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的逻辑——二战时希特勒的决策历程5_风闻
一头雾水2018-微信号:Cz_1121_692019-01-19 13:53
和平大门的关闭
在元首的“表白”被英国人拒绝之后,他变得焦躁不安,眼看着八月份最后几个白天日益逝去。欧洲大陆的雨季就要到来了,留给军事行动时间没有多少了。希特勒已经知道,他正面临着他这一生,同时也是第三帝国,甚至整个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选择。战还是不战?
最后给了他动力的是一份情报机构的报告,报告近一段时间在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遭到迫害的情况。在其中一个纳粹情报官把死难者的人数后面加擅自了一个“零”之后,这份报告以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呈现在希特勒办公桌上。希特勒看后勃然大怒,他说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数字,要立即展开调查,给他一个准确的数字。
面对顶头上司的怒火,元首的情报副官无可奈何,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内德国的情报系统一直在关于波兰迫害德意志人的情报中添油加醋,这样可以在和英国人周旋的的时候,占有更多的道义优势。这种事情希特勒是知道的,并且一直在鼓励这种行为。但是现在他却要求得到准确数字,然而一个份报告从原始材料最后到形成报告到达希特勒的办公桌,需要好几个层级,谁知道到底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最后,情报副官只好哄骗的希特勒说,这份情报肯定是有水分的,但是即便有所夸大,也不会距离真实数据不会太远。
希特勒相信了这个解释,他认为事情的发展已经无法继续容忍和等待下去,作为德意志人民的领导者,他必须做出一个元首应该做出的决断——白色计划被确定在9月1日凌晨4点30分开始。
在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里,张伯伦的政府依然为了实现德波两国的和平拼尽全力的奔走,希望双方能够做到谈判桌上来。希特勒的回答是波兰必须在8月30日派出一个有全权的代表到达柏林来。英国认为德国给出的时间太仓促,而且建议他们走正产的外交途径,通过波兰大使馆进行正式的外交照会,并且还要保证双方谈判期间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对此德国全部给予拒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白色计划的进攻日期已经再也不容更改。
因此历史宣传学家们据此为依据,希特勒完全没有谈判的诚意。但是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希特勒一直渴望波兰能够成为他进攻苏联的盟友。德国给出的时间紧迫,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决定9月1日是白色方案的最后期限,已经再也无法延期。如果波兰全权代表没法在30日到达,那么就没法在31日进行谈判和签字,也没法在9月1日到来之前制止战争。
而且对波兰走廊的提议从1938年冬天开始就一直没有更改过,这份解决方案即便今天的观点来看,也是宽宏大量的。而且这份解决方案已经是德国的底线,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余地,从这一点来说,在希特勒看来谈判不谈判根本就没多大意义,波兰只要决定签订还是拒绝就好了,所以一天时间足够。波兰人应该向双十一购物一样,争取在零点前和平大门关闭之前,抓紧时间下单,签下这份宽大的协议。
但是显然,那个时候的波兰人如果不是智力上有问题,就是心理上有问题,他们完全没有愿望抓住最后的与德国保持和平机会。波兰拒绝派出一个全权代表去柏林,他们对英国人说,他们不是愚蠢的捷克人,不会乖乖的去柏林出卖自己的主权。不过最后在英国的压力下,他们决定还是派出一个代表去应付一下。
波兰代表是8月31日下午才到达柏林的,此时距离和平的大门关闭只有几个小时。当他走进德国外交部长的大门时,德国已经知道了他会说些什么,因为波兰的全部外交无线通信都被德国情报部门破译了,这个代表没有签字的权利,只是来敷衍了事。里宾特洛甫冷淡的接待了这位波兰代表。
里宾特洛甫问“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波兰人回答,他目前的使命只是负责宣读一份波兰政府的外交声明,然后他就开始读了起来,说波兰政府“非常赞赏”元首的谈判要求,并在认真的进行考虑。读完之后,里宾特洛甫就直接让他走人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在波兰代表离开德国外交部几个小时之后,夜色笼罩下的柏林通往外界的全部民用电话电报全部被切断,作为进攻前的一种保密措施,在德波边境八十多万军队正在枕戈待旦,做好最后的进攻准备。
