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的年代学_风闻

古埃及文明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确定的呢？古埃及文明是不是里离我们很遥远？

原文是《埃及考古专题十三讲·第三讲》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郭丹彤

       年代学是历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埃及年代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早期，是与埃及学的创立同步的。在埃及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埃及人用每一位国王的统治年代来纪年。然而，古代埃及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国王统治顺序和每位国王统治年数的完整的、连续的资料，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流传下来。这些资料包括王名表、载有国王统治年数的家谱、载有国王统治顺序和年代的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另外还有其他国家的、提到了同时代埃及国王的历史文献及天文学数据。它们是我们构建埃及年代学的主要依据。此外，埃及年代表中的“王朝”由公元前3世纪的僧侣学者马涅托勘定，后人在他所划分的30个王朝的基础上又加上了1个王朝（波斯第二次统治埃及时期），于是就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埃及31个王朝。但是，在历史分期和王朝的起止时间等问题上，目前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

        所谓年代学就是关于历史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束时间或排列顺序的科学。与西方的公元纪年方式不同，古埃及和中国的纪年更为相似。古埃及人早期的纪年以牲畜的全国清查作为标准——即“第X次牲畜清查”。随着经济的发展，牲畜数量增加，这种纪年方式逐渐不再符合社会的发展。从第12王朝开始，牲畜清查纪年的方式被放弃，埃及人开始用每一位国王的统治年代来纪年，即“某法老统治的第X年”。

        然而，古埃及并没有一个连续完整的国王统治年代顺序表，这给埃及学家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现代学者为了建立一套可信的历史年代表，就必须找到埃及纪年与公元纪年的转换方法——因为埃及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并不吻合。学者们关于古埃及历史年代表没有形成一致认识。例如，著名的埃及学家加德纳（A. Gardiner）、布列斯特德（J. Breasted）和皮特里（W. M. Petrie）等人都在各自的著作中给出了自己的历史年代表，这些年代表的具体时间都不一致。甚至可以说，几乎每本埃及史著作里面都有一张年代表，而每个作者给出的古埃及年代表都略有不同。综合来看，埃及年代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观点：以贝恩斯和玛莱克（Baines/Malek）为代表的早期说；以贝尔（Baer）为代表的中期说；以万特（Wente）为代表的晚期说。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古埃及年代的重建已经大致完成，英国著名埃及学家伊安·肖（Ian Shaw）在《牛津古代埃及史》中给出的年表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年表。

       埃及年代学建立所需要的第一种资料是王名表，这是古代埃及人记录国王名字及相关重大事件的一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埃及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王名表领域，第一件重要史料是帕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见图3-1）。帕勒莫石碑共有七块残片，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块珍藏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帕勒莫博物馆，其余残片分别收藏于英国伦敦和埃及开罗等地的博物馆内。帕勒莫石碑上刻有目前已知历史最悠久的王名表，它罗列了前王朝末期至第5王朝早期历代法老的名字，从第3王朝开始记录的内容增加了祭祀和尼罗河泛滥等大事记。

图3-1 帕勒莫石碑

        在王名表领域，第二件重要史料是一份收藏在意大利都灵博物馆中的纸莎草文献，它也因此被命名为“都灵王名册”（Turin Canon）（见图3-2）。该王名册记录了从第1王朝到第17王朝法老的详细信息。这是目前已知时间跨度最大的王名册，是现代埃及年代学建立的重要依据。“都灵王名册”记录详细，不仅书写有每个国王统治的时间，还记录了从中王国开始的国王们的年龄。

       图3-2 “都灵王名册”

        第19王朝的三个王名表同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父亲塞提一世的两个王名表内容相同，被雕刻在阿拜多斯的神庙墙壁上，“阿拜多斯王名表”（Abydos King-list）由此得名（见图3-3和图3-4）。它共记录了76位国王的名字，国王的名字被刻写在王名圈内，依次排开，在每个王名圈的下方都刻画着一位国王的肖像。值得一提的是，阿拜多斯王名表并没有遵循真实的历史而记录下每位统治者的名字，把当时认为是异端的统治者从名单中剔除出去，埃赫那吞和随后几位第18王朝的统治者在该王名表中杳无印记。第19王朝的第三个王名表是“萨卡拉王名表”（Saqqara King-list），它出现在图特摩斯三世时期一位高官的墓室里，“异端统治者”的王名也没有出现在其中（见图3-5）。

