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异闻录第三弹！朱棣逆历史潮流而动，建文改制比永乐制度先进一百年_风闻

建文改制失败了吗？

1

建文改制是失败还是成功？它给明代以至后世留下了什么？

当然，就政治史而言，建文改制已经随着建文朝廷的覆灭而灰飞烟灭，于事实上确已失败。不过，建文朝的覆灭极其偶然，它亡于军事，并非亡于政治。以建文朝失败而推出建文改制失败的结论，无疑属于事后归因谬误（post hoc,ergo propter hoc fallacy）；此外，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失败的原因，无疑又是过度简化因果谬误（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

对建文改制持负面态度的论者，多半坚持这两种论调。

陈建、高岱、何乔远便认为建文改制失败了，朱鹭也认为建文改制是悖逆太祖祖训。《明史》也认为，“时井田虽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藉口。论者服叔英之识，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晁中辰等现代论者，也认建文改制为不切实际，间接导致建文朝的失败。

建文朝确实亡于军事，不过军事上的失败亦极其偶然。实际上，朱棣军队在建文四年，仍然遭遇了小河之战的重挫，朱棣本人甚至对前景都并非乐观，赖朱能劝阻方坚定南下决心：

进战小河，为敌所乘，稍却，诸将遽请班师。独王（朱能）力劝上行，曰：“用兵未必常胜，岂可因小挫系自沮？项羽百战百胜，竟亡，汉高屡败而终兴，自殿下举兵以来，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当以宗社为重，整兵前进耳。”上抚掌叹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

南京的陷落由一连串偶然因素导致（陈瑄、童俊的水师叛降，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政治上，建文朝并未失败。顾起元《客座赘语》载：

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礼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於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顾氏的说法容或有夸大之处，但这段文字能够证明：建文四年内外施政颇得人心，且成效斐然，“四载宽政解严霜”。

军事上的失败不能抹煞政治上的成功。如果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否定建文改制，显然不能成立。问题逼到这一步，第一个谬误，不证自明。

笔者认为，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失败的原因也不成立，并且犯了过度简化因果谬误，这则需要多费笔墨证明。攻击建文改制者多以建文改制为不切实际、书生误国，然持此论调者，亦不免多发空论，说服力有限。

改制的效果如何，前引《客座赘语》足以说明。第二个论调若以“建文改制在政治上失败，建文朝亡于政治”作证据，已经不成立。那么，“建文改制影响了军事，而招致建文朝覆亡”，这个证据需要认真对待。

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的：建文改制重文轻武，卒使武臣寒心，扬州、镇江镇守将领叛变，多投效燕王，与之相关。在逻辑和事实上，它都成立。因此，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军事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可以的。

但如前所述，这属过度简化因果谬误（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事实上，改制对军事上的影响有限。军事上的失败，多半还属于作战策略之误：

撤徐辉祖还京，犯兵家有进无退之大忌；主要兵力驻守淮安、凤阳而被朱棣绕开，徒费兵饷；使李景隆、谷王守城，则根本是用人不当。决策接连失误，造成了南京陷落的小概率事件。

准此，第二种论调也不能成立。

建文改制本身成功；建文改制间接导致军事失败，不过对其影响堪称微弱；建文改制因军事失败而间接失败。——这就是笔者的结论。

如前所述，建文改制虽然本身的运行尚称良好，但仍因军事上的失败，而连带失败了。

除了朱棣保留的部分制度，建文改制还给明代制度留下了什么遗产？

郑晓曾总结道：

靖难后，复洪武旧制，惟存大理寺，不设断事官及断事司。正统（明英宗年号）中复京卫武学。

郑氏其时不能读到《明太宗实录》，故而对朱棣保留的制度，只看到大理寺的存续。而后世又向建文回转的制度，确有正统中京卫武学的设立。不过，笔者以为，就明朝制度而言，对建文制度的回转，还不止于此。

建文制度正是明朝的发展方向

2

笔者以为，就制度条文而言，建文改制确实已随着建文朝的覆亡而消亡，不再留存。明人在公开场合对建文改制几乎不提，明代官方政书正德《会典》、万历《会典》，都不载建文制度。建文朝特有的机构名、官名，甚至终清末，再未出现，也不再引人注意。近年来编纂的大型辞书，也见不到这些新设的官名。

笔者遍检《历代职官表》、《中国官制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均没有哪怕一个字涉及到“文学博士”、“资政上卿”、“通政寺”等建文新制。

制度条文上，建文改制成果迅速瓦解，并未给明代留下遗产。准此，笔者尝试用“抽象回转”，来形容建文改制对明代制度的影响。必须首先郑重声明的是，在本项研究中，这个论断实证性有所缺乏，只是笔者的一点推测，证明它的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才可告成。

相较于明前期，明中后期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革，简直如同两个朝代。这体现在：

内阁制逐渐有真宰相之势，政治制度已经深刻转变；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发展；海上贸易兴盛，工商业勃兴；人身依附减弱，赋役制度变革；科学技术进步，西学东渐开始；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开放，异彩纷呈，斗奇炫博的时代来临，完全扫除了明初的“古拙”之风。

“晚明”既区别于明前期，也与清前期有着显著的区别。“明中后期”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

若将明代中后期巨变与建文改制合观，我们无妨说，“明中后期”对洪武永乐鲜明的反动，恰恰属于向建文改制的“抽象回转”。

法定制度，也即制度条文上，建文改制的成果固无存世者。不过，制度外缘第一圈——制度运行状况、制度外缘第二圈——经济、文化社会状况，这制度的另外两圈均已几乎完全从洪武、永乐制度中“抽离”。洪武祖制、永乐“复旧制”均已名存实亡，起码是面目全非。

