出去了，再也派不出更多了，其余的都是正在编组训练的预备役，手头的部队就是打不过人家，你还能怎么办？

　　如果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法军的话，第一不占天时，40年法军的问题太多，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意见是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备现代化，并且组建一支包括24个师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到41年和42年才有能力进攻德国。第二个是没有地利，由于比利时出尔反尔的原因，让联军进退失据，法国总参谋部在39年9月一开战时，就建议必须立即出兵占领比利时，要不然就根本没法打下去，但是政客们不同意，希望和比利时人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如果39年占领比利时的话，一个是占据有利地形和已经建设了一半的防线，便于防守；第二个威胁鲁尔区，德国至少的从东线抽50个师回来，这样波兰就可能坚持到冬天。第三没有人和，由于一战死伤太多，士兵厌战情绪严重。所以怎么打都是输，只不过是输多输少的问题，或者说遭遇一场击溃战，还是被围歼的问题。即便没有阿登山的奇兵突袭，如果德国装甲师都部署给B集团军群，法国在比利时也会战败。

　　即便是最后被围在比利时的时候，法军仍然有机会突围，至少大部分部队可以撤退出来，甘末林已经做出突围的计划，但是政客们为了找个替罪羊，决定临阵易帅，撤掉了甘末林，换上魏刚，结果魏刚经过三天的视察和会议，做出的突围计划和甘末林没有两样，但是这三天里德国大包围圈却收的更紧了。而且这个突围计划需要包围圈里装备最好的英国远征军打头阵，但是英国人拒不从命，甩开友军自己向海滩撤退，那里他们政府给他们准备了船，可以把他们摆渡回自己的老家。接着比利时人看盟军都这个德行，他们的国王干脆宣布停止抵抗，比利时军队一投降，战线上北面就开了个大窟窿，德军从这里涌了上来，法国只好让自己的最好的军队拼命断后，为英国人逃过海峡赢得时间。

　　总的来说，就40年的那个局势，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占，英国人自私自利，比利时人是打算在自己家门口看二战大片的，结果被临时抓来当群众演员，盟军四分五裂，谁指挥都是这个德行。

外交棋局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对德国国会的新年讲演中这样说：“所谓惊人之举的时期，已经告终了”。听了这样的话，周边各国似乎都长出了一口气，以为这位德国伟人已经满足目前的状况。而这一年德国投入与军备的数额超过了GDP的15%，实际上德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临战状态。希特勒只不过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认为1937到38年将会是两年平静的事情，用于等待齐格菲防线的完工，接下来的将不是惊人之举，而是让所有人吓掉下巴的事情。

　　当然，希特勒也不会让这两年白白浪费，他在为自己的计划进行一些列的外交布局。经过一系列的花言巧语和信誓旦旦的保证，比利时人终于上钩，在1937年初，彻底和英法分道扬镳，发誓要成为永久性的中立国（瑞士立在一片山尖上，瑞典立在北极圈上，你立在一个兵家必争的大平原上，能立得住才怪）。

　　然后元首的目光又转向东方。最初吸引希特勒目光转向东方的是一种金属元素叫做“钨”，它可以让钢铁承受高温灼烧，没有“钨”德国就没法实现重新武装，但是英法为了遏制德国，把国际市场上的钨矿供应卡的死死的，德国必须寻找新的钨矿来源。德国知道有一个国家蕴藏着大量的钨矿，那就是中国。

　　从1934年起，《中德易货协定》签订，中德关系变得前所未有，也是后所未见的火热起来。利用德国的贷款和技术人员，蒋介石政府把江西和湖北地区的钨矿进行全面的勘探和系统开发，然后用物物交换的模式，从德国进口军火和机械设备，然后用钨矿石等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偿付。德国为中国援建了一批军工厂，并派出以前国防部长，“德国国防军之父”，冯·西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为国民政府重新训练军队。（顺便说一句，把太祖赶出井冈山的第五次围剿的军事计划就是靠德国顾问团制定的）

　　和中国关系的紧密，也让德国工商业的欢迎，因为中国拥有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因为一战而缺席中国市场的德国工商界都摩拳擦掌的要在远东干一番事业。

　　然而1937年的时候，这种关系受到来自日本的挑战。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这无疑让希特勒和德国的工商业都非常不满，但是在国际棋局中，日俄是一对老对手，希特勒希望日本能在他征服俄国的计划中能充当夹击北极熊的盟友，日本入侵中国不仅不利于德国的利益，而且有可能削弱日本的军事实力——在潜意识里，元首可能意识到中国可能变成一个泥潭陷住日本。而且中国是列强“齐抓共管”的门户开放市场，日本的野心无疑会增加和英美冲突的风险，这当时都是希特勒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德国既没有什么手段可以制衡日本，又没有什么利益可以给予日本，所以只好做一些不痛不痒的调停工作。9月份，墨索里尼应邀访问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第三帝国，德国的元首和意大利的领袖宾主尽兴。这次活动出来强化德意轴心之外，还有要解决奥地利的问题，在这次访问时，墨索里尼承诺对于奥地利的独立已经不感兴趣。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意大利一直以奥地利的保护国自居，1934年德国干涉奥地利时，意大利曾经以武力威胁，德意关系十分紧张。后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希特勒立即给埃塞俄比亚送去军火支援。但是随后意大利被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进行经济制裁，希特勒敏锐的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向意大利伸出援手，这不仅恢复的德意关系，也为德国工业产品扩大了市场。

