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风波：谣言驱动的反常事件？_风闻

《祭侄文稿》赴日一事，随着展览的正式开幕，本来已经渐渐平静下来。没想到，媒体人“唐驳虎”连发三弹，又搅动了新的漩涡，还将颇为著名的某报推到了漩涡中心。

平心而论，这次的批评说得倒还都挺在理。

比如某报歪曲采访编造谣言，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

日方咨询处说：“展厅里，只有一处地方能够拍照，但是不可以使用闪光灯”，居然能被理解为可以拍《祭侄文稿》，也是令人叹为观止。

按照某报记者、编辑的理解，岂不成了展厅里别的东西都不能拍，偏偏《祭侄文稿》可以拍？

再比如，台湾内部争斗才引爆舆论热点，也是事实。蓝营首先争的是“中华民国”的名分，和大陆网民的感情根本不在一处。

借展的动议也是偏蓝的馆长在任是提出的，推说偏绿的馆长后来才敲定，完全是糊弄人。

应该说《祭侄文稿》风波是反常的，但又是正常的。

为什么说反常，笔者这里想再补充些关于展览的常识。

借展数年磨一剑是常态

借展这种事，可快可慢。有些展览，来源单一，只需一两家博物馆提供展品，如果双方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或者租借费用令对方满意，那么谈判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更理想的情况是，对方本来就有一个巡展的规划，甚至是成熟的巡展产品，很多事项、设计都有方案。借展从提出到落实，只要档期排得开，也会更为便捷。

但许多情况下，因为文物四处流布，策展人动足脑筋想出来的主题，需要许多博物馆配合，才能收集到理想的展品。（也不排除有些主题，就是为了某件极为珍贵的文物而设置的。）

有些相对规模较小的展览，只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但稍微有点追求，就要扩大规模。

比如上博现在的历代漆器艺术展，几乎都是上博藏品，可为了尽量展示中国漆器珍品，还是向浙江省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借了7件展品。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去看看，至少作为普通观众，看后不会提起漆器只知日本。

不要以为国内博物馆之间互相借，就一定顺风顺水。大馆问小馆借还好，倒过来就未必了。

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就曾介绍说：“在之前做乾隆展的时候，我们就想借这件器物（鎏金铜斛），当时没借到。丝路大展策划的时候，又再次向故宫提出了借展想法，因为它对于展现成都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故宫方面虽然有点舍不得，还是没抵挡住我们的软磨硬泡，最终答应了。”

而现在上博的真正大展，“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借展花的力气就要大多了。

因为最近《祭侄文稿》的事情，有人提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董其昌画展借展了颜真卿的《楷书自书告身》。

实际上，参与的机构远不只东博。国外还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史密森学会赛克勒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国内还有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算上东博总计15家机构。

与这么多中外机构打交道，没几年时间下不来。要打动这些中外机构，上博还展现了研究深度。

东京国立博物馆企划部部长富田淳表示：“想要超越1992年的那场展览（东博的董其昌展）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当我在上海博物馆参观过后，此次展览中很多关于董其昌研究的新发现、新材料，让我看到了由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支撑起的一个全新的董其昌展，而这样的展览规模与突出的研究性和学术能量，我想已经实现了对前辈展览的超越，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后人努力超越的对象。”

又因为董其昌是上海松江人士，举办董其昌大展被上博相关研究人员提升到了“梦想”的高度。所以要说策展最初的念头，追溯十几年、几十年都不过分。

有些人认为借展很多情况下就是钱的事。应该说钱确实很重要，但并非万能。文博界有理想、有热情、有追求的负责人还是大有人在。许多展览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推动的。

比如之前提到的李明斌，他在成都博物馆搞的敦煌·丝路大展，虽然200多件展品不算特别多，但居然来自72家博物馆。从挑选到联络，到运输乃至送还，背后的付出不可估量。

回到颜真卿展。有些网友愤懑不已的是，台北“单方面”送展。

考虑到前述策展的难度，“回展”确实未必能很快定案。

比如翠玉白菜2014年去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整整3年后，《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才来到台北故宫，其中平安时代（794-1192年）的《孔雀明王像》是首次在日本境外展出。

