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姐继续干当然是好事_风闻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叁里河

作者：一姐

董明珠连任，不是她个人的胜利，得算是这轮国企改革的胜利。

大概一年多之前，提董明珠要退休，还是敏感话题。前年9月份，因为几个媒体写董明珠任期降至，是不是要卸任的文章，格力电器直接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封“公开律师函”，说个别互联网媒体“扑风捉影”，“耸人听闻”，末了，还给扣了个“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和股价”的罪名。

但没多久，这事儿就变轻松了，从参加两会，到春夏之交格力电器股东会延期，再到后来银隆变局跟魏银仓翻脸，讨论董明珠连任不连任，都非常云淡风轻，甚至董明珠自己也几次公开讲退休和连任的事儿。

转折点是什么呢？

就在那封措辞严厉的公开函被贴出来没多久，十九大上对深化国企改革有了具体的指示，在提到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时，特意表扬了“部分国有企业”在“高管激励，经理人聘任，员工持股等方面进行的市场化调整”。

两个月后，国资委在发布“11家央企80为领导人员职务变动”的信息中，提到“央企总经理由任命改为提名，任命权交董事会”。虽然说的是央企，对应的职务是“总经理”，但《经济日报》在评述这个消息的时候，把它提高到了“改革授权经济体制”的高度上。

所以，尽管董明珠连任，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她公开了跟珠海国资委矛盾后，把后者逼到了一个“无法承担换掉董明珠万一格力垮掉怎么办”的窘迫境地，但总的来说，这不是她个人的胜利，得算是这轮国企改革的胜利。

换到十几年前的04、05年，在国企改革最重视“年龄结构”的时候，董明珠的连任是不可能的。

2003年国资委刚成立一年，就向53家中央企业下达文件，要求企业必须严格执行退休年龄政策，即相等于正部级官员的高管，退休年龄为65岁，相等于副部级官员的高管退休年龄则为60岁。

按照这个要求，央企在之后两年迎来了一波集中的“新老交替潮”，04年1月，中石油集团副总裁吴耀文因为年龄到期，被国资委免去其职务；5月，62岁的原长城集团董事长王之退休；8月，中国三大航空运输集团——国航集团、东航集团、南航集团三位年龄超过60岁的“一把手”同时离任；10月，61岁的哈药集团董事长刘存周去职时，任期尚有两个月。

从规模看，这些企业都是其所在行业的重点企业。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公开表示：要在3年内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适应中央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层级结构清晰、专业结构配套的人才队伍。

基于这个思路，在2004年国资委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23位高级管理者中，年纪最小的仅34岁，40岁以下者占入选人员的60%以上。

以这个标准和改革力度看，董姐再厉害，再寸草不生，放在当年的环境下，也不可能有机会连任。

实际上，在历次国企改革中，国企高管的任期和薪酬都是最为敏感的，也同时是最容易有摇摆的。

有多敏感，多摇摆？这事儿任志强最有发言权。

90年代末，华远地产借道华润在香港上市，他拿了700万年薪的事情，在上市公司公告里被披露出来后，国内马上炸了锅。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不到1000元，一个国企高管拿700万港元，简直是腐化和挖全民墙角的典型。

他因此不光被媒体和舆论骂的狗血淋头，还惊动了中纪委，被中纪委书记亲自批示要求北京市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调查结果是，这个收入虽然有董事会批准，也有华远集团党委审核，属于合理合法，但影响不好，所以“先别拿，等退了以后再拿”。

任志强对这件事是有委屈的。他在自传中讲这段的时候，特意做了解释：对于香港的上市企业而言，如果一个执行董事总经理拿不到市场上公允的收入，就无法取得股民和市场对这个企业制度的信任，投资者根本不敢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但到哪儿上市，只要是国企，就得按国企的规矩。于是，之后几年，任志强一边按照700万年薪缴个人所得税，一边看着奖金被所在公司账上，连存定期的利息补偿都没。

这事儿后来在中海油身上重演，而且更惨，因为中海油的事情偏巧出在金融危机，和财政部刚刚发布《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后。

当时是09年4月份，《京华时报》最先做的报道，说中海油08年的年报里，显示中海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玉在中海油的薪酬（酬金及股份期权收益）达1204.7万元，较2007年增加74.5万元。

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国内一批出口企业刚经历生死，负责打理“国有资产”的国企高管却不仅没有降薪，居然还加薪，然后总薪水居然还达到了千万级，报道一出，中海油马上就成了舆论灾难。

实际上，傅成玉跟任志强一样，这笔钱根本没敢拿。但没有这笔“激励”，当年在海外上市就没办法打消投资人对“国有”概念的疑虑，所以所谓“激励机制”，就是一个空架子，从上市第一天起，所有高管的激励，都只能按要求再捐给公司。

但在新华社等几个官媒和国资委一一出面解释之后，这事儿仍然没完，在《南方周末》报道真相的文章下面，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我不信”。

国企薪酬的神秘，几乎是从国企改革的第一天开始就相伴而生，多年来国企高管的聘任和激励，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多年来，国企领导人一方面有企业家身份，一方面又有行政任命的干部身份，有时候这两种身份还可以随时“对调”。

比如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曾经是中国石化总经理，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而华能集团董事长李小鹏后来又去当了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中铝总经理肖亚庆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身份尴尬，也成为国企改革中不停摇摆的关键点。

04年年底，在MBO广受质疑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在出席央企负责人年度总结大会时明确提出：大型企业不准搞MBO，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对于管理层收购，国资委要制定发布专门文件，做到有章可循。

这个事儿在学界和商届引来巨大争论。法学家江平和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在一个研讨会上当场争论，江平说：以行政手段来叫停管理层收购的做法不妥，只要交易合法、公平，任何人都无权来干预，不能每个东西都是领导人讲话来决定。季晓南当场回应说：目前缺乏相应法律，主管部门的决定某种程度上就是准则和依据。

所以，在历次改革中，关于国企高管的，都是最纠结，也最容易互相打架。比如2014年中办出台了《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包括要求央企负责人的收入跟职工平均工资挂钩等薪酬限制，这个意见在当时被称为“史上最严限薪令”。之后各地也跟随出台了针对地方国企的“限薪令”。

但是从这轮开始国企混改之后，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几个官媒，开始频繁提起“国企市场化薪酬改革”，从报道内容看，未来国企高管的薪酬制度多寡高低是要市场说了算。

问题是，市场解决不了身份尴尬，最多只能解决一下董明珠的连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