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盛洪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与批评完全错误_风闻

       盛洪在他的《如何扭转经济颓势》一文中说：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严重下滑，似乎已经没有异议了。2018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多少，现在还是有多种判断。如国家统计局说是6.5%，向松祚说某机构的估计是1.67%。我计算的“克强指数”（注一）是3.6%；而对“克强指数”的一个重要分量——发电量做了修正（注二）以后，“克强指数”约为－1%。】

      【注一：在本文中的“克强指数”的三个分量是，到2018年11月，货物周转量增长率（3.4%，权重25%），货币供给量（M1）增长率（0.005%，权重35%），发电量增长率（6.9%，权重40%）。注二：这是根据我的权威朋友提供的数据进行的修正，修正后的发电量增长率为－4.7%。】

     【主要有四个因素。第一是税负过重，第二是对民营企业的不友好，第三是逆城市化政策（如限制城市规模），第四是对网络经济的侵害和限制】

    【针对税负过重的问题，就要大规模减税；针对民营企业的问题，就要改进司法制度，让它真正能够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针对逆城市化问题，就要停止现在这种限制城市规模的作法，这是直接抵消城市化过程正面影响的政策；让城市向所有人开放，并采取其它特定办法解决城市单一资源不足的问题；针对网络新经济发展的限制，就要认识到网络经济形成的产权同样是产权，同样要得到像产权那样的保护，也要像保护实体市场那样保护网络市场】

        首先，【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严重下滑，似乎已经没有异议了】这句话在他自己的这段话语中就存在问题：【2018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多少，现在还是有多种判断】。其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6.5%，这不能算是【严重下滑】。怎么就【已经没有异议了】呢？就算你们以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不对，那也是对于形势的一种判断。存在这样的判断，就是存在异议。这个逻辑不明白吗？

        然后，凭什么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一定错了？你们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一定对？【向松祚说某机构的估计是1.67%】的依据何在？盛洪自己的分析数据有什么理由值得相信呢？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转型，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在这样的经济形势面前，货物周转量增长相对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属于正常现象；所以不能依据货物周转量增长较少而断定经济增速严重下降。发电量依然处于较高增长区间，说明中国经济中第二产业增长依然相对正常；于是盛洪又依据其【权威朋友提供的数据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发电量增长率为－4.7%。】。为什么不就自己杜撰一个数据，然后修正为-100%呢？那多有说服力啊？

        国际上权威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也有低于中国统计数据的。但都差距不是太大：

        IMF预测中国2018年GDP增速为6.6%、2019年6.4%；

        世界银行预测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5%；

        经合组织预测中国经济2018年增速为6.6%；

        高盛指出中国宏观政策利好频现，A股估值较低，海外投资者仍将看好中国市场投资机会。而且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总体来说2018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喜人——将达到6.6%。

        好家伙，中国国内有几个人比这样的国际权威机构高明不知道多少倍。这世界不让这几个中国人来统治，明天的太阳还能升起来吗？

        中国的税负过重吗？

        我们知道，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在税负不断降低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是吊诡的是，税负越低降低的阶段，经济增速越慢。改革开放初期的税负当然比现在重，可是那时候的经济增速是多少？近几年税负在不断降低，伴随的是经济增速也在持续降低。

        我这里不是说税负增加会导致经济增长，而是说经济增长与税负降低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税负降低是经济增速下行的不得已行为。

        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不在于税负偏高——过去更高的税负下，经济增长很快就是证明。

        经济增长的快速是生产力进步快的结果。离开了生产力进步的条件，即使税负为零，经济该崩溃照样崩溃。        

        国民经济价值的构成，是由工资、利润、税收三部分组成。简单地从逻辑上分析，税收部分大了，工资与利润部分就会小了。因此公知们的这个民粹式忽悠很容易让人们上当。

        一般的人们不会明白，打工者只需要顾及自己的工资收入；资本家只需要顾及自己的资本利润；政府却不能只顾及自己的税收增长。

        因为税收增长如果压低了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经济就会呈萎缩趋势，社会的就业问题就会严重起来，社会就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经济会进一步萎缩，结果会导致财政支出压力增大、税收来源减少。   

        这还是好的，如果进一步恶化，会导致社会动荡，危及政府的根本利益。所以政府不会不顾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任意增税的。

        在政府、资本家、一般劳动者中间，资本家们是最可以肆无忌惮的。这个地方的利润空间小了，他们可以把资本投到其他地方去。因此它只需要有合适的利润空间，不会特别在意某个特定地区的社会是否稳定。于是，减税给资本带来的利润未必会被使用于既有市场上的经济活动。

