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轰炸后重庆市政府收到的国内最大笔私人捐款_风闻

1939年5月3日、4日，是重庆历史上空前黑暗的两天。5月3日，日机36架对下半城商业、金融、居民区投下大量炸弹，其中包括首次使用的燃烧弹，当时繁盛的陕西街、新丰街、商业场、西大街几乎被炸光，燃烧弹将朝天门、陕西街到中央公园一路变成火海，炸死市民673人，炸伤350人。

市民还没有从极度恐怖的炸烧中回过神来，第二天日机又对上半城故伎重施，商业中心督邮街、天官府、柴家巷、会仙桥、机房街等几乎被夷为平地，炸死3318人，伤1973人，炸毁公私财产不计其数。肆虐的大火吞噬着城区，浓烟遮天蔽日，近3天才被完全扑灭。五三、五四轰炸与此前的轰炸大不一样，明显以摧毁城市、屠杀平民进而造成极度的社会恐慌为目的，以摧毁抗战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意志。对于侵略者的疯狂，重庆各界表现出不畏强暴、团结同心、誓死抵抗的悲壮力量。

老百姓拭去血迹、擦干眼泪，投入自救和恢复。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重庆市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行政院直辖市，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5月6日，蒋介石宣布拨款100万元紧急救济被难同胞，随后四川省政府拨款5万元，在渝党政军机关、各行各业及旅渝社会团体、知名人士、普通民众掀起捐款热潮，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等也慷慨解囊。广西省政府捐助1万元，广西民众捐款1万元，陕西民众捐款1万元，侨胞陈景川捐款1万元，唐式遵个人捐款5千元并令所部官兵捐款，沈钧儒、邹韬奋、王芃生、鹿地亘、绿川英子等纷纷捐款……《重庆各报联合版》每天公布捐款信息。

5月31日该报登载“湖北旅渝同乡梅焕侯昨亦慨捐4万元呈交贺市长，并请以半数救济难民，半数补助教育”。这是大轰炸后重庆市政府收到的最大笔捐款，事实上，这笔捐款早在半月以前就到了市长手里，这一切还得从贺国光就任重庆市长说起。

五三、五四轰炸后，重庆的疏散、建设、救济任务异常艰巨，作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前的市政府在行政提调安排等方面显然不能适应城市新地位的要求。5月11日，国民政府任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为新任重庆市长， 5月14日，贺国光还被任命为重庆市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副司令。蒋介石任命贺国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贺国光籍贯湖北，十几岁即随父亲到四川，后进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与刘湘、杨森、潘文华等四川军政要人曾为同学。

因其与四川军阀的特殊关系，1935年被蒋介石派往四川，担任军事委员会入川参谋团团长，开创中央政府统治西南的政治局面，同年10月在入川参谋团的基础上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顾祝同为主任，贺国光为参谋长，1937年7月贺升任行营副主任。1939年2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成立，贺前往成都就任主任。可以说贺对重庆的政军各界及社会经济状况非常熟悉，且深得蒋介石信任，五三、五四后，蒋介石紧急调任贺国光为重庆市市长。

大棉商梅焕侯拜访

临危受命的重庆市长贺国光

作为临危受命的直辖市市长，贺国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空袭后的灾民赈济、市民疏散、防空建设、市政恢复、民心稳定，轰炸仍在发生，一切需要都那么急迫。5月15日，贺国光正式就任，当晚，他的湖北老乡、棉花大商人梅焕侯专程到寓所拜访。据《湖北省志》记载，梅焕侯，湖北沔阳人，生于1889年，父母早亡，由远房伯父收养，曾作学徒、帮工、负贩，后涉足棉花生意。

1923年在汉口与人合伙创办万丰花号，因收购武汉积压棉花运往上海获利，一举成为巨富，并被推为汉口棉业公会会长。1931年赴上海发展棉花生意，1933年在天津创办燮昌花号，后业务发展迅速，分号遍及重庆、郑州、沙市、汉口等，与交通银行总行及多地分行业务往来密切，交通银行总行1934年因业务关系对燮昌号进行调查后的评价是“该号内容尚称殷实”。梅焕侯曾出任上海棉业商会会长，抗战爆发后，他将大部资本转到重庆。

贺国光就任市长，他第一时间以老乡身份拜访新晋市长贺国光，宾主相谈甚欢，除了畅叙同乡情谊外，如何解决当时困境也是重要话题。那一晚梅焕侯想得很多，作为成功商人，他曾捐资为家乡赈灾济贫、铺路修桥、兴办图书馆学校等。此刻，被炸街市的熊熊烈焰、死伤民众的殷殷鲜血、痛悼亲人的哀哀泣诉、流亡学子的切切期盼纷纷浮现……他必须做点什么。辗转反侧中，梅焕侯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