　　至于西班牙内战，本来应该看做是意大利人的战争，意大利给弗朗哥提供的军队和物资远远多于德国，德国的秃鹰军团跟多的是把各种新式武器拿到西班牙去做实验的工作。但是在西班牙德国又发现了他们一直需要用到的东西——钨。西班牙也是钨矿大国，这个来源地点距离更近，不受漫长的海运的威胁，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的主要钨矿产地战况就已经稳定下来，完全落入弗朗哥手中，这样用西班牙钨代替中国钨，就成了一个选择。1938年初，希特勒接受了日本开出条件——向德国工商业界适度开放满洲和华北的商业机会，换取德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中德同盟，撤回军事顾问团，停止军售，希特勒表示接受，但是后来日本人没有履行开放满洲和华北商业机会的承诺，德国工商界非常不满，希特勒也非常恼火，虽然撤回了军事顾问团，但是仍然在给中国提供武器到1939年。可以说中国和纳粹德国的关系缘起于钨，缘灭于钨。

奥地利——意外之喜（上）

      1889年，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德奥边境的一个贫瘠的山区小镇布劳瑙，希特勒把这看为是上天将一种使命降临到他的身上——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统一。从纳粹党还是德国一个边缘小党的时候，他就把合并奥地利作为政治纲领来执行。1925年，希特勒出狱重整德国纳粹党不久，他老家的粉丝团们也拉起一支奥地利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世界，奥地利风雨飘摇，银行破产，工厂倒闭。1932年，在德国纳粹党拿下大选的4成选票的同时，奥地利纳粹党也拿下20%的选票。正当他们摩拳擦掌准备拿下更多议会席位的时候，奥地利当政派宣布紧急状态下的无议会统治，对纳粹党进行了大规模镇压，镇压持续了一年时间，大批奥地利纳粹党人逃往到国境线这边来，在慕尼黑附近活动，希特勒拨出钱款和武器用来资助这些奥地利同胞，组成了由数千人的奥地利军团，这些人利用德国为基地，不断穿越国境线进行活动。

　　接下来，奥地利政府对左翼政党也进行了镇压，解散了左翼政党控制下的工会组织——而这种老式的工会组织原来一向抗拒纳粹思想深入工人阶级内部最坚强的堡垒，摧毁了工会的直接后果就是为纳粹党后来接管奥地利工人阶级提供了方便。1934年7月，奥地利纳粹党人组织了一次上万人的大规模暴动，攻入总理府，杀死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消息传来时后，希特勒正在剧院听歌剧，他喜出望外，立即制定了一个军事占领奥地利的方案，以借口维护邻国的社会秩序派兵进入奥地利。但是没等德国行动，暴动就被镇压下去，意大利陈兵4个师在阿尔卑斯山口，使希特勒不敢轻举妄动。

　　此后，德奥合并的事情一拖就是数年，在这些年里，德国和意大利改善了关系，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由于入侵埃塞俄比亚和卷入西班牙内战，而变得越来越无力对抗德国对奥地利的渗透。1936年德国和奥地利签订《七月协议》，奥地利当权派恢复纳粹党的合法地位。1937年墨索里尼访问德国时，对德国表示，他已经对奥地利的独立不感兴趣了。与此同时，英国也对德国问题做出表态，认为欧洲可以有些改变，并列举但泽走廊、苏台德、奥地利问题，但是德国必须保证所有的过程都是一个和平的政治过程。

　　了解了英国和意大利的底线之后，希特勒决定在正式实现德奥合并之前，先把奥地利降低到一个附属国家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步是对奥地利加大压力，在德国的资助下，边境两侧的奥地利纳粹党人加速了活动，不断在奥地利煽动暴动，对于维也纳那样警察防守严密的城市，就采取“炸弹攻势”，制造爆炸——用现在的常用的说法，当年的德国就是在资助恐怖主义。

　　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当权者们也在做最后的抵抗，他们希望能分化奥地利的纳粹党人以及和他们同盟的其他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拉拢一部分温和派，并且让一些人加入了内阁，其中就包括赛斯-英夸特。事后证明，这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