波兰的奇葩军事部署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天空刚刚发白,几百架轰炸机从德国和斯洛伐克起飞,对波兰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紧跟着以装甲师为先导,以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为掩护,德国分属五个集团军的五十多个师开始按照白色方案,有条不紊的发起进攻。
在他们的对面的波兰军队拥有地面部队数量基本相当于于德军,有四十多个步兵师和十个骑兵旅,其中一部分骑兵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拥有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并且有庞大的未编组的后备役力量正在动员,拥有250万受过训练的后备役人员——由于德国是在1935年才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所以受过训练的人员数量远远少于波兰预备役。
如果可以在适于防守的位置组织防御的话,那么可以有效的阻止德军的前进。在波兰领土上,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以及她们数量众多的水利充沛的支流都是天然的障碍物,而河流两旁还有很多沼泽地,可以限制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使用,任何一个理性的军事专家都不会放弃这样的屏障。
但是波兰的军事部署却非常奇葩,他们把大量兵力集中部署与边境第一线,和华沙周边地区,而把易于防守的河流地区全部让了出来。其中波兰走廊极其延伸地区部署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而这个地区是一个典型的突出部陷阱,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德国第四集团军和位于东普鲁士的第三集团军,可以轻而易举把他们包饺子。
由于重兵屯于波兰走廊和华沙,其余的地带着兵力不足,而且这些兵力都紧贴着部署在边境一线,毫无遮挡的平原地带,在战争一开始就受到德军的重创。
历史宣传学家习惯性的称波兰军事上迅速的失败是由于军事思想落后,这个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如果你说法国失败是由于军事思想落后的话,还有点谱。如果说波兰的话,这就不是军事思想的问题,而是波兰人似乎根本就没有长脑袋这种东西。
如果理解当年波兰人的军事部署的意图,它可以让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感到发愁。重兵屯与华沙似乎还可以理解一下,毕竟这是首都,而且是交通枢纽,部队既可以保卫首都,有可以沿着铁路公路迅速驰援需要救援的地方,充当战略预备队。但是重兵屯与波兰走廊,则一点理性的没有,波兰人似乎异常坚决要保卫这块本来属于德国的土地。
那么当年波兰人如何做出这样的奇葩军事部署的逻辑何在呢?当然你可能觉得这根本就没有逻辑。
首先来说,波兰几乎和所有的邻居都有领土纷争,他们认为他们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砖家”。如果和德国由于波兰走廊爆发战争,那么有可能是两种战争,一种是以波兰走廊为争夺中心的小规模战争,就像现在巴铁和印度在克什米尔发生的一样,所以应该尽可能部署足够多的部队在这一带,如果一旦争议领土被对方占领,那么以后在谈判中对方就占有优势地位。波兰认为德国会试图在战争中夺取波兰走廊,然后和英法波展开一场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所以战争的一定要务就是要守住波兰走廊。
而另一种则是全面战争,波兰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他们处理和捷克、立陶宛处理领土纷争的经验不相符。就像一个习惯了撒泼打架的妇女,认为战争就是抓头发、挠脸、偶尔一个撩阴脚就算是大手笔了。然后你对她说这个杀手虽然看起来不太冷,但是一出手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她一定会笑:“少来吓唬老娘了!老娘我什么样男人没见过。”这也是为什么在对德国的威胁和谈判要求时,波兰人表现的如此有恃无恐,因为他们认为最多是一场边境的小纷争,并不会引发一场让他们亡国的大战争。
但是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学习过德国的战史,都会明白德国的军事经验和他们完全不同。从腓特烈大王开始,德国军队就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求生存,谋发展。普鲁士-德国军事学派的传统就是利用时间差、空间差、利用运动战,发挥局部优势,德国军队不动则已,一动就会集中所有有生力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垮敌人,然后重新部署部队对付另外一路敌人——施里芬计划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产物。所以德国根本就不会和波兰进行一场泼妇打架式的战争,而是一开始就会全力以赴的彻底摧毁他们。
