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下）｜国情讲坛_风闻

【编者按】2018年12月7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19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温铁军就“去依附：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1950s & 1980s’ 土地改革的宏观效应”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王亚华作点评。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温铁军教授本人审定。全文约2.3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温铁军：传统农民挽救现代化（上）｜国情讲坛

三、思想创新

****▌1，问题意识——去意识形态的老土改述要

下面介绍1950和1980两个年代的故事。

我在以前的演讲中曾经提到关于总地租的理论，只要能把地租真的全额收归政府，被国家所有，就可以完全免税。中国孙中山是这样说的，据崔之元介绍美国早年亨利乔治、现在的斯蒂格力兹，也是这样看。

总租理论是个依据，要看总租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发生作用？ 

先看1950年代的老土改。

40年代，特别是1946年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打响之后，国民党政府深陷财政赤字危机。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还可以从海外得到援助，到1946年因国内战争而不再给了。于是国内战争只能靠国民政府拿财政去养军队，军事开支占到财政的80%以上。**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政府大量增发货币导致货币体系接近于崩溃。**美国人帮助做的中国金融深改设计，那也是顶层设计。

战后因美国占有了世界60%的黄金，发行全球70%的货币，而使美元成为美金。于是，美国专家告诉民国政府应该借入美金来发行“金元券”替代过去的主权货币。所以1948年民国政府一个重大的深改措施叫做金元券改革，但是，这项金融改革仅4个月就失败，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而国民党的军队是要靠军费支撑的，当恶性通胀摧毁现代化金融体系，就意味着现代财政也没法给军队发饷，军队就不打了！所以共产党军队打完淮海战役，再往江南打的时候，所到之处，哪怕只是去了一个连队，对方的军队都会沿着大路把枪放下，等着收编。

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的胜利。

但是接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可有农民革命胜利以后，还能够维持大城市可持续生存的先例？没有。**共产党在农村可以低成本生存。**例如，陈毅说淮海战争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实际上一个前线士兵背后有38个农民支前，而农民是不要现代财政管制的。也不要拿货币，共产党的军队打一个白条，就可以从这个村调100床棉被，那个村调100个门板去抬伤员，再让另外一个村多做一百双军鞋……那时候没有现代货币交易，给农民签下字就可以打仗了，所以小米加步枪能打败几百万现代化军队，是靠着农村“物物交换”的传统方式。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地，同时告诉农民支援解放军打仗就是保卫土改果实。而这对前线政治工作也非常有效，在阵地上用话筒一喊回家分地，对方士兵就不愿意打了。

农民要分地，乃是几千年的制度需求，也许应该算儒家共产主义？满足农民这个需求就打下来了。**但是，当共产党接手大城市之后怎么办？**当时的政策是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管理部门及教职员全盘接收，包括打扫卫生的都要接收，每天都要花钱，所以必须在城市维持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现代财政和现代金融。但是接手财政必须建立的税收依据是什么？没有，城市生产一片凋敝。

一旦接手大城市，尽管军费没那么多，但新政权遭遇到同质性的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严重赤字，为了维持城市开支，新政权的财政赤字在1949的时候高达70%以上。靠什么弥补呢？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当时国库里的黄金和外汇都被运到台湾去了。这个时候新政府在城市发行的货币每一块钱都算是“毛票子”，因为没有发行货币的贵金属储备作为依据。但是，**在生产没有搞上去之前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然而，若仅通过大规模印钞来抵那70%的财政赤字维持大城市运转，结果就势必加剧恶性通胀，比起国民党垮台的通胀速度并不慢，按月的通胀率在30%以上。

所以，新政权接手大城市后的第一个大挑战，就是要用导致旧政权垮台的现代财政、现代金融来维持城市的生存，宏观条件甚至更差！因为没有形成现代财政、现代金融的依据。所以“国初”危机性质上是非常深刻的，形势上也是非常严峻的。