　　到了1938年2月的时候，希特勒对奥地利提出进一步要求：要求大赦奥地利被捕的纳粹党人，逐渐实现德国和奥地利经济逐渐实现一体化——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奥地利必须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并且任命另外两名纳粹分子为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并且在德奥之间每年进行100名军官的交换，以加强两国军队的亲密关系。

　　奥地利当权派头目许士尼格，在希特勒的威逼恐吓下，只好签下协议，不久之后，许士尼格又返回，试图推翻协议，结果给自己招来大祸。

奥地利——意外之喜（中）

　　许士尼格回到奥地利，德国政府就对签下的新德奥协议大肆宣传，当做德奥合并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许士尼格感到后悔了，因为他明白希特勒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德奥合并，这个过程不会由于他的一次次让步而停止，已经把半个内阁交出去的奥地利当权派们已经是砧板上的肉，随着等待切割。内阁里的纳粹党人一定会想方设法，一步步拖着奥地利政府走向这个目标。

　　如果理性的话，许士尼格就应该把最后一班岗站好，然后等德奥合并之后，希特勒大概还可以给他安排某个国家大使的职位。但是他偏偏自以为是政治强人，仍然有回天之力。为了逆转乾坤，他决定拼了！他宣布当年被镇压的左翼和自由派政党合法化，全部被关押着大赦，然任命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为内阁秘书，希望和左派和解。当两派达成一致后，许士尼格宣布将进行一场全面公投来，他要询问全体奥地利人是否要保留一个“自由、独立、社会和基督教的奥地利”。

　　许士尼格按照紧急状态前的最后一次大选结果，认为他的保守派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等左翼以及自由派可以得到80%的民众支持，有了这次公投，加上重新组建的联合政府，他就可以得到英国和法国的同情，成为“希特勒不可克服的障碍”。对此以赛斯-英夸特为首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者不以为然，因为此次已经今非昔比，民众大部分都倾向于纳粹党，所以赛斯-英夸特乐观其变。

　　但是公投的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勃然大怒，他既不允许自己的计划在横生枝节，也有理由认为这是许士尼格对他的个人的一种挑衅。他向奥地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取消公投，德军将越过边境占领维也纳。

　　接着德国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参谋部乱成一团，因为按照希特勒的命令陆军和空军要做好准备，在3月13日举行公投之前，占领维也纳，但是现在已经是10日，根本来不及制定计划。关键时刻，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提出直接套用“奥托计划”，这个计划原本是制定用来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王朝复辟的（当时哈布斯堡末代太子奥托旅居在比利时）。10日晚上到11清晨，德国威廉街上的总理府和班德勒街的最高统帅部通宵未眠，10日晚上6点30分，德国军队进入备战状态，并动员了一部分预备役人员；凌晨2点，希特勒发布“奥托”作战指令，德军三个军开始向德奥边境集结。于此同时，原黑森亲王菲利普作为特使携带者希特勒的一封信飞往罗马，信中讲述了奥地利的局势和德国的行动，并请领袖谅解“一个德国总理兼这片的儿子（指奥地利）”的“民族自卫行动”，并保证德国对一战后割让给意大利的奥匈帝国领土没有任何野心。11日上午，被德军集结的消息困扰了一整夜的许士尼格，第二天迎来的是奥地利纳粹党人集团暴动，维也纳的街头和广场上到处都是纳粹分子，他们拆下奥地利国旗，升起德国国旗，高喊口号“绞死许士尼格！”，由于赛斯-英夸特是内政部长，他命令警察（西方警察和市政部门归内政部管理）不予干涉。

　　承受了重压的许士尼格的只好同意将公投取消，得到回答的希特勒并没有心满意足，相反，作为一个危险的赌徒，他认为当对手被自己手里的牌吓住的时候，就应该继续加注。希特勒回答说，现在已经不是公投不公投的问题，许士尼格必须引咎辞职，并让任命赛斯-英夸特新的内阁总理。

　　接着大批的纳粹分子冲入了总理府和总统府，占据了每个房间进行面对面的施压，最后许士尼格和总统米克拉斯彻底绝望了，许士尼格辞职，米克拉斯签署命令任命赛斯-英夸特新的内阁总理。赛斯-英夸特立即按照柏林的要求，拍出一份电报，说“奥地利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政府无法维持治安，请求德国军队来保护。”这个时间是11日晚上9点钟，实际上德军在电报拍出之前，第一批部队就已经越过边境了，空军已经飞临维也纳顶空。

奥地利——意外之喜（下）

　　筛子已经投下，剩下的就看命运的安排了，希特勒格外重视意大利的反应，晚上11时前往意大利的特使菲利普亲王，带回来墨索里尼的回复，“奥地利对他无关紧要。”得到消息的后希特勒非常激动，希特勒在电话里要求菲利普亲王转达他对领袖的感激，肉麻到令人起鸡皮疙瘩：“为了这件事，我会永远不会忘记他。”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愿意和他签订完全不同的协议。”

“一旦奥地利事情解决，我愿意和他共患难、同命运——无论发生任何情况。”

“如果他一旦需要什么帮助，或处于危险的话，他可以确信，即便整个世界都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会和他在一起。”

　　不过菲利普亲王没有告诉他的是，墨索里尼得到消息后，第一反应是爆了粗口“那个该死的德国人!”