第二点是波兰人对自己军事势力很有自信,他们认为自己打过苏联、打过立陶宛、打过捷克,是百战之师,经验丰富,步兵和炮兵的装备也勉强可以列入一流水准,数量上相当庞大。尤其是得到英法的保障之后,他们认为由于德国不得不分出大部分的部队去防御英法的进攻,所以能够用来对付自己的部队相当有限,基本爆发全面战争,也有能力应付局面。
如果一场大规模战争开始之后,波兰计划沿着边境且战且退,逐步进入易于防守的河川地带,为后续预备役部队的动员赢得时间。等到英法发动西线攻势,德军主力回撤之后,配合华沙的预备队发动反攻,夺回失地。但是面对德国的闪电战,波兰的边界的部队设法撤回到指定位置之前,就已经发现它们已经被德国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占领了,腹背受敌的波兰人就从“且战且退”,变成了“撒丫子乱跑”。而华沙周边的预备队,由于铁路桥梁遭到德国空军轰炸,也没法进行机动和支援,所以很短的时间内,波兰军队就陷入全面的混乱中。
战争开始了
1939年9月1日上午9时40分,德国军队发起进攻后的第五个小时,希特勒一身全新的制服出现在国会大厦,向议员和全体国民发表演说,陈述他对波兰开战的原因,观众欢呼雷动,然而负责整理希特勒讲演稿的秘书们事后在这次讲演中发现了远远多于过去的语法错误,说明了当时的希特勒非常紧张——脆弱又狂妄的波兰并不让他感到紧张,真正让他紧张的是英法是否会参战,确切的说是这完全取决于英国的态度,法国现在只是一个跟在英国政策后面的可怜虫而已。
开战48小时之后,德国就给了波兰人致命的打击。在北路古德里安装甲军切断了波兰走廊的守军退路,德国第三和第四集团军正在围歼这支队伍。在南路,赖歇瑙的第十集团军撕开了波兰军队防线,试图撤退的波兰军队在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的穿插下,马上变成了大溃逃,被德军像赶羊一样驱逐着。
希特勒对战事的发展非常满意,毫无疑问,波兰人在德军的新式战术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现在是部署外交事务的时间了,希特勒按照慕尼黑的思路,希望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能充当调停人。墨索里尼明白现在的情况已经和1938年秋天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为了避免被卷入战争,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墨索里尼的提议再次召开四国和会来解决问题,这个建议得到法国政府的欢迎,但在英国碰了钉子,英国下议院要求希特勒必须立即把军队撤回到边境线上,否则英德之间不会有任何对话。
经过思考之后,希特勒让里宾特洛甫给伦敦去消息,他开出了条件——只要归还但泽,并且允许德国在走廊修建带有治外法权的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那么德国可以撤军。
接到消息的张伯伦欣喜若狂,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建议,在9月2日晚上7点召开的下院紧急会议上,热情的向议员们推销德国的建议,但是他得到是是一片冷漠。在冷漠之后,议会中的主战派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站了起来,说“我要代表工党说几句话”。这时候保守党领袖站起来说,“请代表整个英国发言吧”,接着议会大厅能一大批人叫喊“代表整个英国!”好像他们真的可以代表五千万英国人和几亿英联邦居民一样。
接着这个工党领袖,开始叫嚣什么“整个人类文明都受到威胁!”“英国必须和法国并肩前进”“必须立即向希特勒宣战。”张伯伦不得不提醒他,法国政府比他还想避免战争,然后议员们开始叫嚣,英国应该甩开法国独立对希特勒宣战。接着有人透露了自己在美国人哪里得到的情报,罗斯福总统已经私下里许诺,只要英国对德国宣战,那么可以保证他的政府站在他们一边。“我们有美国人的帮助。”这让主战派们更加底气十足。
最后下议院得出的结论是,要么张伯伦对德国宣战,要么他们让他立即就下台。张伯伦只好给德国发出了一个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无条件从波兰撤军,不过这个最后通牒的时间又被下院专横的砍到12小时。要求德国必须在9月3日上午12点之前,开始撤军,否则英国和德国自动进入战争状态。实际上这个照会是在3日上午9点钟才送达的柏林的,这时候距离最后时限已经只有3个小时,即便希特勒接受无条件撤军的无理要求,要停止正在战斗接触的军队,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希特勒想让德国士兵自杀。