图3-3 “阿拜多斯王名表”

图3-4 “阿拜多斯王名表”线图

图3-5 “萨卡拉王名表”

        在王名表领域，第三件重要史料是雕刻在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的“卡尔纳克王名表”（Karnak King-list）（图3-6） ，上面共记载了62位国王，每个王名的下边都有一位端坐在王座上的国王形象。每位国王的样貌如出一辙，我们无法从中辨别出国王的具体相貌特征。埃及人把类似卡尔纳克王名表这样的文献记录在宗教场所内，其目的在于祭祀，并没有主动书写历史的意愿。

图3-6 “卡尔纳克王名表”

        古埃及文字有几种字体，除了我们常见的圣书体外，还有在纸莎草上书写快捷方便的祭司体和世俗体，后两者是古埃及人日常使用的字体。世俗体埃及语编年史（Demotic Chronicles）也是年代学建立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份文献用世俗体书写，记录的是从第28王朝到第30王朝时期的经济活动。

       托勒密时期（公元前305—前30年），执政的托勒密国王命令祭司马涅托（Manetho）为埃及撰写一部史书。对埃及文化宗教了如指掌的马涅托最终用古希腊语写成了一部《埃及史》，遗憾的是全书并没有保存下来。通过古典作家对马涅托著作的大段引述，我们可以从一些残篇断章里看到他对埃及历史的描述。幸运的是，马涅托编写的埃及年表保存了下来，这成为埃及历史朝代分期的主要依据。在这份年表里，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历史被马涅托有意忽视，这也使得这段异族统治埃及的历史在文献上至今仍留有空白。

       对古埃及进行长篇描述的文本则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希罗多德（Herodutos）的《历史》和狄奥多拉斯（Diodorus）的《历史丛书》等著作，都有部分章节专门记述古代埃及历史。这些古典作家是否真实在埃及游历过，还是凭借道听途说和臆想而书写埃及历史，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无论如何，古希腊历史学家们对埃及的描述，虽然过于演绎，但其中关于埃及年代的记述有一定参考价值。希腊作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用希腊语撰写了一份埃及王名表，可与上述提及的文献互证，成为主要的王名表依据，为埃及年代学提供了基础的构建框架。

        在古埃及年代学的构建中，第二种资料是那些提及某位或某些国王及其统治年数的家谱。这类文献分为两类：完整的（Unitary）家谱和合成的（Synthetic）家谱。完整的家谱类似中国的孔子家谱，一般是埃及的名门望族为家族荣光而专门修订的不间断的家谱。例如，在第22王朝国王舍尚克五世（Sheshonq V）时期，一位高级祭司记录了祖先每个重要时刻的年代，从而为判定国王年代的相对顺序提供了重要依据。合成家谱顾名思义是后人从文献中提取信息并再次合成的结果。这种家谱同样对年代学研究具有参考意义。例如，通过孙子和爷爷的生活年代，可以计算出国王统治时间的跨度，这对构建埃及后期历史，尤其是第三中间期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在构建古埃及年代学时所依据的第三种资料是写有国王统治年代的原始文献，即官方文件。学者们根据文献所记录的已知最晚统治年代的铭文，来确定国王的统治时间。例如，在写有图坦卡蒙统治年代的文献中，至今没有发现超过“图坦卡蒙第10年”的字样，所以图坦卡蒙的统治时间至少为10年。另外，带有塞德节（Sed Festival）的铭文也是重要参考文献。塞德节是法老为庆祝登基而举行的盛会，节日当天法老会围绕神庙巨大的立柱赤膊奔跑，向四周观看的民众暗示统治者的威武和国力的强盛。因为塞德节每30年庆祝一次，所以可用于年代的推算。然而，因为许多法老热衷在不长的统治期内多次举行塞德节，所以使用这种文献需要谨慎，最好有其他文献作为佐证。此外，除王室文献外，大量的官员贵族还在自己的墓铭中写下自己的生平事迹，记录下出生和死亡等重要年代。学者们可以通过他的年龄和与之对应的国王统治时间来进行年代推测。