　　当1938年3月12日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德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奥地利大部分地区。12日中午，希特勒的车队在摩托化步兵的护卫下也穿越边境。他的第一站是童年时的故居奥地利小城林茨，30年前他曾经离开这里去维也纳要实现自己成为艺术家的梦想。故乡父老夹道欢这位迎衣锦还乡的德国统治者。希特勒访问了自己的故居，给父母墓地献花，在乡亲们面前讲演，还访问了自己中学时的历史老师——一位大德意志主义者奥德波·波西，他被希特勒看作是自己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启蒙老师，然后他惊喜的发现，这位70岁的老人，在十年前就已经是奥地利纳粹党的党员了。

　　如果林茨是少年的怀旧之旅的话，那么维也纳则是暂时德意志民族伟大统一的大舞台，14日希特勒的进入这个前奥匈帝国首都的时候，市容已经焕然一新，到处飘扬着德国国旗和纳粹党旗，赛斯-英夸特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欢迎希特勒，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旧宫广场前，希特勒对奥地利人发表演讲，声称将在4月10日进行一次两国全民公决，决定德奥是否合并。接下来的四周时间，希特勒都在奥地利各处忙碌的助选，两个国家的纳粹党开动了全部的选举机器进行造势。希姆莱的党卫队也开了进来，他负责为选举维持秩序，把近10万名反对派关入监狱——这要感谢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这些年的反动统治，奥地利有了非常发达的监狱系统，其中许士尼格亲自品尝了自己建造的监狱滋味，他从1938年到1945年一直被关押在奥地利的监狱和德国的集中营里。

　　投票的结果出来了，虽然使用了一些手段，但是结果让纳粹党人都感到喜出望外，99.75的奥地利人赞成合并，甚至比德国的赞同率都高（德国99.08%的人赞成合并）。希特勒相信这是一个奇迹，是“上帝的意志打发一个青年从这里到德国去，让他成长起来，培养他成为这个民族的领袖，以便他能够领导他的祖国回归德国。”

　　另一个奇迹是，英国和法国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反应，在10日晚上，德国下达动员令的时候，英国情报机构就把消息报告给唐宁街十号，11日下午英国首相张伯伦和外相哈利法克斯勋爵召见了德国大使，并把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牒传达给德国外交部。但是到了14日，德国占领奥地利已经变成既成事实的时候，英国政府又开始转弯，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建议英国接受这个事实。从10日到14日，整整四天时间，英法没有做出有效放映，希特勒认为这是西方国家政府决策过程的极限，如果他能在4天时间里造成一个既成事实，那么英法只能默默接受，所以他即便没有齐格菲防线，也可以开展下一步计划。不就之后，根据“四日原则”，元首又开始秘密计划着吞并捷克的过程。

纳粹与法西斯的鸡尾酒

      1938年被元首终结的奥地利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但是究竟什么法西斯政权，又什么是纳粹政权，或者什么是纳粹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恐怕很少有人说的清楚。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奥地利到波罗的海三国，这一大票政权到底有哪些共性，和哪些不同，这一篇将简单的谈一谈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第一源头——工联运动（或者叫工团运动）

　　纳粹党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创建于1919年的小党派，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曾经当过锁匠的铁路机务段的钳工，通常这个小型的组织被认为是当时德国进行的工联运动——“工人路线”的一部分。从这个线索里你就可以找到产生纳粹思想的第一个源头——工联运动。

　　那么什么是工联运动呢？

　　在19世纪，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基本都是被把持在一些精英阶级的叛逆者和上层中产阶级手中，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并不是自己领导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刷工人工会，就从来不接受外来的领导人，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印刷工人必须能识文断字，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

　　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工业的持续进步，向很多学者和观察家看到的那样，现代工业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产业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越来越好，这种发展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工会和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竞争，受到更好的教育的工人阶级希望赶走精英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

　　这种对立尖锐——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认为工人缺乏理论知识，反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加入领导层。于是工联运动提出少谈些理论，多干实际工作。在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眼里看来，这些精英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物中，一小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傻瓜，绝大部分是在利用工会和工人运动牟利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迷恋代议制度，和形形色色的政客和金融家交往密切，并且各个越来越富裕，他们组织的工会组织是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正在成为上层社会用来控制工人阶级的新工具。