毫无疑问,英国议员们没有任何和平的愿望,这个最后通牒完全是出于对德国和希特勒进行羞辱的目的发出的,德国政府的反应实际上已经确定。1939年9月3日11点30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外交部召见了英国大使汉德逊,感谢他这些年里对英德友谊做出的贡献,然后庄重的对他说,希特勒元首已经驳回了英国的最后通牒,但是“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为战争负责任。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但是元首忘记了一点,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
在英国大使回到大使馆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柏林时,柏林的广播已经在向全体德国国民告知他们已经和英国进入的战争状态,从现在开始,德国的食品汽油等很快就要实行配给制,号召所有德国人要勇敢和坚毅的面对未来的苦难。当天晚上希特勒下令按照标准配给他准备晚餐,他要以身作则成为配给制度下的第一个人。
正式宣战的消息传来,英国议会欢声雷动,一个议员发表演讲认为“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已经结束,英国很快就会消灭希特勒。”,不过张伯伦对前景感到相当灰暗,他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希特勒主义被从欧洲大陆消灭”,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在第二年的冬天,已经下野的他在自己的庄园里黯然病逝,留下的是他曾经全力捍卫,但是现实中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大英帝国。
谁的错误?(1)
战争爆发了!无论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和德国的元首希特勒都极力想避免这场战争的爆发,但是战争还是在英德之间爆发了,为什么最后局势在两名欧洲最有权力的国家首脑的竭力努力下却失控了。这中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毫无疑问的是,尽管当时的希特勒和张伯伦是欧洲最有权力的两个人,但是在这场棋局上还有他们很多无法驾驭的因素。希特勒后来认为是国际犹太人发动了世界大战。似乎无独有偶的是,张伯伦在私下谈话里说“是美国人和犹太人逼迫他对德国宣战。”提供这个说法的时任美国驻英大使——老约瑟夫·肯尼迪,就是出了一位总统肯尼迪,并且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宝座坐了半个世纪的肯尼迪家族的创始人,以他的“江湖地位”应该不会扯谎。
以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纳粹政权就是犹太人的敌人,从这一点上来说犹太人开动各种新闻媒体和金元政治来反对德国是没有任何意外的。
而美国政府一直秘密反对德国也是不出任何人的所料,尽管受制于国内的“孤立主义”,但是美国破坏英德关系的秘密活动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在1938年张伯伦打算参加慕尼黑和会的时候,罗斯福就给大使老肯尼迪发电报命令他“赶快用烙铁烙这位首相的屁股。”从阶级利益上来说,罗斯福需要保卫“自由世界”,用希特勒在1941年末对美国宣战时的讲演里这样说,罗斯福反对德国的原因是“他出生在那种注定要让他那种出身的人大富大贵的制度。”为了保护这种制度,他必须反对纳粹。从国家利益上来说,美国统治阶级迫切的想要接管英国人的全球帝国的野心久已,让大英帝国在同德国的斗争中耗尽自己力量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当年在英国下议院支持战争决定的议员有多少是为了捍卫自己所在阶级的利益,有多少收了犹太人的钱,又有多少拿了美国外交部的秘密经费。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在1939年3月以前,大部分保守党议员是支持绥靖政策的,只要这些议员继续支持张伯伦政府,那么张伯伦的内阁就可以继续推进自己的外交政策。事情真正的发生改变的不是在德波但泽争议,这个争议从1938年冬天就开始了,当时英国并不支持波兰,也根本不会为它提供军事担保。
事情的转折点是发生在3月15日德国占领了捷克残余部分。这次军事行动往往在历史宣传家的作品中被非常简练的带过,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戏剧性可以描写的,希特勒没有做任何舆论和外交准备工作,直接了当占领了。但是这恰恰是最最不寻常的事情,在进军莱茵河非军事区,德奥合并,割让苏台德,德国都充分的进行了舆论和外交攻势,以降低爆发战争的风险。但是在占领捷克,德国没有做任何初军事行动以外的事情。
为什么希特勒这么有自信?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西壁——齐格菲防线,比利时已经脱离了英法同盟,所以德国的西线是安全的。东欧的小协约国体系已经解体,英法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在这里阻止他。而且慕尼黑协定实际上已经等同于英法退出中东欧,把这里变成了德国的后院,我在自家好后院里搞事情,需要你们插手吗?