第二天，他将一封信连同4万元支票送到了贺国光手里。“……我公履新伊始，从此鸿猷大展，造福地方，为我公贺，尤为重庆数十万市民贺。窃自抗战军兴，凡我同胞均应秉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旨，尽量供其所有于国家，方克同舟共济，俾底于最后胜利之境，爰秉斯旨，用特捐献国币4万元于国家，以半数救济难民，半数补助教育”。

在信中，梅建议将4万元平分为救济难民和补助教育两种用途。具体分配为：1万元用于救济惨遭空袭的重庆难民，5000元捐赠战时儿童保育院，5000元作为湖北旅渝难民收容所基金；补助教育部分2万元，以5000元捐赠私立复旦大学，5000元捐赠私立中华大学，5000元捐赠国立十二中， 5000元希望捐赠各私立中小学作为购置图书之用。

图 | 1939年5月16日，梅焕侯关于捐款4万元致贺国光涵

梅焕侯慷慨解囊

捐献4万元用于救济难民补助教育

对于总额4万元的国币，其价值究竟如何，没有比较就没有答案。笔者查阅了同期档案，1939年5月的4万元国币绝对是一笔巨款。以1939年5月重庆几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为例：中等河熟米，每斗1.1元，面粉每斤0.13元，五花肉每斤0.26元，中等菜油每斤0.27元，盐每斤0.15元，炭每挑1.1元，士林布每尺0.2元。

在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档案中，我们得知1939年上半年重庆小菜价格以分计，空心菜每把1分，小白菜每斤5分，猪肉每斤0.2元，豆腐干每百块0.8元，散煤每挑1元，该校学生1939年上半年伙食连同茶水费每人每月5元。以地价论，重庆城内最繁华地段每亩5000元，次繁华地段为2000元。而当时工资，一般体力工人月薪不到10元。重庆警察局专业消防队员月薪平均16元，而民间消防队，每人每日伙食0.3元。

普通公务员、教师、银行职员等工资约在四五十元。在1939年5月重庆市卫生局报送重庆市政府的全市公私医院调查表中，比较大的医院如宽仁医院，医生14人，护士10人，可以收治病人142人，经费概数为1万元，最大的公立医院市民医院，医生23人，护士26人，可收治病人200名，经费概数为7万元。因此，4万元对于重庆市政府来说真的是巨额捐助，也是笔者在档案中所查到的同期最大笔对政府的捐款，整个抗战中期重庆市政府档案中也没有收到更大笔国内私人捐款的记录。

贺国光收到信后，当然惊喜交加，老乡如此给力，对于政府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他在5月17日给梅的回信中说到：“日前枉顾，畅谈为快。昨奉惠书，并附美丰国币4万元支票一纸，并承开示分为拯救难民、周济同乡及补助教育之用，足见吾兄爱护国家、敬恭桑梓、热心公益，曷深钦仰。自应依照尊嘱办理。除分别函知具领并呈委员长暨行政院嘉奖外，特此奉复，代鸣谢悃。”

5月23日，贺国光召开了就任市长后第一次市政会议，会上讨论了这笔款项的用途：将指定补助教育的2万元和捐赠战时儿童保育院的5000元分别送交，余额15000元暂时收存（因当时湖北旅渝难民收容所并未成立），预备临时紧急救济开支；由市政府呈报行政院对梅焕侯捐款给予褒奖。6月2日，市政府专门就此事上报蒋介石：“顷接湖北汉川棉商梅焕侯函略称：‘窃自抗战……’等语。附美丰行支票一纸，计国币4万元正。

查该商急公好义，慷慨捐输，似属难能可贵，除函复致谢并呈请行政院查例褒扬暨分别函知战时儿童保育院、复旦大学、中华大学及国立十二中学按数具领外，理合具文呈报钧座鉴核。至关于救济空袭被灾难民部分款项1万元，拟留作紧急救护之用。是否有当，仍乞示遵。谨呈委员长蒋”。同时，呈报行政院：“顷接湖北汉川棉商梅焕侯函略称：‘窃自抗战……’等语。附美丰行支票一纸，计国币4万元正。查该商急公好义，似有卜式之风，尚属不可多得……理合具文呈报钧院鉴核，拟请依例予以褒扬，用昭激劝。”

贺国光希望同乡的捐款能在重庆市空袭救护上发挥作用，缓解市政府捉襟见肘的经费压力，并力主国民政府对于梅焕侯的行为予以公开褒奖宣扬，以激励更多的机构和个人帮助政府、救助难民，共度难关。