　　当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分裂时，工业家和企业主们就看到了机会，工联运动仅仅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环境，而不要求成为企业董事，分享企业主权力。尤其是向克虏伯、法本、蒂森等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它们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只是企业成本中的小头，所以对工人让步能力更强，这些大型现代化财阀都成为了工联运动的赞助人。

　　这也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俄国那种国家成功的原因，因为在俄国工业水平发展还有限，产业工人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所以列宁能在1907年成功的开展反工联运动），而且现代化工业企业大多数都是外国资本创建的，他们的企业主都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不了解俄国，也没法和当地的工联运动达成同盟。而在发达工业国家，由现代化工业和工联运动形成的同盟可以有效对冲马克思主义。

　　在德国同时其他势力也向工会渗透，控制大部分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和金融家和食利精英关系密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打个比方，当有一辆发疯的马车势不可挡的向你冲过来的时候，你有三个选择：

　　第一，站在那里等死；

　　第二，逃跑。

　　第三，想办法跳到马车背上，看能不能控制马车冲向自己的对手——但是这需要对实际情况精确的了解，和敏捷的身手。

　　在俄国，这些人也都是外国人，所以当列宁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时，他们找不到办法自救，只能傻看着自己的投资被国有化。

第二源头 民族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种翻译上的歧义，这个词National主要是强调代表国籍和人群，所以它也代表民族主义，实际上纳粹党应该叫做——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在希特勒思想中，National往往和Volks（人民大众）和race（种族、种族竞争）很随意的替换使用。

　　在近代现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产生都与工商业对市场的竞争有直接关系，19世纪前半期主要体现为为反抗英国货而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后半期主要工业国如德国和法国则进一步要求争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在英国难以兴盛的原因，当你满世界的开着炮舰推广自由贸易的时候，自然不需要民族主义助阵了）。

　　这种由工商业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收到普通民众的赞同，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总是贸易逆差的话必然导致产业萎缩，就业岗位消失。但两者在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共同利益之外，也有不同利益纠葛。其中一个尖锐问题是移民或者外来务工人员上，如果你是雇主的话，自然希望能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供应，但是作为受雇佣者，你则希望竞争越少越好。（参见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特朗普的反移民）

　　纳粹党章第七条，“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则是这种平民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对比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发现历史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所以对于工商业势力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有利有弊，它可以帮助保护市场，但是也会推高工资水平，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如果一个国家工资水平过高的话，一些劳动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所以愿意赞助经济民族主义的必然是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这一点上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和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达成一致。

　　当工联主义抛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之后，导出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必然的结果，而当工联主义衍生出经济民族主义时，它的受众也得到扩大，变得更加势不可挡，这在希特勒加盟纳粹党之前就已经完成。早期的纳粹党只有一半是工人，其中大部分来自铁路，其余包括个体户、工程师、银行和零售的雇员、一些退伍兵和失业人员、还有意识到毕业就等于失业大学生、一两个作家、记者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在希特勒加盟后，非工人阶级的成分发展的似乎更快一些，这并不是刻意推动的结果，左翼政党污蔑纳粹党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政党，完全是一种巩固自己在工人阶级影响力的政治策略，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事实在那摆着，真正阻挡纳粹党的是旧工会组织的存在，一旦出现大量失业工会组织无法维持，那么纳粹党很快就在产业工人内蔓延开来。（奥地利也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旦解散社民党工会组织，那么取代他位置的就是纳粹党）。

　　如果按照逻辑来推理的话，那么经济民族主义的继续发展，那么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的加剧，然后必然结果就是民族（或者称为种族）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国际新秩序”，要产生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因为当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不是国家可以解决的了，需要很多国家协调一致，如果不存在纳粹党所憎恨的“国际主义”，那么怎么组织国际秩序——所以给出的必然的答案就是，需要产生一个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有国家都害怕它，服从他，听从他的指挥。

第三源头 反犹主义

　　纳粹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这里牵扯到很多宿怨。

　　首先，工联主义的首要对手就是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控制的工会组织，而赞助这些政党的往往来自于商贸业、银行业、文化出版业，这些行业都是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地方，而赞助工联主义的来自于现代化大工业，这些地方几乎是犹太人从来不出现的地方，所以工联主义认为犹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盟友（这一点甚至大部分社民党人自己都不否认），敌人的朋友自然是敌人。

　　当工联主义又夹杂了经济民族主义之后，两者的矛盾就更加激烈。因为犹太人往往是国际主义者，希特勒认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以后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国家，所以注定犹太人是国际主义者，而国际主义者注定是民族主义的敌人，纳粹主义的世界观是这世界是一些列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统治民族，而犹太的目的是建造一个由国际精英联合统治种族大杂烩——一旦这个目的达成，那么人类的历史就会终结，所有的中下阶层都要被以国际犹太人为首国际精英们统治，永无出头之日。