但是如果元首了解一些更多的国际关系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这么想。摩洛哥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被法国控制了,但是在1906年,仍然需要其他列强承认他在摩洛哥的“特殊利益”。同样波黑在1870年就属于奥匈帝国统治了,而1908年被并入帝国领土的时候,仍然引起了国际纷争。在近代的列强国际关系中,你所能控制的的,和别人正式承认为你所控制是完全两码事——就像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这些年一直被以色列当做首都,但是这和正式承认这件事情是两码事——这并不是一种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一种列强间处理国际关系的规则,张伯伦在慕尼黑要他签订《英德联合宣言》就是提醒他要遵守这种规则。
在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做了一件他认为毫无风险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是二战爆发前,德国距离和英国的战争最近的一次。当消息传来的时候,英国政坛上下一片哗然,包括原来支持“绥靖”政策的保守党议员们都支持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义务,因为德国的行为直接践踏了《慕尼黑协定》和《英德联合宣言》上面不可动摇的白纸黑字,如果英国不履行协定,那么国家的荣誉将受到难以想象的损失。
但是从技术上讲,英国履行义务是相当愚蠢和不可能的,因为消息传来的的时候,捷克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英国也没有能力在中欧地区投放军事力量,而且反对德国对英国没有现实的利益可言。这是英国政府不愿意履行军事义务的原因,但不是英国最后没有履行义务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张伯伦的顾问们想出了一个拒绝履行义务的合理借口——因为斯洛伐克的独立,捷克内部发生了改变,所以原有的缔约人已经消失,《慕尼黑协定》上的英国义务已经无效。
虽然没有履行军事义务,但是事后,英国政府照会德国,通知他们不要以为经过捷克事件之后,英国和德国的关系就没有改变,英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继续支持德国了。同样,德国外交部也写给希特勒一份报告,说在英国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正在垮台,主战派正在控制政局,但是这些都没有受到希特勒的重视。
谁的错误?(2)
猫猫和狗狗很难和谐相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猫狗语言系统完全相反——当一只猫咪冲你竖起尾巴,说明它在示好,而对于狗来说,摇摇尾巴才是示好,竖起尾巴说明它对你敌意满满;当猫咪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说明它很享受时下的感觉,惬意地在邀宠,但是如果狗在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狗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可就要当心了,这说明它怒了。当一只狗伸出前爪,做出搔抓的动作,意思是说“我们一起玩吧”,而猫猫做出同样的动作的意思是“滚开,不然我抓你了。”
希特勒不懂英语,同样张伯伦不懂德语,但是这并不妨碍双方的语言交流,因为有称职的翻译在做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否懂得对方的“行为语言”,就不得而知了。张伯伦和他的同僚们出身于大英帝国最顶尖的一小撮子家族之中,而希特勒则出身于社会底层,他们在走上政治舞台之前,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当希特勒在自己的总理府宴请国防军高级将领时,与会的贵族军官形容他的吃相完全是一个巴伐利亚农民。1937年当英国特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柏林的时候,他说看到希特勒的第一反应是,他差点脱下大衣然后交给他,因为他看起来太像酒店的侍者。不过这批纳粹领导人给他的总体印象不错,戈林看起来就像一个天真的大孩子,他最喜欢小个子戈培尔。
那个时候的英国领导人们看待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也许就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描写的18世纪贵族少年在乡村见到农民们的感觉一样,“我知道,我们并不平等,还不可能平等。”当这并不妨碍他接近他们,并且受到他们的喜爱,他相信他已经了解了农民,带着一种略带悲天悯人,又自鸣得意的情绪,就如在1938年英国领导人以为他们了解了纳粹这帮草根人物。尤其是经历了一战,英国贵族和平民士兵分享了同一个战壕之后,英国传统精英社会总体上对不同阶级间的交流是乐观的,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和下层出身的人打交道的方法。