​我们仔细分析梅对捐款的分配，从中可以看出梅焕侯对广大空袭受难民众的同情、慷慨与仁义，更可以看出他对故乡的热爱和牵挂，对战时教育、对莘莘学子的良苦用心。他将捐款分为赈济难民和补助教育，振济款中除1万元用于空袭难民救济，5000元捐助战时儿童保育院外，还专门指定5000元作为湖北旅渝难民收容所基金，当时湖北逃亡到重庆的难民很多，重庆湖北旅渝同乡会计划成立湖北难民收容所，梅焕侯积极参与此事，表现出他回报桑梓、情系家乡亲人的一片赤诚。

对教育的捐款更是用心，他指定捐助的三所学校，都寄托了他浓浓的个人情感归属。复旦大学乃是上海著名私立大学，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江湾的学校毁于战火，1937年10月奉命与上海另一所私立大学大夏大学联合内迁，复旦大学作为第一部，先是转移到江西庐山，不到一月，因战局恶化，又迁到重庆。复旦大学在渝校友1935年春在重庆创办了私立复旦中学，校长为时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兼任，此时迁往重庆的复旦大学学生在重庆复旦中学菜园坝校址复课。

1938年3月，复旦大学迁往北碚黄桷镇，租用民房作为校舍，后学校扩大，部分学生仍回菜园坝。此时教室、宿舍都极度缺乏，学习条件异常艰苦，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学生又全部迁回北碚黄桷镇。梅焕侯在上海做生意多年，可以说他生意的起步壮大跟上海息息相关，上海无异于他的第二故乡，因此，对于困境中的私立复旦大学，此时义不容辞伸出援手。中华大学是湖北一所私立大学，全名为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民国元年创立于武昌，是梅焕侯故乡的学校，此时也正处于挣扎中。

该校先从武昌转移至宜昌，1938年冬再迁重庆，重庆两湖同乡会热情接纳了来自家乡的学子们，将位于南岸米市街鄂中里的两湖同乡会馆老禹王庙部分房屋提供作为中华大学校舍，学生上课、住宿就在庙宇和附近民房中，该校从湖北迁来，作为私立大学此时亟需救济，梅焕侯对于危难中的家乡大学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因此，特指定5000元拨交该校。至于国立第十二中学，为抗战初期教育部举办的国立中学。

抗战初期，教育部先后举办二十多所国立中学接收流亡中学生，国立第十二中学即以迁川的湖北武昌中学为基础，1939年5月尚处于筹备阶段，1939年8月，国立第十二中学于四川长寿县建立，教师多为逃亡四川的原湖北教职人员，学生主要为湖北籍流亡学生，学校条件极为艰苦，没有统一的校舍，分布于长寿县东新村的民房，大多学生只身来到四川，没有经济来源，生活费都成问题。梅焕侯的5000元，对于筹备中的学校帮助不小。

重庆市政府严格按照梅焕侯的嘱托，分别通知战时儿童保育院、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复旦大学、国立十二中、重庆市社会局，6月2日，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领取了本校所获捐款，陈时并以国立十二中学筹备主任名义领取国立十二中的5000元，6月6日社会局领取资助私立中小学的5000元，6月16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张远清领款。拨给社会局用于私立中小学购买图书的5000元后来改变了用途。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中小学多奉令疏散到乡下， 5月23日、6月1日，市社会局局长戴经尘两次呈文市政府，提出因乡间民房紧张，疏散学校多选定祠堂或庙宇作为校舍，有的狭小不够容纳，有的失修破败不堪，“上漏下湿，无法居住，不特有损儿童健康，抑且施教困难”，而社会局既无预算，也没有临时经费来源，恳请市政府从梅焕侯捐款中拨出一部分改善学校校舍，但因不符梅焕侯指定购置中小学图书的用途，没有获得市政府批准。巧的是，戴经尘也是湖北沔阳人，拜托市政府秘书湖北汉川人车宝民与梅焕侯商量，请梅同意将指定私立中小学添购图书的5000元用于疏散学校校舍建设。

车宝民在给梅焕侯的信中说：“前承捐款4万元内指拨5000元交社会局作为各学校购办图书之用，自应遵嘱办理，惟刻下书不易购，且难分配，拟请再函市府或社会局改作补助本市疏散各小学建筑校舍之用。经公局长嘱为代达，可否之处，敬希示复为祷。”梅焕侯收信后欣然表示“尊拟甚妥，悉听酌裁”。6月10日，戴经尘再次上呈市政府，并附上车宝民、梅焕侯来往函。6月18日，市政府批准将此5000元改为疏散小学修缮校舍之用。该5000元最后分配给了疏散乡间的15所公立小学，金额从150元到450元不等，用于修理、新建、租用校舍和增加必要设备。

市政府关于款项的分配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准。6月8日，重庆市政府接到军事委员会指令：“呈悉。所请救济空袭被灾难民部分款项1万元拟留作紧急救护之用一节，应予照准，仰即知照。此令。委员长蒋中正。”6月10日，贺国光向梅焕侯通报了军事委员会指令内容。