        资本获得超额增值以后，不但未必会在既有的市场上增加投入，相反有的资本势力还可能通过对特定市场的破坏，打压市场资产价格，迫使更多资本逃离与消失，然后再低价掠取资产以牟取暴利。这样的现象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即为典型；在中国的股市上也表现得很明显。

        一般劳动者则是最弱势的一方。因为他们只能在既定的环境中谋生活。因此他们与政府一样，需要所在地方的社会和平与稳定。

        而政府一方，则为了实现社会的持续和平与稳定，既必须维持一般劳动者的必要收入水平，又必须满足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要求。

        从这个分析我们知道，政府的收入能够越多，就越能够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政府的收入水平，会受工资必要水平与利润必要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想要多少就能够实现多少。

        而且，由于经济越发展得越快，资本增值速度就越快，资本所需要的利润总空间就会越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边际消费倾向会越低，利润空间相对于资本增值的速度会越慢，资本利润率会加速降低，于是对于减税的要求又会增大。

        如此恶性循环，政府的收入在经济价值中的比重会越低，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西方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就是这么降低、乃至于几乎丧失殆尽的。

         因为政府收入越多就越能够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同时政府收入水平又必然地会受到工资必要水平与利润必要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要衡量政府收入水平是否过高，只要看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就好。

        如果经济发展得不好，就证明政府的收入水平过高，压制了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如果经济发展得很好，就证明政府收入水平合适。如果经济过热了，就证明政府收入水平太低。当然，这里的政府收入水平“过高”或者“过低”，也可以解释成为财政支出的“过少”或者“过多”。

        有人会说了，你这是以中国经济发展好，作为中国政府收入过高的辩护，故意忽视了如果中国政府收入降低一些，经济会发展的更好的可能。这是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

        上面已经分析过了，经济发展得好，会导致资本增值速度快。于是市场上争夺利润的资本会增加。利润空间决定于生产效率与成本的变化：效率提高而成本不增加，则利润空间增大。效率不提高而成本增加，则利润空间减少。

        争夺利润的资本越多，会导致市场资源价格上升，如果生产效率不能够同步上升，利润空间就会缩小。在资本利润预期降低的环境下，经济发展就会停滞。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

        1、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市场有效需求，维持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

        2、通过科技进步手段，提高生产效率，抵消资源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增长。

        很显然，后一个方法才是根本的方法。也就是说，应该通过促进企业实行科技进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生产与经营的效率，来维持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

        可是资本的唯一特性就是逐利。如果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资本家们是不会用高成本投入，进行有风险的科技进步投资的。所以，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满足社会就业要求的环境下，用减税的方法刺激经济，会促进企业的惰性。

        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特别明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落后，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科技进步缓慢，生产力水平落后，导致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原因就在于，那里的资本只想，也只能在既有的科技水平上赚钱。当即有环境不适合赚钱了，资本就离开了，或者被消灭了。倒是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因为自己不努力创造先进技术出来，就只剩下死路一条，才会不得已只好进行科技进步的投资。而因此所冒的风险，必须有国家财政的支持为条件。

        从上面的事实与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工资、利润、税收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规律决定的分配关系。分配的关系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经济就会发展得好；反之就会发展得不好。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发展的最好的：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全球有效需求萎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西方发达国家即使在他们的黄金增长时期，也难以达到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价值在工资、利润、税收的分配关系，相对是最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

        相对其他国家，中国的经济价值分配最符合客观规律，不等于中国的经济价值分配关系就完全合理了。因此必要的结构性调整也是需要的。其中就包括了税收体制的适当改变。因此我并不反对一些结构性的减免税行为。只要这些行为的动机与结果是与经济发展向好所联系的。

        可是现在一些主张中国大幅度减税的人们，只因为中国的税收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认定中国政府收入比中国大，就要求大幅度减税。

        凡是有理性的人都知道的一个逻辑就是，一般的大幅度减税的实际受益方往往不是人民群众，只是资本利益群体。于是不顾经济发展的状况，只根据西方国家的理论教条，主张通过大幅度减税、降低政府收入比重的人，很明显就是站在资本利益群体的立场上发声。

        对民营企业不友好吗？        

         1978年前，中国民营经济几乎完全空白，从1978年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数量只有14万人这个指标分析，当时的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应该不到1%。而到了2017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60%！经济总规模超过7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即使将中国的国营与外资经济规模剔除，只计算民营经济部分，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GDP从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3%，上升到今天的相当于美国的70%，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大约为美国的3倍多；

        那么同期中国民营经济规模从不到GDP的1%上升到超过60%，期间的民营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低于GDP增速的3倍。两个三倍相乘，中国民营经济这期间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是美国经济增速的9倍！