**谁来挽救国初危机？****被土改恢复了的传统小农村社制度。**有四个化解危机的直接效果：

一是减少财政覆盖人口。共产党1946年开始到1951年结束的一次土改，让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回家种地，和当时的政府财政金融基本上没关系了。政府只需要管这不到12%的城里人，这是第一个重大改变。

二是通过精兵简政让农村基层有人管事。大量的军人复员转业回到农村成为基层骨干，每个村都有人管，不是光分了地以后就没人管事，而是靠100多万转业军人加强基层管理。

三是平抑城市物价。在城里原来制定的方针是发展新民主主义，主要是通过发展私营经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民族工商业建设。但是，**在高通胀的压力下没有任何实体经济能够维持，不管是什么性质。**于是，私营经济有一点钱都拿出去投机，要么投机外汇，要么囤积生活必须品，当年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里这叫做炒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于是，共产党刚接手大城市就不得不连续打了三次“三白战役”，军管会直接去对付那些投机商。并不是新政权不想发展私营经济。对不起，一般市场体制下的私营经济是不可能抗通胀的。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新政权在农村分了地，农民就拼命增加生产，这叫做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维持家庭。接着就是小农经济的扩大再生产要做的外延扩张——追加土地。那就得节衣缩食，用更多的农产品交售来获得货币，用积累的货币再去买土地。这就是土改恢复了传统农民的行为。

**全国土改之后，农民因扩大再生产而大规模交售农产品，就使得共产党收购了足够的“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在城市打赢了三白战争，**参与囤积居奇的私营经济由此被打败。这不仅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斗争，而是化解了经济领域客观上遭遇到的恶性通胀困境。农民向新政权大量提供了农产品，也就大规模吸收了新政权增发的货币。为弥补赤字而增发的70%货币中有50%左右被农民交售农产品拿走了。于是，大城市的政府手中有足够的农产品对抗被投机加剧的通货膨胀率。短短的几个月内，因农民在秋收之后向政府大量交售农产品而使国初危机基本上得到化解——城市的通胀率迅速下降，生活必需品供给充足。

所以说，是传统的小农救济挽救了刚接手民国大城市的国初新政权！

1950年的老土改怎么回事？很多人没有做宏观分析。

当然，任何一种制度的强制性演变代价都是巨大的。今天不用讲具体代价是什么？网上到处都是那个年代伤害了多少人。但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底层群众起来革命都会发生类似情况。

总之，这个土地革命催生的新国家新政权免于被恶性通胀所打垮，靠的主要是1950年代全国推进的土改。

此外，更何况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全民的动员，**中国成了世界上农民人口被广泛充分动员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国家政治建设参与度是世界最广泛的。在西方国家动员投票很难。但是在中国土改中所动员的农民参与度几乎是100%，甚至连长期以来没有地位的妇女，也因土地革命而被全面动员起来了。现在老一辈的人还有知道当年有“大识字班、小识字班”的。小识字班指的是年轻的、未成年的那些女孩子们，让她们去识字。大识字班则是成年妇女去识字。妇女识字运动，大生产运动等等这些做法，把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充分动员起来了。

请注意女性的重要性，在农村实际上实行的是家庭兼业化条件下的内部分工。因为家庭内部分工带来大量不计劳动力成本的工副业的生产，才使得整个城市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给是充分的，遂有市场繁荣，物价相对稳定，国初危机就如此度过。

所以，客观地回顾1950年代，是土改恢复了农村传统的小农村社经济，并且是家庭兼业多样化的这种传统经济的广泛存在，挽救了国初危机。

好了，我们一步穿越到1980年代，尽量把这个故事讲完整。

其实我们的土改并不是永远都是激进的。从当年的共产党加入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演化过程来看，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它是在不断调整变化中的。毛泽东的土改，也是在激进土改和改良土改这两者之间随着不同的环境而做的调整。