　　不过元首没有预测到的是后来有了犹太国以色列，不过这恰恰最经典的诠释了纳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正确性——那就是民族国家和国际精英统治是不相容的——在经历的半个世纪的蜜月期之后，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也和国际犹太人分道扬镳，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责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犹太人在资助的很多运动和组织都是在反对和丑化以色列。

　　希特勒认为存在两个国际精英组织，一个叫红色国际，是以莫斯科为后台的各国左翼政党；一个叫蓝色国际，是一个伦敦金融街为后台的商人和金融家，两者都是由犹太人领导的。

　　纳粹反犹主义，实际上包含了政治纠纷、民族主义与国际精英的对立，以及草根阶级对富裕的犹太群体的嫉妒。不过在当时德国很多中高级知识分子都支持纳粹的反犹主义。因为在知识和文化领域，存在大量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种族对教育和进取心的重视，另一部分原因是犹太人的团结一致，每个犹太人都尽可能帮助自己的同胞，而且金融业、商业、政界、知识和文化界犹太人都抱成一团，互相支援，并且互相流动，所以犹太人不仅比德国知识分子升职更快，社会关系更广，更容易出名，生活也更富裕，一旦纳粹提出把犹太人从政府、大学和文化领域赶出去的口号，很难不让这些知识分子心动。

　　而且德国知识分子和英美知识分子不一样，**英美建立大学是为了培养精英子弟成为优秀的统治阶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建立大学培养知识分子是为了满足国家在智力和技术上的需要，所以德国知识分子是专业的，终生从事同样的行业。**而在二战之前英美几乎不存在专业知识分子，科学要么是绅士们的业余爱好（比如牛顿和达尔文），要么是中产阶级用来智力取悦上流社会充当门客的手段（比如洛克和凯恩斯），后者如果足够出色，那么上流社会就会提供给他各种发财的机会，让他富裕起来，并且逐渐接纳为精英阶级的一员（这种宽容的流动性是英美精英社会统治可以长期的核心秘密）。

　　英美知识分子是非专业性的，他们也许今天在搞学术，每天就下海经商，后天在某财团当董事，儿子可能当律师并且从政，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包括一个庞大的阶级关系网中，知识精英完美的嵌套在精英阶级内部；高级知识分子完美的嵌套在上层中产阶级内部。而在德国，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从事学术，并且很大几率他儿子也是这么干的（所以犹太知识分子在英美的生活方式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所有知识精英都这样生活，而在德国则非常扎眼）。这些专业知识分子，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生活未必十分富裕，看着同一阶层的商业精英纸醉金迷的生活，自然心怀嫉妒。从整个近代史上来看，专业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对自由资本主义不报好感，因为这样的社会鼓励贪婪、冒险，并让拥有更大关系网和更多财富的子弟比有更高智力的人更有优势，而知识分子习惯于审慎和节制，而且普遍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第四源头 社会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国家、社会、集体这种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个体的人构成的一种虚幻的假象，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个人和个人主义，个人的幸福高于一切。这样就推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关于什么爱国、荣誉、民族等概念都骗傻瓜的玩意。第二结论就是，富人没有必要对养育他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穷人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相关的个体，国家也无非是承载个人的容器。

　　另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以一个整体的方式看待社会，强调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利益，并且相互依存，社会可以通过干预和规划而运行的更公平合理，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它和个人主义正好是一个对立的观念。为了达到社会主义主要通过两种手段，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

　　纳粹党章——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第十六条，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第十七条，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都是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体现，但是这个《纳粹25条》是当年希特勒和几个上了年纪的愤青们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里捣鼓出来的，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准备暴力革命。当1925年希特勒决定从事选举之后，就很大变化，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穷人，没什么钱，而选举需要大笔的金钱打广告、造势和供养一批领薪水的党务人员，希特勒光靠讲演的收入不够供养这么大的组织，所以必须有赞助人。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纳粹党必须重视他们的赞助人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是大型企业主，所以纳粹不能把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实际化。1930年纳粹党在选举中实现大突破之后，德国工业协会的巨头们和希特勒进行了一系列的绝密会议，会后工业巨头们决定全力支持希特勒。在这之前他们只是零零碎碎的给了他一点小钱，因为当时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比如民族人民党之类，他们和纳粹党的成分类似，但是态度要温和，而且大多都由绅士们领导，但是最后实践证明只有这个由草根愤青们领导的极端党派才最有干劲，而且最能抓住底层百姓的心理。

　　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会议都没有留下任何纪要，但是从后来的德国体制上能看出一些端倪。工业巨头放弃的权利是承认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得解雇工人；纳粹党放弃的主张是把25条里所有有关生产资料国有化或者社会化的主张全部束之高阁。然后工业巨头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纳粹党，希特勒不仅用这些资金供养了一个庞大的竞选机器，而且还有一支领津贴的冲锋队，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在1930年和1932年之间，德国政府和总统兴登堡一直在讨论对纳粹党进行军事镇压，但最后都被否决了，因为10万国防军未必对付的了50万冲锋队和他们的政治盟友钢盔团。