准此，明中后期之巨变，恰可与建文改制相合：

建文帝提高六部品秩，令翰林官得参国事，在事实上已经向丞相制回转。建文朝于中央决策机构之重组，虽然没有形成永乐时固定的内阁制，但确然已经造成大臣柄政的事实，齐黄二人的权力决不下于丞相，对比明中后期，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其一；

“苏州的豪族自明初开始受到了严厉的镇压。……明初的苏州如此劫难不断，不仅在经济上，文化上亦受到弹压。”建文朝苏州的短暂复兴，为朱棣夺位所中止。不过，明中后期江南社会经济大进，江南势力勃兴，苏州成为明代典型城市，这均于建文朝可寻到先声：建文改制，取消苏松重赋，令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政权之本位落在江南。甚至在宣德、正统年间，况钟、周忱居官苏州，即已用平米、济农、兑运、折征等经济政策，曲折实现了向建文改制精神之回转，此其二；

明中后期，宗藩制度名存实亡，濒临崩溃，朝廷不断推出新政策（如嘉靖朝修订《宗藩条例》、万历时始准宗藩应试入仕）建文削藩，早着先鞭，此其三；

依据现有的史料，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明中后期之巨变，差可视为向建文制度之回转。易言之，因靖难战事之失败，建文改制之愿景推迟了一个多世纪，方缓慢显现。

《儒林外史》有言：

邹吉甫又道：“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这反映民间长期流传对建文朝的观感，以及于朱棣的贬斥。

永乐“继统”，使建文改制这一历史趋势遭遇了一大回旋，延缓了建文改制之大趋势。有明一代，建文改制之势虽遭逆转，却仍缓慢回归。其势之至，则需要一百多年的潜滋暗长。

建文改制，实际制度条文虽然鲜有留存，但制度外缘的实际运行状况，再外缘的经济、社会、思想状况，这些建文改制的施政目标和制度规划目标，均于明中后期产生。质言之，建文改制在明中后期完成了“抽象回转”。

朱棣终结了华夏文明自我刷新的希望

3

人亡政息。短短四年的建文改制，与建文朝廷一起淹没于靖难的硝烟中。如何评价这场改制运动？

笔者尝试用“思想史上的三大特色、制度史上的三大概念”作结，庶几可作为本项研究的结语，对建文改制的论断。

建文改制，可称者多矣。首先，就思想史而言，建文改制有三大特色，这三大特色均非常突出：

建文改制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儒家理想主义改革运动，自此之后，再无出现。建文改制，堪称绝响，此其一；

吾国历史上，道统、政统之最末一次合榫。质言之，如若“道统”、“政统”的解释效力仍然成立，那么在建文改制中我们看到，政统并非操纵、亦非利用道统，道统亦非俯就、屈从、谄事于政统。“君臣际遇”之合作，自此再无出现。儒学士大夫再无机会取得君权的奥援，开展理想主义色彩剧烈的政治改革，以期实现他们心中不绝如缕之“回向三代”政治理想，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此其二；

史上历次《周礼》改革运动中，建文改制与新莽改制、北周革典、熙宁变法相比，具有绝无仅有的自身特质：与新莽改制之华丽铺张、不切实际相比，建文改制呈现出合理化之实用色彩；与北周革典之粉饰虚张、“阳傅阴适”相较，建文改制又展现出笃实切当之特质；与熙宁变法之务求财用、富国强兵对勘，建文改制又具备了“义利双行”、藏富于民之衡平特点。此其三

笔者尝试从制度史角度，提出三大概念以论建文改制：断裂，连续，回转。笔者看来，建文改制实已涵盖了这三大概念，而又不仅限于其中的每一个。当然，这三个名词所指代的内涵和本身的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将它们并列到一起，只是出于排比概括的需要。

断裂。就明史而言，如果我们接受“明前期”、“明中后期”的历史分期法，认同这两个时期的巨大断裂，那么，若将建文朝四年置于“明前期”之内的话，建文朝无疑是洪武以至正德、嘉靖百余年“古朴”历史中的一段短暂插曲。这四年时间里，士大夫阶层进入权力核心、经济社会政策宽放，均与“明前期”的其余任何时段显著相异。可称“断裂”。

连续。仍从明朝一朝内部，如果纵向观察，如前所述，建文朝实际上接续了洪武末期的种种演化趋势。洪武一朝，朱元璋不断创设、更迭制度，既否定前人，也在否定自己，有自我作古、上承三代之意。他晚年的诸多做法，已是为嗣君留下有利的政治环境，以实现安民求治之愿望。建文朝改制，毋宁说是对朱元璋晚年政治的连续和完成。

回转。方孝孺曾说：

至于近世，惟宋之俗为近古。尊尚儒术，以礼义渐渍其民。三百年之间，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内庶官顾养廉耻。

若将建文朝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纵向考察的话，它无疑是一次回转——向宋代文人政治、以及秦汉以前“三代”的回转。

特别是后者。以“回向三代”为己任的政治理想，自秦汉以来始终荡漾于历代儒生心中。建文改制，遂成为近世之前，儒家理想主义的最终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努力，最末一次实践。

燕王篡位，方氏喋血。这个夙愿终告彻底落空，在帝制时代它便永告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