       经过甄别的文献资料可以成为信史，而考古资料往往可以弥补文献的缺失环节，以此丰富历史甚至改变我们对历史的固有印象。例如，新王国的首都移到底比斯后，许多人认为旧都孟菲斯从此衰落，但考古资料显示，此时的孟菲斯依然是一座文化重镇。考古学家们所擅长的14C年代测定法和顺序年代法，在埃及这片土地上大展拳脚，与偏重文献研究的埃及学家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在构建古埃及年代学的时候，学者们使用的第四种史料是埃及周围国家或地区的同时代文献。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同时期参照法”。埃及处于东地中海沿岸，毗邻亚洲，自古以来就在地缘政治和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交替兴盛的近东古国之间都有密切的外交往来。因此，从埃及周边国家的文献中，也可以获取重要的年代信息。例如，在阿玛尔纳时期（第18王朝埃赫那吞统治时期），埃及与周围国家频繁交往，与埃及、巴比伦、亚述、赫梯和米坦尼的外交事件都被记录在书信中，出土文献证明了埃及与东地中海国家的密切交往。完整的亚述王朝年表可以与犹太历相对应，这为埃及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方便。

        有规律的自然现象也是有效的证据，这是学者们构建古埃及年代学的第五种史料。古埃及人把天狼星偕日同升与尼罗河水开始泛滥的那天视为新年伊始，即第一季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公历7月1日）。由于古埃及的太阳历没有闰年的设置，所以天狼星偕日同升的天文现象会逐渐推迟，约1460年为一个天狼星周期。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第七年和阿蒙霍特普一世的第九年都有天狼星偕日同升的记录。根据公元136年的一次天文学观测，可以往上追溯古埃及某些事件的年代。学者们通过这个方法解决了很多年代学问题。当然，这种方法也存在弊端，因为古埃及的天文观测点有三个，自南向北依次为象岛、底比斯和孟菲斯，在不同的观测点观察星象和尼罗河的泛滥，会有一些偏差。这就使学者们在使用这种方法断代时遇到很多问题。

        综合以上各种依据和方法，学者们将古埃及的历史进行分期和命名。马涅托为古代埃及划分了30个王朝，后来学者们把波斯第二次统治埃及的时期划为第31王朝；近现代学者进而把埃及历史上稳定时期命名为王国（Kingdom），把动荡时期称为中间期（Intermediate）。

        近些年，随着考古学和碑铭学的发展，古埃及年代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考古学家根据其对涅伽达文化III的研究，发现在公元前3200年至前3000年之间存在一个王朝世系，遂将其命名为“0王朝”，以区别和接续于马涅托的第30个或31个王朝序列。再如，传统上，学术界都认为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王朝至第6王朝，但目前学者们发现第7王朝和第8王朝也是第6王朝的延续，从而将古王国的王朝由原来的4个扩大为6个。这样，第一中间期就只剩下第9王朝和第10王朝了。此外，最为重要的新发现是，马涅托对第14王朝和第16王朝的记载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两个王朝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第二中间期就只剩下第15王朝和第17王朝了。第14王朝和第16王朝的空白如何填补，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古埃及年代表如下：

王朝时期/法老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323年）共31个王朝

早王朝：第1和第2王朝（约公元前3000—前2686年）

古王国：第3至第8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25年）

第一中间期：第9至第10王朝（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

中王国：第11至第13王朝（约公元前2055—前1650年）

第二中间期：第15、第17王朝（约公元前1650—前1550年）

新王国：第18至第20王朝（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三中间期：第21至第25王朝（约公元前1069—前664年）

后期埃及：第26至第31王朝（公元前664—前332年）

希腊时期：马其顿王朝（公元前332—前305年）

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前30年）

罗马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7世纪）

阿拉伯时期：（公元7世纪—）

        除了以上提到的年代学研究中的新进展外，在历史分期研究中，仍然存在很多有争论的问题。例如，在某些时期的起止时间上，学者们就未能达成共识，这主要是由于学者们用不同的标准进行断代造成的。另外，随着新证据的不断发现，很多历史时期的起止年代和名称不断发生变化，尽管这是学术研究进步的表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年代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带来不便。这些都是今后学者们在研究中需要继续突破的难关。

        本次讲座不仅涉及了古埃及年代学研究的方法，还包含了郭丹彤教授关于年代学研究的深入思考，进而介绍了古埃及年代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讲座阐明了几个重要学术问题，也指明了考古工作可以努力的某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