       如果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那么纳粹只能在人的社会化上做文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民族共同体。”在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工人阶级第一次可以像富人一样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和波罗的海度假，普通国民的健康水平大幅度的提高（这一点很多当时的记者都能清楚的看到，前线德国士兵各个高大挺拔，和英法士兵则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比如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义务教育水平。

　　另一方面社会阶级的墙壁被推到了，纳粹的国家体制努力为所有有才能的人打开向上攀升通道，这一点从德国军队的将领名字就能看出，最早的一批元帅和大将们都是的名字带有“冯”来自“另一个德国”的贵族，后期的除了曼施坦因之外，都是平民出身。

　　不过最有创造力的是经济利润的管制方式，这一点的灵感很可能来源希特勒所崇拜的古斯巴达社会的模式——虽然没有平均财富，但是却削弱了富人享受自己财富的能力。在纳粹德国的经济体系中，对企业红利和出售企业的行为征收重税，而对企业盈利的再投资征收的税率则要低的多。这样的话，食利阶层就变得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你把企业盈利作为分红拿回家，那么绝大部分就被政府征收了，如果你想卖掉企业换钱去卖跑车和别墅，找个超模去加勒比海度假，那么抱歉，你的9成的钱会被政府拿走。这样企业主只好老老实实，亲力亲为的经营企业（因为分红很少，或者干脆没有，所以企业主亲自经营可以给自己开工资），并把绝大部分盈利用于技术研发或者投资扩大生产，这样德国的技术就会不断发展，就业岗位不断增多。这就完美的实现了25条纲领中的第十条，“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工人的工作是劳动，技术人员的工作是搞技术，企业主的工作是经营好企业，靠股息利润过活或者搞投机经营的资本家让他们饿死——这就是元首所要看到的德国社会，一个为了民族共同繁荣，每个人都必须从事工作，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

      到今天，这套当年制定的办法依然在延续，只是没有当年那么极端，有国人高度推崇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说什么一个家族连续好几十年兢兢业业的经营家族企业，制造出世界最好的产品，——狗屁，那是德国税收制度限制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利益最大化，中国如果这么改革的话，也会培养出一大批企业家。兢兢业业的企业家家族、受到良好培训和教育的产业工人，对技术研发的大比例投入，这些让德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关键事物实际上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十年中，由一个“波西米亚下士”所留下的遗产。二战之后，以阿登纳为首的天主教中央党（今天默克尔的基民盟的前身）把德国繁荣的所有果实都当做自己头顶上的光环，实际就目前来看，如果刨除对犹太人财富的有计划掠夺外，德国的成功之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那个人的创造。

　　我们不妨举一个反例——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当年由爱迪生创建的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但是现在他头上的光环都已经一一掉落，上世纪70年代时，通用电气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之一，但是80年代一个叫韦尔奇的人当政，他把大刀阔斧的裁员和卖企业，砍掉大部分研发项目，只留下一小部分高利润的业务，并把钱投入一些可以赚取块钱的行业，什么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开办对冲基金，还收购了美国最大的广播电网NBC，在他执掌通用电气期间，企业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业务，除了军工之外都萎缩了，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引以为傲的电气设备。但是他给股东带来每年超过20%的股息回报，所以当年他被美国资产阶级捧上了天。现在GE又提出了一个回归工业制造，实现回归工业制造的方式就是收购韩国企业——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商在用收购二流企业方式来回归制造业，多可笑的事情——说白了，通用电气所谓的回归制造业无非是个噱头，和当年的韦尔奇一样，今天的CEO也无非是秉承股东们的圣旨办事，当年股东说制造业不赚钱，韦尔奇就卖掉工厂开办金融，进军传媒业。2009年金融业大亏损，股东又说现在还是制造业保险，于是又开始卖金融资产买企业，不过手法更加拙劣，当年韦尔奇收购的是第一流的金融企业，现在的通用电气在收购第二流的制造业企业。这家公司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在未来十年内，它肯定会彻底衰败，然后反复重组，最后被分割出售，它又是一家被贪婪的股东们害死的大公司。这样的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让美国制造业全面衰败下去，让美国的产业工人成片成片的失业。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些固有的产业里深耕非常有优势，比如德国的汽车、化工、机械、电气都是独步全球。但是从旧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资本则非常缓慢，所以德国在半导体行业几乎翻了船，后来德国政府在上世纪末紧急通过一系列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才有了今天的英飞凌。但是即便今天，德国半导体行业比照主要对手美国明显落后，甚至比韩国，台湾也没什么优势。而在美国则非常容易，因为资本已经从旧产业里作为股东利润抽出来了，可以自由的投资新兴产业，所以硅谷的IT业能够崛起，因为一大批有钱人拿着钱等着做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