在2014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几乎没有听到任何逼问日本用什么来回馈翠玉白菜的声音。

放眼全球，对文物交流这样的指摘、挑刺也是极为罕见的。如果让第三方的文博爱好者来看，恐怕对整起事件完全摸不着头脑。

情绪就是《祭侄文稿》的生命，不过是再添一抹

然而，我要说，这又是正常的。对文博交流知之甚少的网民，本来就是在发泄情绪，而不在乎谁造了谣，谁澄清了事实。

这种情绪在岛内是岛民对绿营的情绪，在大陆是网民对台湾、日本的双重情绪。岛内如果是蓝营执政、台北故宫是偏蓝人士把控，《祭侄文稿》如果是去韩国、越南展出，都不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虽然绿营在地方选举中大败，虽然中日关系出现明确的缓和信号，但大陆网民对“台独分子”和“钓鱼岛争端”的怨气远没有消解，甚至只要台湾没有启动统一谈判，日本没有在钓鱼岛上彻底认怂，就无法得到根本消解。

《祭侄文稿》本身蕴含的情绪，已有无数人说过，这也恰恰成了情绪的放大器。

但反过来说，新的事件也增添了《祭侄文稿》的意涵，它意外见证了蓝绿之间、两岸之间、乃至中日之间的对立。今后当人们再度提起它时，恐怕很难忘记这场汹汹风波。

​要说文博界对民众情绪完全无感，也不尽然。

由于策展周期长，一些寄托美好愿望的展览，往往遭遇“不幸”。比如“唐驳虎”也提到，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清明上河图》去了日本，1月2日开展，3日就有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

当时事态还没有扩大，到《清明上河图》展览在2月结束时，都没人想到后来中日关系会降到冰点。

然而，2012年下半年气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文博界非常识相地低调举行其他预定展览。

当然你可以说后面也没有能比得上《清明上河图》的展品，但像《中国王朝の至宝》这样的展览，一级文物占比60%，包括三星堆假面、和战国虎座凤凰架鼓等。

可这次在有一些“利好”苗头的背景下，策展方对民众情绪的估计严重不足。

正式开展后，东京方面用《祭侄文稿》的“爱”“心”两字做酱油碟，还进一步激怒了部分网民。

我们既要肯定东京对展览本身安排周到，但这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唐驳虎”连发三篇全心全意辟谣，为让网络“清朗”立下功劳，如果能再来一篇讲讲东博文创的问题，应该更好。

《祭侄文稿》有“爱”、走“心”，是毫无疑问的，小小酱油碟也可以承载亲情，也许正是这个“相通之处”，让“爱心酱油碟”面世。

但颜真卿笔下的爱，不是小确幸般的感情，而是一种悲壮的爱，一种家国之爱，亲情附于国仇，因此酱油碟的借用似通非通。其趣味和庄严大气的展览大相径庭。

这说明东博的文创虽然成绩斐然，但还是存在与文物专业人士脱节的问题。东博对文创公司的掌控弱化了，产品未能把握住《祭侄文稿》的情绪。

如何协调与文创之间的联系，也许是全世界文博机构都要面对的问题，搞文创的人毕竟要以市场和业绩为重，时间一长，难免会出乱子。先前故宫文创引发的风波，就值得重视。

希望东博也能够在此事后引以为戒，《祭侄文稿》由于本身题材的关系，要推出既新颖又亲民的文创产品确实不易，但最终砸的毕竟是东博的招牌。

从把握作品的情绪，到把握观众的情绪，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比如有人批评故宫文创清代内容太多，明代太少，而且故宫藏品覆盖历朝历代，都应该得到展现。

虽然说“皇汉”思维不值得鼓励，但在文创产品中适当平衡也是可取的。如果不做调整，未来会不会被意外点爆什么情绪，也未可知。

另一方面，有些文博人士或相关媒体已经走得太前面了，不是把握，而是在玩弄情绪。

像“展一次伤一次”这种正确的废话，真的是太过聪明。就你划手机这工夫，屏幕还“划一次伤一次”呢。

文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历史的见证，不管是专业人士、相关媒体还是爱好者，与其顺着舆论情绪抖机灵，不如保持点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