我们再看整个东亚的情况。

应该说整个东亚在二战之后实行的都是耕者有其田——平均分地制度，所以整个东亚都进入了工业化。而没有平均分地的南亚、西亚，都进入不了工业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亚和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稳态结构，一般发展中国家是菱形的，它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而东亚社会因为分了地，变成了超稳态的金字塔形结构。到现在为止，东亚社会发生非战争形态的大规模社会冲突都少于拉美、南亚等等。这是土地改革制度所派生出来的结果。很多人都奇怪，比如像1960年的时候农民遭到很大灾难甚至饥饿死亡，为什么却不反抗？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因为东亚社会的长期稳态结构，是经过农村财产关系变革以后形成的。

老土改之所以内在的具有“去依附”性质，跟刚才讲到的阿明理论直接相关，它确实是一次典型的“去依附”，使得整个东亚社会不能再用“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来看待。

当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条件下维持“去依附”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在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三农都做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怎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集体化获取三农剩余。相对而言，旧社会通过地主经济，新社会通过集体化，客观上都得有利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2，1980s’新土改化解外债转化的赤字危机

我们再看1980年的新土改。

稍微往前说一点，中国所谓的开放是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的。中央原来在1963年就提出要调整结构，把苏联留下来的偏军偏重的工业结构调整为农轻重比例协调的经济结构。当时就决定要上轻纺、化学工业，要上一般消费工业。但是60年代的外部地缘政治条件不具备，于是中国陡然转向三线建设。那就意味着要继续维护军重工业的“市场无效率”生产，因为军重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为了打仗，而且得打赢，把对方的资源占有，把对方的财富搬回来才算是有正收益，否则军重工业的维持是高成本的。

苏联东欧当年战略性援助中国留下的军重工业体系维护成本极高。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条件下60年代所谓的普遍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为维持军重工业体系支付了双重成本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到70年代，当中苏发生冲突，美国得到历史性机会“重新夺回中国”——这是美国的说法——尼克松说我去见毛泽东要先送他一个大礼，这就是解除对华封锁的背景。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紧急制定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和技术，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军重工业结构。

因此，7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了对外开放。**43亿引进很快就造成财政赤字过百亿，就跟拉美国家引进外资进入财政赤字危机类似，**发展中国家70年代遭遇债务危机的道理是一样的。到80年代拉美国家的赤字危机爆发，中国为什么不爆发？就像我们刚才说2010年代中美都在增发货币，为什么两国都不发生通货膨胀？其中道理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继任，可以叫做“毛规华随”，华国锋继续引进，比毛泽东翻了番，他要引进82亿，实际引进接近100亿。而且华国锋原来说要慢一点来，8年引进82亿。结果各地都着急，华国锋又不能控制，于是把两年之内全部计划额度都引进了。**结果造成70年代毛时代增加的外债没有解决，华时代的外债几乎是毛的2-3倍，到了1978-1979年财政就过不了日子——外债在中国体制之下直接转化为财政赤字。**所以我们到70年代末财政赤字高起，累积赤字是财政总规模的大约25%，也就是说应当有1/4的财政需求是不能开支了。到那个时候也不能再宣称既有外债，又有内债。**那怎么办呢？二次土改。**所以就像毛泽东1949-1950年全面土改一样，1979-1980年邓小平搞了第二次土改，做法还是给农民按家庭人口平均分地。

这一次新土改怎么救的中国呢？

刚才说拉美国家也是引进西方设备，就因为外债过量而导致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导致一系列的政权更迭，严重不稳。相对而言，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1980年土地改革以后，大量过剩的农民劳动力就地转向乡村工业，对于国内重工业和设备制造业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例如乡村工业要上缝纫，要上纺织和各种各样的轻工、化工，恰恰对上游的城市重工业形成拉动。**到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内需，出现了内需拉动性的良性增长。**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梦寐以求能靠内需拉动，但是内需上不去也是普遍的。而中国却在80年代因为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民，进入了农村工业化而产生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增加，于是，那个年代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大大的快于城市。有人说“**搞导弹的不如倒腾鸡蛋的”。**那个时候农民有万把块钱就很了不起，地方政府鼓励万元户。再加上当时城市工业的不景气，大量的城市工程师、技术员都变成乡镇企业的“周末工程师、技术员”。