行政院在收到重庆市政府请求褒奖梅焕侯的呈文后，分别通知振济委员会和教育部具体承办。教育部于6月27日致函重庆市政府：“查梅焕侯捐款补助教育部分，合共国币2万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第二条中第五款及第四条之规定，应由本部授予一等奖状”。要求将捐款情况填表报送，包括捐款人、捐款金额、领款凭据等。重庆市政府次日将所需材料报送教育部。7月11日，教育部下达颁奖通知，颁发梅焕侯“捐资兴学一等奖状”。

振济委员会在接到行政院转发的重庆市政府呈文后，也予以相当重视，决定对梅焕侯予以褒奖。6月30日振济委员会致电重庆市政府：“……查该商急公好义，洵属难能可贵，关于救济难民部分，自应由本会予以褒扬。拟按照《助振给奖章程》第三条及补充办法之规定给予该商一等金质褒章，并题给匾额，先由该商缴纳制章费8元，再并颁发。

特代电达，即希转知纳费受奖以昭激劝。”振济委员会要求梅焕侯缴纳8元制章费，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一个公民为国家捐赠4万元巨款，政府予以奖励却要求捐款人负担制作奖章的费用，但1937年2月颁发的《振济委员会奖给褒章收费办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从中也可反映出战时政府财政的贫穷。8月10日振济委员会颁给梅焕侯金质褒章 。

部分救济难民的捐款分配未果

对于梅焕侯捐款，振济委员会也有安排。在6月30日致重庆市政府电中，要求将指定救济重庆空袭被灾难民1万元拨交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用作湖北旅渝难民收容所基金5000元交湖北旅渝同乡会。重庆市政府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接电后除通知湖北旅渝同乡会领取5000元外，并未将1万元交给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而是在7月10日市政府第七次市政会议上决定，将其与广西省政府捐助的1万元合并作为重庆市振济会基金，将来如何动支随时通知振济委员会。

这儿涉及到一个地方利益问题，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虽冠名重庆，但实际上是由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警机关、振济机关、慈善团体等联合组成，主任由振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担任，经费也由振济委员会拨发，而准备成立的重庆市振济会隶属重庆市政府。因此，重庆市政府当然希望梅焕侯对重庆市政府的捐款能由本市振济会支用。振济委员会不能命令重庆市政府将1万元交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于是8月10日向市政府提出对梅款用途的监督，“查该款均经捐款人指定用途，似仍以用于本市空袭被灾难民救济，借符原捐款人意旨，如有动支，并祈随时见示，以便登记”。

振济委员会由代委员长许世英负责具体事务，兼委员长却是当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因此，重庆市政府不能也不敢拂逆，以至经办人在拟办意见时写道：“查振济会所声述梅桂两捐款用途，辞虽婉而意实严，不能漠视。以后动用此款必须随时商承，且必须属于急拯方可。既如此，又何必不迳交。”贺国光批：“如拟”，可以看出贺国光和经办人都是有情绪的。事实上，此时捐款余额为8000元， 市政府在6月已将其中2000元拨给了重庆市女子工艺社。该社为市立半工半读的妇女救济机关，收容流亡无家可归妇女，授以技艺，组织生产、销售手工成品。

1939年5月，女子工艺社呈报社会局，“现自迁乡授课，因当地难民妇女、出征军人家属、贫苦农民等，均纷纷请求入社习艺，为适应环境需要，暨救济贫苦妇女起见，拟再度扩充工厂，增设农场，请予补助”。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也致函戴经尘，请转达市长贺国光，增加重庆市女子工艺社经费，“若能再予助力，使之扩充设备，增加生产，则该社基础必能乘此时机建立，亦一乐事也”。

戴经尘将陈立夫函及女子工艺社计划书一起呈报市政府，市政府批准从梅款中拨出2000元。在8月收到振济委员会函后，为了避免麻烦，市政府就再也没有动用过梅款。其后有私立求精中学、重庆市国术馆、私立七七托儿所等向市政府申请拨用该款，都未获批准。1939年9月30日，重庆市振济委员会成立，市政府仍没有动用这笔款子。1939年底，贺国光另有任用，吴国桢接任重庆市长，1940年7月，8000元余款由贺国光专款移交吴国桢。

梅焕侯捐款，是抗战中期重庆市政府收到的国内最大笔私人捐款，令人欣慰的是，捐款基本按照梅先生的意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仅从经济上救济支援了受难同胞和战时教育，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与广大民众同声共气，激励了更多的人出力抗战、尽心同胞。时光悠悠，商人梅焕侯爱国爱乡的拳拳情怀和教育兴国的长远眼光穿越故纸跃然眼前，硝烟和血泪、贡献与战斗的全民族抗战已经镌刻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对每一个做出过贡献的前辈仁人我们都莫敢或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