        一个对民营企业不友好的国家，民营经济可以有如此神速的发展，那么，在那些对民营企业友好的国家里，民营经济发展得怎样了呢？  

        这个问题知识没有严重缺陷、又没有对中国故意敌视心态的人，是会得出正确答案的。

        实际上，今天中国民企面临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企发展过快，市场资本增长迅速，面临有效需求增长不足，从而利润空间相对缩小。

        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可行方法，是企业通过科技更新，实现升级转型，进一步适应需求；而不是通过减税，加快资本形成速度，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环境下进一步导致因为资本竞争激烈，而使得资本利润率持续降低。

        限制城市规模是逆城市化进程吗？

        这里盛洪指的是国家对于中心城市的建设用地的控制政策，导致了城市化进程受阻。

        可是城市化进程不等于中心城市的无限制发展。这个逻辑盛洪应该明白。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现象，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从需求端控制投机行为的措施，正在逐渐有所成效。可是一大帮遵循西方理论教条的知识分子们看不惯，说不应该用政府行为限制市场行为，对于中心城市的房地产过度投机现象，应该用增加土地供应、降低房产稀缺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从简单逻辑推理，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增加了土地供应，就增加了可建房的空间，面对市场需求增加，就可以用增加房屋建设来降低房产资源的稀缺性，就可以缩小房价上涨的空间。于是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现象也就会减少了。

        可是这些人忘记、或者故意无视了一个事实：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它的边际稀缺性是随着其他可再生资源的不断随着生产力进步而下降的情况下，不断上升的。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因为中心城市的其它资源特别丰富，导致人们特别愿意涌入，其稀缺性是特别明显的。

        在经济社会里，资源的稀缺性就是财富。在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稀缺性特别肯定的环境下，增加土地供应的结果，只会是让资本廉价获取土地资源，而不会让民众享受到廉价住房资源。李嘉诚曾经在上海复制香港模式，拿地十年不开发，什么也不做就赚到巨额利润，就是明显例证。

        人们要说了，增加土地供应的同时，可以强制开发商在规定时期内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防止李嘉诚现象的蔓延了。

        这确实可以对开发商起到遏制作用，却没办法对资本的过度投机行为起到遏制作用。因为既然知道了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是特别的稀缺，资本对于稀缺资源的争夺就会必然地凶狠。市场上的房屋就必然会在很高的价格水平上被资本垄断。民众依然不能享受廉价住房资源。

        而更大的问题不在这里。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心城市之所以房价会高，是因为人们都向往它。

        人们之所以向往它，是因为它的资源丰富，便于人们生活。它的资源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它的生产力水平高。如果任凭这样的城市无限制扩大，结果必然导致资源进一步向它集中，会不断加大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

        就是这些主张对中心城市放开土地供应的人们，在另外的场合里，大力抨击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留守儿童现象。留守儿童现象怎样产生的？就是因为中西部经济不发达，迫使人们到中心城市去就业而产生的。如果任凭社会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这样的现象就会继续持续。

        一个国家要富强，就必须让各地区的经济都发展起来。因此不能只顾着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价格调节手段，让资源流向不发达地区。限制中心城市的土地供应，同时用必要的特殊手段遏制房地产过度投机，迫使资源流向更加需要的地区，促进地区间的经济结构逐渐合理化。

        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有利于内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土地资源昂贵了，能够在这样城市发展的，就必须是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相反，如果无限制供应土地，就会让本来应该从土地资源严重稀缺的城市离开的产业继续留存，挤占高端产业需要的资源。

        很显然，对于中心城市规模扩张的适当限制，一方面可以起到遏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防止经济风险爆发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同时促进中心城市资源外溢、为内地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供应，充分利用边际效用原理，加快经济平稳发展。

        这样，中心城市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继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同时通过把相对低端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对平衡，让内地农村的民众不需要远离家乡出外就业，既可以减少留守儿童现象，减轻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又可以减少地区间人员流动规模，减轻经济中的交通成本。

        这些人可能还要说，我们这里不讨论国家经济的地区间发展问题，只讨论如何正确地遏制房价过度上涨的问题。

        房价过度上涨的原因不在于住房供应多少，而在于人们的非理性财富欲望。

       人们生活需要的只是住房资源。而获得住房资源，并不一定需要购买住房，租房也一样可以。

         据社科院前年的一个调查，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高达95.4%。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美国为65%，英国为70%，日本为60%)。

        从这个调查数据看，可以肯定英美日三国很大比例的人们，解决住房资源问题依靠的是租房，而不是买房。如果中国人的住房文化适当向西方国家看齐一下，买房的人就会少一些，房价疯涨的现象自然就会缓解很多。

        很奇怪的是那些一直主张中国学西方国家的人们，这时候不说中国应该努力向西方国家看齐了。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特别注重通过购买而不是租赁的方法，来获取住房资源呢？原因在于住房的财富效应。一部分城市的住房疯涨，产生了极大的财富诱惑，使得人们产生非理性财富欲望。因此千方百计要购买房屋，为的不是居住，而是实现财富梦想。