总之，乡镇工业的蓬勃兴起，农民的收入提高，极大地活跃了中国市场，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内需拉动。那么，代价是什么？当时的经济代价就是因农民的消费需求和乡村工业的原材料需求都过于强烈而导致通货膨胀。

**所以，80年代这一次新土改再次救了高负债的现代城市财政和金融。**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拉美危机，不是靠别的。当然，也是靠总设计师，也是靠改革开放路线，这些说法都对。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国初农民人口大约4亿，改初大约7亿，人均耕地资源下降，是农村改革解放了过剩劳动力。

据此认为，再度土改产生的宏观效应，一是强化了国家还债能力，二是形成了世界难得见到的内需拉动式的增长。

讲到这儿我的故事应该差不多了，因为一个小时的演讲已经到点了。

到此打住之前。大家看后面这几张片子，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生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一系列现象。

当时为什么不能向农村转嫁？是因为家庭承包以后政社合一的集体化解体了。不是毛泽东时代没有危机，毛东时代也是靠向农村转嫁而度过危机的。那个年代城市不能就业的青年送到农村去至少能吃上饭。1960年发生危机的时候，向农村大约送了10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到60年代末期国家维护军重工业而开展三线建设，相当于倍加的成本支付，造成1968年再次遭遇危机，又向农村输入大约170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而到70年代末这一次危机不能向农村输送城里青年人了，反而是大量的下乡青年又得回来，从乡下回来的差不多有2000万，在城里还有差不多2000万不能就业。于是1979—1980年，当时叫做4000万待业青年，我就属于那4000万之中的一个。周围的同学大都属于这一类。据此可以说，我们属于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那一代人。

知青都要回城，城市危机的代价不能再向农村转嫁。所以**1979-1980年的危机硬着陆砸在城里，砸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改革，**农民家庭承包救了当时陷入深重的债务的中国经济，所以它的宏观效益是清楚的；**二是推动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城市出现大量的犯罪，社会问题大量增加。于是出现了家庭承包，演化为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

这个过程，作为农村改革的宏观效应，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40年改革经验。

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答 观 众 问-

应该说问题问的非常广泛。我今天晚上的讲座，涉及到从宏观的发展战略，以及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乃至于资本主义进入的金融资本阶段所发生的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联系到我们百年的历史变迁上来谈，这个跨度大了一点，所以大家提的问题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综合起来说吧。

第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在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没有找得到成功的范例。所以各位提的问题中关于**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目标****，我说作为目标没有问题。**因为，中央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3年国家三五计划讨论的时候已经把四个现代化目标都提出来了。可见，中国提出现代化目标没问题。刚才王亚华教授也说要在哪年实现现代化目标，这些作为目标都没有问题。麻烦在于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先例？

刚才说到去欧洲中心主义，我为什么讲萨米尔·阿明的理论，因为他比较深刻的分析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是把欧洲人通过殖民化所实现的原始积累，并以殖民化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的，所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被当成了一个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旦拥有了自主发展条件，都会以西方所谓的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只有欧洲人走出了这样一条所谓现代化的路径。不过，这个路径确实不可重复！