　　所以这种制度必须依靠政府产业政策的前瞻性指导工作，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到70年代后期就不行了，因为过去是在追赶阶段，有别人的发展经验做参考，该怎么做，该注意什么都有数，但是现在处于领先阶段，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很高的智慧，还需要一些运气。所以这种制度开始容易，但是越往后走越艰难。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制度抑制了消费，最后为了平衡经济，政府必须充当最终消费者的角色，也就是政府需要决定怎么花钱。当年德国的方式是国防、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和健康，供给民众休闲和运动的各种公共建筑。这些钱都花的很好，很有价值，普惠整个社会大众。

　　这种制度要想持续运行下去对领导人的智力和意志力都有极高的要求。所以这种政府的领导集团不可能是通过代议制度选举上来的，因为代议制度本身就是合法的寻租场所。也不可能是通过官僚体系爬上了，因为他们肯定把钱都花在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他们必须来自人民大众，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突然间越上权力的顶峰。但是又和普通民众有所不同，他们必须拥有前所未的远大抱负。

　　最后，即便产生了这样的人，最终他们也没法逃避人性本身的弱点，那就经不起享乐主义和时间的侵蚀，他们可以维持自己的智力和意志力多久，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第五源头 保守主义

　　什么是保守主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聚集体，大体上说，保守主义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讴歌传统的社会运行模式。保守主义对立面是自由主义，它往往和私有财产观念、经验主义、传统精神、等级观念有联系，他的倡导者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

　　如果这么说，你可能要问，保守主义和等级观念有直接联系，那么是不是和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民族共同体”“无阶级社会”相矛盾？确实如此，保守主义虽然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有联系，但是保守主义往往和精英主义有很大不同，而自由主义者却更加坚信精英主义的正确性，这一点在今天的和18世纪晚期都一样。自由主义往往代表新兴的精英阶级，而保守主义往往代表旧的精英阶级。在18世纪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新兴工业化的代表，而保守主义往往以旧的地主和教会为代表，后者和社会中下层经过长期的共生，往往关系更加融洽，他们畏惧贫民暴动，重视个人的声誉，这样这些旧绅士们看起来更温和和好说话，也愿意对平民做出更多经济上的实质让步。而新精英的暴发户们则相信一种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自己在生物学上具有优势，口头高喊自由，却认为平民是应该淘汰的失败者。

　　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大失业过程中，旧绅士在地方政府自动沿用中世纪的“斯平汉姆兰”制度进行济贫，而新精英们反对一切济贫，认为违反经济学原理，不符合自然规律，建议给穷人节育，防止劣等人过度繁殖。（后来英国政府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建议，在伦敦伯明翰等城市的济贫所进行强制劳役，并且严格禁止男女来往，以防止贫民繁殖）。两者对比，你就明白，今天的美国为什么是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变成了同盟，而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融为一体。

　　平民阶层畏惧变革，热爱传统，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源太少，经不起折腾。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可以大学辍学去创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是没有风险这种东西的，如果生意失败，家里给他们写几封推荐信，他们又可以开启一段新的事业。这样在大多数时候，平民阶级除了一些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之外，绝大多数人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竞争中，都站在保守主义一边，就像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农民们成功的帮助政府镇压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么说，你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保守主义会缠绕在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上，因为他们主体都是社会中下层，因为他们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平民政治天生就和保守主义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保守主义最后再这里面会占有什么样的分量，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系，确切的说和赞助商有联系。

　　在西班牙现代化大工业很少，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最终都要靠保守的地主和教会去赞助，所以要容忍保守主义的诉求，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等级森严，把维护社会等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而在德国，绝大多数赞助者都是工业巨头，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要建立无阶级社会，只要你不把生产资料国有化，那么他们财富就是最大的堡垒，即便社会的阶级拉平了，也是从十个阶级变成两个阶级，他们不在意聘用的经理们是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农民。以德国的为一个极端，他的社会主义占上风，要求拉平社会等级，而以西班牙为一个极端，他们最后选出的领导人是一个大地主出身的旧军官弗朗哥，其余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逐渐保守主义的影响递减，最后是德国。

　　最后它还和运动的领导人个人有关系——这个领导人是否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快乐，有一大堆拍马屁的人员很得意，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领导阶层都会面临腐化，这一点无论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还是德国的纳粹党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之间的腐化速度有很多不同，如果最高领导人是希特勒那样的不可腐蚀的人，那么他就对整个组织有一种约束作用，如果他是墨索里尼的那样的享乐主义者——罗马花花世界里的的快乐王子——那么这个组织堕落的速度就要多快有多快，很快就被保守主义拉下水了。

　　奥地利的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之所以如此脆弱，就是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他们的保守主义等级化在法西斯政权不受欢迎，所以随便一推就倒台了。

作者：淼水有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