        这必须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里才可能实现。西方国家早几十年就进入了经济低速增长时代，民众的收入长时期没有增加。于是房产涨价就没有了必须的基础。人们就不会有通过购买住房实现财富目的的梦想。

        美国国税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美国纳税人平均收入为3.34万美元。2008年，扣除通胀因素后，这个数字为3.3万美元。同期，最富有的1%的人口收入则增长33%。

        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表示，2014至2015年间，实际家庭中值收入增长了5.2%，至56516美元，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增长。这也是自1967年开始记录以来，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年收入增长首次超过5%。劳动力市场不断增强、工资水平提高、以及通胀持续受到抑制，推动了这一收入增长。

        但是2015年的增长仍使美国家庭年收入比衰退开始前一年的水平低1.6%。去年的家庭年收入仍然比1999年巅峰时期低2.4%。

        而中国目前的经济依然在以较快速度增长，人民收入依然在较快速增长。人们的购房能力总体上在增长。这是中国房价上涨的根本基础之一。另一个根本基础是中国的宜居土地面积偏小，宜居土地的相对稀缺，天然决定了中国房价在同等经济水平下相对较高。

        中国1类宜居土地只有国土面积的19％，而且其中55％还是耕地。另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4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这个客观环境决定了，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的稀缺度，就会相对于其它可以通过生产而增加，从而降低其稀缺度的资源，迅速提高。

        土地资源稀缺度的提高，必然地会导致住房成本的提高，于是住房价格的提高也就不可避免。

        所以，中国的总体房价继续上涨是市场的理性要求。但是部分城市的房价的疯涨，则属于市场的非理性表现。是人们非理性财富愿望支配下的非理性现象。

        对于非理性的行为，当然只能用非正常的手段才能够加以遏制。因此，人们不应该因为政府的行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不一致就加以指责，而应该从实际效果如何来确定政府行为的是否合理。

        而盛洪指责中国政府对于中心城市的建设土地控制政策，就只不过是因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不一致。

        至于【对网络经济的侵害和限制】，我没明白他在说什么。是说对于网络犯罪行为的打击吗？

        据《世界互联网会议蓝皮书：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披露：

        【中国是世界上数字经济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之一，《蓝皮书》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亮点。在虚拟现实、自动驾驶、3D 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关键类型的数字技术的风险投资方面居于世界前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的40%以上。】

        【世界上数字经济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当然也就证明了不必要的限制很少。伴随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经济数字总量也达到了世界第二——要记住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同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仍然处于第三世界。因此中国的数字经济也达到世界第二，是超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在经济水平仍然处于第三世界的基础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幅度超越经济阶段，显然不是因为限制太多，而应该认识到客观上存在必要的限制不到位。所以网络违法行为，以及容易导致违法现象发生的数字经济形态很多，必须予以打击与防范，以保证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盛洪在这里，是要批评什么呢？

        盛洪还说，大规模减税有利于刺激经济而不会导致财政刺激会产生的通货膨胀。这是不懂西方通胀理论知识的表现。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通胀威胁，而是伴随经济下行的通缩威胁。在这样的前提下，说要寻找不会引发通胀的经济刺激手段，很明显是无的放矢。

        其次，谁说减税就不会引发通胀的？

        根据形成原因分析通胀类型，有需求拉动型通胀，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胀。

        需求拉动型通胀指的是有效需求过旺，超过了供给能力。当经济处于过热状态——财政刺激的效果不好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

        成本推动型通胀指的是，需求依然萎缩，但成本上升导致市场资源价格全面持续上涨。减税就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当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市场面临的是产能过剩基础上的通缩威胁。用财政刺激手段，会增加市场有效需求，只要刺激力度与角度适度，是不会产生通胀的；

        这时候采用大规模减税的手段，人为增加市场利润空间必然导致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环境下，本该被淘汰的低效率产能得以维持，低效率产能的得以维持，使得成本高的企业可以继续盈利，必然导致更多资本进入到既有生产力水平的经济活动中。在这样条件下的经济扩张，必然会导致市场资源稀缺度增加、成本上升，从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胀

        另外，大规模减税使得社会财富分配结构进一步向富人阶层倾斜，使得边际消费进一步下降。而政府因此减少财政收入，不得不紧缩财政开支，导致有效需求进一步缩减。

        于是，一方面是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发生；一方面是有效需求减少导致经济萎缩，停滞膨胀经济现象就会真的在中国出现了！

        盛洪是真的不懂经济理论——哪怕是西方经济理论呢，还是故意要让中国经济走入这样的困境当中呢？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