为什么说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找不到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今天中国要实现的所谓现代化，无外乎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当我们看工业化过程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了，中国工业化是新世纪开局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形成的产业资本密集地集中在中国——二十几大类产业中2/3是外资控制的。**这种现代化是中国的吗？**当然，地方政府可以讲“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是中央政府呢？50年代的主要工业是靠苏联援助形成的。那时候，毛泽东就曾经在党内高层组织过一次讨论，我们还能不能改出全盘苏化？！那个时候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是苏联专家在指导如何管理这个工业体系，我们大部分农民革命出身的干部，还没有几个人能懂怎么管理现代工业。中国的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技术员，乃至于技术工人都是从苏联请来的，我们军队全部是苏联武器装备，所有军官培训，战略战术战役，所有的教材都是苏联请来的。我们的高校，像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每一个系都是苏联专家给我们搞教材，手把手地教我们搞教学……

但，请问全盘苏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必要讨论改出全盘苏化？**即使是苏联援助形成了现代化，那这个现代化对这个民族国家独立主权有意义吗？**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讨论，怎么形成我们的话语？

90年代以后呢？其实完全可以照我刚才说的全盘苏化的解释再说一遍全盘西化。然后要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当然这个书《我们到底要什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是在俄国早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得这样问！

所以，去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着对西式现代化的解构。我们是要现代化，但是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要的是“中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这个模式世界上有先例吗？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走得出来呢？那得看大家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我们是否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实现去西方中心主义，萨米尔阿明称之为去欧洲中心主义。刚才王亚华教授已经纠正，实际上去欧美中心主义，其实不如直接叫去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也可以是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去欧洲中心主义的第二版。

第一个要跟大家讨论的，其实还是我在演讲最初一部分讲的萨米尔阿明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做出解构的思想者，希望大家超越现在高校的制式教材，去看看有关的这些材料，然后我们才有讨论的余地。

也因此，我这个演讲相当于隔空喊话。是对我们现在高校教育界的全盘西化的一种批评。希望大家不要生气，因为我是笑咪咪说的。（掌声）谢谢年轻人！你们能主动鼓掌，说明你们听进去了。

当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教师们理解。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任务，需要从张謇那一代人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努力做下去，才能逐渐形成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第一个要回应大家的问题，是我们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

刚才有人提问题说以前如果我们的经济危机的代价是靠向农村转嫁，这就相当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我们虽然有一个内部的转嫁机制，可难道我们以后经济危机老是要向弱势群体，向农村、向三农转嫁吗？

这个问的也很好。

我只能说：任何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工程，客观上都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的过程。一方面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之初都会遭遇资本极度短缺这样的约束条件，**也因此就都会形成“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果政府不亲资本，就不可能进入资本不断增密的工业化过程。**但是另一方面，还要看这个国家的资本的属性。在中国，好在我们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至少在法律意义上的资本属性叫做全民所有制。当然，后来为了调动积极性，我们再做改革调整，但是别忘了，当年形成这种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的时候，是全民上交的剩余形成的。因此，绝对不可以不计人民的利益。

由此我们得说清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工业化过程绕不开的必要阶段，这个阶段由谁来完成？**在中国是由国家来完成的，在西方是由个人完成的。**所以西方是私人资本制度，我们是国家资本制度。由于国家资本制度缺乏对个人的激励，目前的对策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希望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系，仍然在我们的深化改革中起指导思想作用。不能把从人民获取的剩余积累起来的资本变成少数人的。

这是我回答的第二个问题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如何看待中国工业化成本转嫁，也因为继续坚持这个不忘初心，**所以即使过去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相当大部分都承担了危机代价的转嫁，那又如何？我们两代人作出了牺牲，那又如何？我父亲这一代人和我这一代人难道不都是在做牺牲吗？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得到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如何深化改革？如何才能体现不忘初心的深化改革？那是能让大多数人民都得到财产性收入的深化改革。所以这是我今天没讲的2010年代的原因。**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能够在今天的深化改革中，让我们的资源性资产，向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这种调整过程中，能让大多数人获益，而不是让少数人获益。**这一点，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转化成本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间几乎必然发生的制度性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不忘初心，我们广大民众所承受的代价应该说并不为过。如果只是为了少数人，那对不起，就要说清楚了，至少要还给我们。至少作为牺牲的两代人有权利要回来。如果不给我们，那就是根本性的问题了，希望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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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