当是如果那个18世纪的贵族少年,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时,看到农民们冲进庄园,焚毁账册,杀死贵族,强奸他们的妻女的时候,那么他就可能不会这么乐观。他也许就会明白,他并不了解,也许永远也无法了解——这是两个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张伯伦的世界里,一群根基深厚的精英家族统治着世界。这些精英家族们既为了分的利益而互相斗争,也为了共同统治和取长补短而互相合作。和而不同,斗而不破,是这个世界的写照。在这个世界里,法律法令都是不起作用的,那是给下等人准备的东西。统治精英们的社会运作高度依赖于自我管理,西方上层社会依赖于荣誉这种东西运作,一个人失去荣誉者就意味着在精英社会里寸步难行——在中国刑不上大夫的商周社会里,精英阶级依赖于礼法和祖宗禁忌来运作,所以中国普遍性的荣誉感缺失有其漫长的历史根源。
而在这个荣誉的社会里,没有比践踏盟约和协议更让人丧失荣誉的事情了。这种盟约和协议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一个家族如果践踏了一份盟约或者协议那么就会被整个贵族阶层唾弃,如果受到损失的家族要使用武力报复的话,那么这份协议的所有保证人,都要提供武力支持,不然也会丧失荣誉。后来随着欧洲的崛起,这种协约体系被用来组织整个国际社会的运作。盟约和协议都是神圣的,即便随着时局的变化不在能带来利益,但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的来拒绝履约的话,那么就必须履行义务。
但是希特勒的世界里,则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依赖于法庭、军队、警察等一些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外来力量来约束,一旦这种这种外力消失,那么他们就会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在希特勒的世界里,如果技术上不可行,有没有什么利益,那么一件事就不会有人去做。同样德国普通民众的想法也是一样,当1939年德国撕毁《慕尼黑协定》占领了捷克之后,德国人并不感到这有多严重的后果,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还高声赞美道:“元首啊!我伟大的元首,你还要给德国带来多少奇迹。”
希特勒不理解张伯伦的世界,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遵守一份毫无利益的协议,他也许认为这是温室里长大的公子哥们脑袋都长秀逗了。而聪明的他订协议的第一天就在考虑什么时候撕毁这协议可以带来最大利益,而斯大林也是同样的想法。他和墨索里尼签订的《钢铁协议》更是历史上的笑柄,这个表明“钢铁”的协议居然如此的脆弱,双方都没有认真履行的意图。 1938年当张伯伦要求希特勒签署《英德联合宣言》时,他错误的以为希特勒明白这个宣言的含义,但是实际上,希特勒并不明白它有什么意义。
统治基因(1)
在1938年秋天的慕尼黑会议间歇期,希特勒半开玩笑的对张伯伦说,我有一个好点子可以帮助你们英国人来解决印度问题。在张伯伦满心好奇下,希特勒告诉了他这个好点子,“如果一个地区一个英国人被杀,那么你就杀死附近十个人,如果十个英国人被杀,那你就杀死一百个人,最后就没人敢继续支持反抗者,还会主动交出藏匿的反抗者。”把张伯伦惊得目瞪口呆。
实际上元首不知道的是,这样措施诺曼征服者在12世纪就曾经在英国实行过,英国人18世纪在爱尔兰,19世纪在印度,20世纪在非洲都小范围的实行过,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后来德国在东线,在南斯拉夫,诺曼底登陆后在西线,他们自己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当施加更多的暴力的同时,抵抗组织也可以施加更多的暴力,一个人如果把一个游击队成员出卖给征服者之后,那么在这天夜里,他的全家都会被以叛徒的名义全部杀死。所以施加暴力不会消除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当最后小民们发现原来安定而安稳的小日子再也一去不返的时候,就会变得“民不畏死”,然后你就会发现遍地都是反抗。
作为统治的一方秩序和法律永远是他最有利的武器,混乱则是试图推翻统治一方的工具,统治无疑需要使用暴力,但是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暴力有可能带来混乱,当你试图用更多的暴力来扑灭反抗的时候,那么你就把武器交给了你的敌人。张伯伦并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你从这个阶级的一天的作息时间表就可以知道,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打猎、骑马、听歌剧、舞会、聚餐、社交,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来系统的学习,偶尔有一些高深见解,也是从顾问哪里借用,或者从沙龙里听到现学现用的。但是有一点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阶级天生就知道如何统治,就知道在统治的过程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西方精英家族习惯于把年轻子弟派到非洲或拉美去从事慈善、传教的工作,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种提高名声,增加阅历的手段。但是很多研究证明了这些工作对精英阶级成员日后在阶级内部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非洲和拉美,提供了一个廉价的训练平台,这些年轻的精英子弟,学会了如何对比他地位低下的人发号施令,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下组建新的组织,学会了和来自另一个家族的精英子弟如何相处和分配权力——通过这些廉价的训练平台的训练,精英子弟掌握了日后在更大平台上,如何从事统治,并维护阶级团结关键技巧。
