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一些引申联想_风闻

不止是社交网络，现实中也并不少见批判政府的做派。自由主义者往往不太愿意承认任何自由都必然会存在边界，但他们无法回避的是，自由的边界问题往往才是构成自由主义的底盘，而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也往往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的自由主义理论流派都试图根据各自的时代特征界定国家权力的范围，但其中心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限制公权力。但无论是社交网络，传统媒体还是现实中批判政府手伸的过长的人，也往往自动忽略了一点，公权力确实是私权的让渡，但和社会契约论里说的不同，私权之所以要让渡一部分权力，那是为了用来规范私权之间边界冲突的。否则这个让渡的必要性在哪里？而既然是让渡，那公权确实不能侵犯私权，但这就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私权是不存在和其他私权的冲突的

现在我们提到的“基本人权”，看似并不存在和其他私权的冲突，但其实这也是通过生产力对应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一步步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人身自由就是一种基本人权，但在奴隶社会，奴隶就不存在人身自由，封建社会，相对于领主来说的领民有相对的人身自由，但在领主要求下这种自由也会丧失。而在现代社会，人身自由就是在法律和实践上必须予以优先尊重和保障的了。这其中就通过了很多抗争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有规则，就必然有制定规则的人，而执行规则需要暴力机器，暴力机器必然掌握在制定规则的人手里，这就注定了必然会有一些人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那些凌驾于规则之上的人之所以会选择遵守规则，实际上还是因为如果他们自己破坏了自己制定的规则，那这种规则对下面的约束力就会变弱，而相对于遵守规则的人来说，制定规则的永远是少数，在力量对比上虽然未必，但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如果整天提心吊胆多数人对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反扑，那这种恐惧就永远不会有尽头，所以制定规则的少数人就会想方设法的获取多数人的信任，有些是通过暴力威胁让多数人恐惧，认为这些少数人可以碾压他们而不需要或者需要付出很少代价，有些是通过教育对多数人洗脑，认为这些少数人站在他们这一边，而有些则是从多数人中选拔出多数人的代表，让这些代表反映多数人的声音。这种信任并非是无条件的，因为作为制定规则的少数人，必然有少数人的愿景，而这个愿景，是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还是发展使得更多人受益？如果是发展，是自己当老爷指挥别人，还是自己参与劳动总结指导？这些也都构成了规则制定的一部分，而如果制定规则的人或者其继任者对这种规则制定方式进行了表面上或者实际上的否定，那他们就必须重新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不论是制定者自己违反规则，还是对规则的解释侵害了他人的利益，如果对规则的解释权归属让别人不满，而这个“别人”又恰好有能耐影响或者发动起其他人对现行规则制定者进行挑战，那么就必然会演变成政变或者革命的形式，最后通过暴力决出一个胜者，再循环这个过程，这就是历史周期律的真相

无论是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压力，统治阶级是需要对手来滋养的。孟子也说过，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敌国外患这个很好理解，而且相对于敌国来说，这个对手不能太弱，比如台湾就没有资格作为TG的对手，不是国家政府和省政府的问题，而是放到一个水平上来讨论问题就是降维的问题，也不能太强，比如美国和苏联可以作为TG的对手，但作为国民党来说，以美国作为对手，那显然就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对等的对手对于竞争来说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就好比一个班里只有一个学霸，这个学霸和其他人的差距相当于美国和墨西哥，那这个学霸就必然会停滞不前，难以获得真正的进步，而一个班里有两个学霸的时候，两个学霸的竞争就会促进和带动发展。美苏冷战时期的科技进步比冷战之后直到911为止的科技进步要快上数倍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战争从来就是科技进步的催化剂，原因也在于战争是极端激烈，且毫无妥协余地的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竞争催生出来的进步肯定比温吞水的竞争催生出来的进步要快的多。如果只有一个保送名额，学霸的实力增长肯定比只要到分数线就保送的实力增长要迅速的多，这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法家拂士”这个就不太好理解了。我们先来看字面意思，拂：通“弼”。法家：明法度的大臣；拂士：辅弼之士。整个词就是指忠臣贤士。为什么没有忠臣贤士，即使没有敌国外患国家也要亡呢？因为人心不齐。别说得不到民众认同的了，就是新中国都一样存在分裂主义者。这种分裂源于什么呢？源于贪婪，源于对既得利益固化的认可，但归根结底，是源于人性。理性逾越人性才能产生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经常会有人说公权缺乏私权的监督就会滥用和作恶，但公权作为私权的让渡，就必然会具有私权所具有的一切属性。所以公权的滥用和作恶实际上也是私权滥用和作恶的本质的延伸。在对待公权代表的暴力的制衡之下照样会有为了利益铤而走险的犯罪者，在没有公权制衡的时候，私权之间就不会滥用了？产生的冲突会就此消失吗？根本不会。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幻想一个自由的市场就能解决所有私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一切都可以放到台面上来交易，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生产力相对于人的欲望来说永远都不可能是无限的，而有些非生产力因素的资源配给也必然是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变的紧缺（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这种理论的简单近似），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私权的边界必然会随着胃口的增长或平均分配无法满足需求而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生产力发达，矛盾可以往外部转移还好说，如果都没有，那发生冲突，而且是激烈的冲突也会成为必然。文革后期可以看做是对这种提前引爆私权冲突，且不加以公权力规范的一个尝试，但这个尝试很显然大家都知道结果了，但现在一边批判文革，一边将文革抹黑为公权的泛滥，依然主张私权要凌驾于公权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呢？这就很值得商榷了

很多自由主义者往往也喜欢批判大政府，但一个社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有赖于很多因素，而其中，国内不同阶级矛盾的有效化解，社会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和实现，从而使得社会中的内耗因素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好比一支作战部队如果被伤残病员困扰，连正常的行军都不可能，其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同样的，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权益如果得不到有效保护，对于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会造成很大拖累，实现跨越式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因为按照“短板效应”，一只木桶究竟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高的板子有多高，而是取决于最低的板子有多低。因此，补齐短板是提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而什么才能使得弱势群体的权益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呢？就是所有人，包括强势群体的私权被最大限度的让渡，也就是政府管辖和控制的范围越广，弱势群体就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当然，这是基于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观点描述，封建专制社会下，私权的让渡只会滋养一批食利阶层，而并不会以跨越式发展作为目标，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国内矛盾的消解和对国家力量的整合了。大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现代民主社会体制下的大政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前三十年兴修的水利等便民设施是后三十年的10倍还多，这就是整合力量的作用。就如同一直说的国企和民企的差别就是对责任的承担一样，让民企架设信号塔去深山，他们一定会考虑到成本问题而拒绝架设，国企就有这个开拓义务。所以为什么刘胜军嘲讽董明珠不退休的时候我对他的嘲讽会有不满，原因就在于这帮鼓吹私企民企进步和需要改革国企效率的所谓经济学家根本就是一群想要借改革瓜分国有资产和掌握实际权力的自私鬼，而董明珠再是既得利益阶层，她的很多做法也完全是让大多数职工乃至普通人受惠的。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虽然确实也有不少对大政府捞过界之后没有得到相应处罚的反思，但更多的批判大政府的人根本就没有提到大政府的好处，属于以断章取义的形式扭曲大政府存在的意义的。如果他们知晓这一点，那就是试图通过这种批判给自己谋取私利的坏逼，如果他们不知晓这一点，那就是知识结构存在问题被人当枪使而不自知的蠢货，这种人之所以从传统媒体兴盛时期的张牙舞爪到现在的销声匿迹，互联网的普及导致大多数人看清了他们真正的嘴脸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我认为就和义务教育推广是一样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