很多人提了一个现实问题，比如说现在农村土地大面积弃耕撂荒，农业变成衰败型产业了。有相当多的外出打工者回不来，我们农村靠什么来振兴？怎么才能让大多数人参与呢？大量的青年已经走出乡村了，而他们现在在城里的地位是什么？要想清楚，他们现在是求加班而不得。虽然《劳动法》规定加班必须付双倍工资，但是对不起，现在我得求着才能得到加班机会。

为什么？说老实话是**因为低端产业正在大规模移出。**去年，仅制造业就已经排出了700多万劳动力，还有另外新增700多万需要就业的是我们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这两块意味着1400万以上的劳动力需要就业。**GDP如果继续下滑，这个新增就业怎么办？**于是问题就跟着来了，有纸条问我会不会发生社会动乱？我刚才那个片子已经给你们看了，1980年就是因为大量的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当时叫做什么呢？叫没工作，没家，没任何社保，然后还没有老婆。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是最糟糕的。满大街当时不叫交朋友，叫拍婆子找对象。看到一个前面有一个长头发的，过去一拍肩膀，哎，交个朋友，这是北京大爷的那一套做法，你们可能都不敢想象，但也因此发生大量的流氓案件。我们那个时候没几个体育馆，连丰台体育馆都关上人了。多少万人被两个严打抓进去，就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被抓进去再放出来的时候就都变成劳改释放犯了。那怎么就业呢？只能干个体户。

我们那一代人经历过这种残酷现实。当然，伴生的就是政治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解放，比如说西单民主墙等等，这些事件都是那个年代发生的。

**现在的劳动密集产业继续外移。**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一两年越南的外资增长速度大约是300%，菲律宾大约是600%，哪儿来的？从我们中国这儿搬去的。因为我们的环境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于是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开始外移，于是导致那些青年劳动力现在叫做求加班而不得。而如果他只拿基本工资，各地给的可都是最低工资，一个月顶多就是2000多块钱，再扣除他的伙食费、住宿费，对不起只有1000多块钱怎么活？连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都不够。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重大战略调整，很难说在这一次泡沫击破（希望这个虚拟化的经济泡沫渐次挤出）会发生什么事。**我曾经给过一个判断，三线以下的城市，房地产泡沫大概能挤出40%以上；二线到三线之间大概30%左右；一线到二线之间大概20%左右；一线以上，特大城市北上广深房价挤出10%左右。现在的二手房价格下降难道低于10%吗？

想想吧，这些现象都是发生在中国推动重大的战略性转折的关键时期。再加上外部全球化挑战和中美对抗性矛盾（很多人都希望仅仅把它限于贸易摩擦，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在困难的时候，会面临着多重挑战。与其当宋襄公，或者是当鸵鸟等等，还不如把情况想象的更为复杂一点，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尖锐一点，需要做出的制度调整恐怕也会就更大一点。

其实**现在的土地改革恰恰是一个可以利用资源性资产价值化实现过程来吸纳过剩金融资本，达到一石二鸟：**既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的财产和收入不断增加，又能够使得金融下乡，实现农村资源的货币化。

这个具体设计我们团队已经做了，形成的一篇学术性文章也能很快被发表，我们做了农村资源价值化实现的三级市场设计，希望告别粗放增长时期形成的粗放制度，形成质量效益型增长需要的精细的制度设计。

诚然，这一套制度体系，本来这个讲座是要讲的。但是我一开始就说了，现在还不想把2010年代这个故事讲完，因为这个年代还没有过去。我还需要跟团队的同志一起努力做研究，再过一段时间，再把现在的实际操作的过程归纳出来，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做思想性的归纳，然后再做学术理论的整理。

谢谢大家！

-END-

摄影｜于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

『国情讲坛』光明网专题 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