在张伯伦的世界里,他们对成员的培养,是培养他们如何去统治,如何去维持阶级的整体利益。这种培养不是依赖于理论教育,而是依赖于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各种统治的技巧和原则,什么需要做,什么不许做,都是包装成荣誉、道德、人道主义、传统习惯等内容。就像在商周社会里,统治技巧被包装成礼法和祖宗禁忌一样,这种事情是应该做的,祖宗会赐福给你,那种事情不能做,不符合礼法,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各种统治技巧和原则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然后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教育后来者。
所以张伯伦知道,不能使用“死一个杀十个来报复”这种手段,他觉得不符合他们这个阶级的价值观,但是实际上是他们老祖宗已经经过实践,认识到这种方法行不通。而希特勒则不明白,因为他没有受到同样的教育,把他看作一种迂腐和怯懦。
在张伯伦的世界里,如果违反统治的原则,那么你就会被认为在亵渎自己家族留下荣誉,然后你就会被其他精英们孤立起来。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破坏协议,因为这是精英阶级互相维持总体团结的关键性方法。一个盟约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不能获得利益,那么在合理解约之前,应该努力遵守。因为统治意味着依靠自己有利的社会地位去攫取利益,如果统治阶级仅仅因为内部的分赃不均就大打出手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法统治比他们地位更底下的阶级,所以必须给予严厉的制裁。
同样的技术和技巧被用来解决欧洲列强在国际上的纷争(本质上来说,列强最开始的雏形也是从一个个超级精英家族的领地形成的,比如哈布斯堡家族、斯图亚特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要维持欧洲人对亚非拉民族的统治。
而希特勒恰恰不熟悉,也不认可这种国际关系模式。慕尼黑和会之后的《英德联合宣言》,代表了德国重新被接纳为列强的一员,张伯伦相信他会按照传统的国际规则来办事。他认为给野蛮人在罗马的元老院留一个位置,准备一个长袍子,然后他就会脱下野蛮人的裤子,按照文明世界的准则来办事。但是在吞并了捷克残余部分之后,英国的传统精英阶级被震惊了,他们看到的依然是在他们门口敲门的野蛮人,所以凯撒只好思考是否要在凯旋式上把他穿上枷锁游街。
统治基因(2)
1938年春天,当希特勒决定吞并奥地利的时候,他询问外交部长牛赖特子爵和外交部的其他专家们,这些专家异口同声的说英法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当希特勒询问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时,里宾特洛甫却告诉他,英国人什么也不会做。后来证明,里宾特洛甫的判断是正确,尽管我们仍然不知道,他到底是通过什么做出这个判断的,不过也有一点,至此,他在希特勒眼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当这一年秋天,牛赖特再次出言反对希特勒对苏台德的冒险举动时,他被扫地出门,换上了里宾特洛甫。
里宾特洛甫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后来这个英俊潇洒的年轻军官娶了一位酒业大亨的女儿,从此他的一生都改变了。由于推销酒业生意里宾特洛甫经常各国间往来,这位有形有款有钱有头衔的先生备受各地上流社会的喜爱。在希特勒的眼里,里宾特洛甫在各国都有很多人脉,熟知各地的风土人情,自从当政依赖,就被当做自己的外交顾问。
不过无论在在纳粹党内部,还在外部对他评价都很低。戈林公开称里宾特洛甫为"肮脏的小香槟酒贩子"。戈培尔则不无刻薄地说:“他的名字是用金钱买来的,钱财是通过婚姻获得的,官职是靠诈骗弄到的。“帝国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把他描写成一个愚蠢而又无能的人,齐亚诺说他空虚,轻浮,喋喋不休,墨索里尼则说只要看他的头部就知道他只有一个很小的脑子。
当1939年3月份,德国吞并捷克残余部分时,这个决定作出的如此突然和草率,整个过程不超过一个星期,以至于很多人都无法对希特勒做出警告。但是作为帝国的外交部长,元首的最高外交事务顾问,他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他本来应该做出警告——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家的本来应该做出这警告。
《慕尼黑协议》和《英德联合宣言》已经被英国人看作重建欧洲关系的支点,破坏这个协议意味着代表英国传统精英社会的保守党人承受了巨大的羞辱,如果没有保守党的支持,张伯伦的政府就会垮台。
如果希特勒询问外交部任何一个英国事务专家也都会得到类似的答复。但是希特勒那是认为这些人的意见都是不值一提的。他出言讽刺这些外交部官员,说“这些人拿的工资是德国最高的,但是给出的建议一直是错误的,从1935年恢复义务兵制,1936年进军莱茵河非军事区,到1937年西班牙内战,再到奥地利和苏台德,他们每次都说英法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每次都证明我赌赢了。”希特勒认为这些人要么是一群无能的懦夫,要么就是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也许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希特勒有两句口头禅:“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我在1925年就都已经知道了。”“凭我的直觉……”。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希特勒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1933年开始在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学会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一个庞大组织的领导人靠直觉来判断问题,并没有错,这恰恰是一个领导人应该具有的素质。因为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来说,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集团,决定它的前途的不是在最顶层的,而在最底层的治理。需要一个领导人是因为总的有一个人来做出决定,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决定很重要,而是必须要有这个人来做这件事。
而且每个决定都都有很强的时效性,在事宜的时间里,做出不太离谱的决定,比你和一大堆顾问在一起讨论,然后做出已经过时的决定更有价值。所以最为大组织的领导者,面对纷繁复杂的事件逼来的时候,必须善于靠直觉办事。但是这种直觉并不是靠投骰子瞎猜,而是要依靠大量的知识储备来进行,他必须储备足够的知识来应对未来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发生的各种事件,他不必是专家,但是必须对每个方面都有所了解。
希特勒无疑具有这样的素质,他精力旺盛,记忆力超群,狂热的热爱读书,经常彻夜泡在总理府那庞大的书房和私人图书馆里,而且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来分心。但是即便这样一个人也不能确保他每一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征求专家的意见有必要的。在1939年时,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自己私下里也承认,他已经搞不懂英国人了。
当时的驻英国大使赫塞曾经这样评价希特勒所错误,“元首不理解的是,在德国,只要他说向右转,齐步走,然后所有德国人都会跟从他。但是在英国不是这样。”希特勒错误的把英德关系看作,他和张伯伦领导的两国政府的博弈,他像张伯伦展示的前景是英国的波兰政策一片灰暗,所以理性的话应该寻求和德国的联合更有利。但是在英国,自从保守党反水之后,张伯伦政府已经跛脚鸭。如果他寻求专家的意见,那么他就会了解在英国保守党正在支持什么,自由党正在想干什么,工党又会怎样。
为什么希特勒拒绝寻求外交专家的意见,这可能涉及到元首内心的阶级偏见,他始终对当初比他出身更好的人怀有一种嫉妒心理。像希特勒和绝大部分纳粹党人出身的那个阶级里,普遍带有一种反专家、反学术、反知识的思潮,因为专家、学者总是出身在比他们更高的阶级里,而且从来不为他们说话。他们一旦发达了,内心的潜意识里就有一种贬低对方的冲动。所以纳粹教育口号是“少两磅知识,多几磅卡路里性格。”所以希特勒认为他治理国家是靠直觉,所以认为他作为一个老兵比前线将领更懂得打仗,所以他会犯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
后来密谋推翻希特勒的国防军贵族高级将领也这么评价希特勒,他们认为希特勒由于出身的原因,这个波西米亚下士始终对他们这些出身高贵的前将领们怀有敌意。现实也是如此,希特勒总是偏爱隆美尔和莫德尔这样出身平民阶级的将领,并且还认为莫德尔的粗野的举止是一种值得褒奖的品质(就像他举止像巴伐利亚农民一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政治生活中,贵族的致命缺点是虚荣,而平民的致命缺点是嫉妒。而一个成熟的统治阶级,总是通过一种训练来克服自己的虚荣,从而更加强大。但是从希特勒身上,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一旦成为政权的掌控者之后,他反而强化了自己的嫉妒,并把它当做一种可以炫耀的“美德”。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汉高祖刘邦学会不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遗憾的是,元首的内心深处,他始终是哪个在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
作者:淼水有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