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朱羽：成长、革命与常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批评的批评_风闻

内容摘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发表、修订以及引发的相关批评，构成一系列意义丰富的文学史事件，也是理解“前三十年”文学体制性特征的极佳案例。王蒙的这部小说在形态上的确非常像西方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其中，“年轻”不仅成为叙事的重要起点，而且也是得到审视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它表征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规定与内在危机——革命激情与官僚制的惰性、青年的“一元性”渴望与成人世界的“二元”分化之间似乎无解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王蒙有意或无意选择这样一种“准”成长小说的叙事路径，本身就是一种富有意味的症候。由此带出的关键点，正是“成长小说”所内含的“革命”与“常态”的关系问题。

本文为“第八届（2018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入围篇目，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感谢作者朱羽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朱羽

成长、革命与常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之批评的批评

1

王蒙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一年后经过修订改回原题、重新发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无疑指向一系列意义丰富的文学史事件。这一文本的生产、修改，围绕这一文本产生的论争及其随后的“隐匿”，以及这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催生出的各种“读法”，使我们获得了走近中国当代文学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机会。当然，阅读或重读一个文本，无法绕开已有诸多关于这一文本的解读，更何况，《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创生伊始，就已经被“全面”地阅读与批评，不但批评者在阅读，作者、编辑也在重读。有意思的是，“阅读”同时也内在于这一文本：不仅构成人物行动的依据，而且也暗示出人物行动的某种“边界”。因此，本文的解读是多重的，这也规定了接下来分析的基本步骤：首先，我尝试勾勒最初对于这部小说的接受情况，我想读出的是“前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特征[1]——无论是肯定还是贬斥性的批评，皆是与此一体制的规定息息相关；甚至作者自己也不得不从“体制”出发对自己的作品展开“重读”。其次，我尝试批判性地分析“前三十年”文学体制动摇之后围绕这一文本的某些关键“读法”。最后，我尝试展开自己的重读。

《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鉴于此篇小说的“版本”问题已释放出丰富的含义，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对之稍加说明。王蒙这篇小说现在通行的有两个版本：一是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刊登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一版本经过秦兆阳修改且未照会作者本人。二是最初发表于《短篇小说选：1956》（中国作家协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由王蒙改回原题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们后来所见到的各种选本以及文集版本，几乎都是出自这两个“初版”：比如《重放的鲜花》(冯牧、柳萌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版)和《二十世纪文学争议代表丛书·洼地上的战役》（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选的就是前一个版本；而《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主编邾瑢、邝邦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著名作家文库·王蒙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选的则是后一个版本。但需要说明的是，王蒙这篇小说还有一个更“原始”的版本，即王蒙最初提交给《人民文学》时的“原稿”版。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第7版曾刊出《“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一文，细致罗列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王蒙原稿的修订情况。但对比后可以发现，王蒙改回原题发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此“原稿版”不尽相同。1957年6月版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删去、恢复某些原稿内容外，同时也部分吸纳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修改。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后半部分“细读”所用的并不是这个有待“复原”的“原稿版”，而是1957年6月的“短篇小说选”版本。我的理由如下：一、原稿版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全文发表，其文学史上的影响力比不上1957年版。二、相比于1956年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可以视为“论争”与“批判”的“结果”，它是各种力量最终“协调”后的“产物”，因此以之为讨论对象，更能深入当时的文学体制的构造。 

一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诞生在“双百语境”中，而且与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学潮流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具体言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极为关键的文学形象正是“娜斯嘉”——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于1954年创作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林震与娜斯嘉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中篇小说在1955年至1956年的走红，源于共青团中央的“推荐”。《中国青年》1955年第23、24期全文转载了这部小说，并在第23期上刊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的推荐语，特别强调宣传的重点应放在“书中主角娜斯嘉为新事物开辟道路勇敢斗争的原则精神，及其为人民服务、全身心地和劳动人民结合的高贵品质。”[2]由此。中国掀起了一场围绕“娜斯嘉”展开的讨论。在一篇《究竟为什么要推荐“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文章中，《中国青年》的编辑尤其强调了此篇小说“反对保守主义”[3]的作用。同时，围绕“娜斯嘉性格”的论争，还延伸到了共产党员“组织性纪律性”和“创造性自动性”[4]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中，多数评论者肯定了娜斯嘉“坚持真理，毫不调和地反对保守、落后的势力的精神”[5]。有趣的是，娜斯嘉这样一个诞生在“后斯大林”时期的“干预生活”的文学形象，因其积极介入农业合作化进程的特点，乘着1955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凭借国家性媒介广泛传播。在“双百”语境中。此种“娜斯嘉式”的情感结构（坚持原则、反对保守、干预生活）渗透进了诸多青年的写作与行为之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基本样貌与问题指向。我首先关注的，则是围绕这一王蒙此部小说展开的“批评”。中国作协主办的杂志《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至1957年3月开设了相应的讨论专栏，编辑部在此期间收到1300多份稿件。李长之、刘绍棠、康濯、丛维熙、邵燕祥、马寒冰、刘宾雁等都在上面发表了文章。1957年1月，《中国青年报》召开了这篇小说的座谈会，并为与会者印发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讨论会，“总的认为这篇小说是有毒素的”。但在毛泽东1957年春多次谈话提到这篇小说后，作协便不再持有这一看法。[6]1957年3月12日，林默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引起争议的小说》，这是林在毛对于此篇小说表态之后写成的具有“总结”意味的评论。随后在1957年4、5月间，批评的矛头转而指向《人民文学》编辑部对此篇小说的修改。1957年5月8日至10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作为此一事件的收束（王蒙则在1957年底被划为右派，据有的学者考证，这与《组织部》一文并没有直接联系）。[7]

人民日报 1957年3月12日

林默涵《一篇引起争议的小说》

这一时期的“讨论”虽然热烈，基本的议题却是相对集中的。用洪子诚的话说，就是“注意力都放在‘真实’（地反映）还是‘歪曲’生活上面，并在此基础上，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出明确的价值评价。”[8]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二、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三、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9]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显得较为“教条”的李希凡、马寒冰，还是吸纳了毛泽东谈话要旨的林默涵，甚至是列席批评《人民文学》编辑部会议后进行自我批评的王蒙，都内在于这样一种“提问方式”。也就是说，这里提示出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性”要求（当然其中同样包含着暧昧性：譬如关于如何呈现“真实”，会有不同的阐释路径。秦兆阳对于此文的修改就是一例[10]）。比如，以下是李希凡批评的要点：

作者没有深入探索产生这些性格的历史的因子——个人品质、阶级品质、和浮现在生活里的自我改造的各种因素，只是罗列了生活中的某些落后现象当作这些人物的典型环境，并且醉心于夸大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描写，把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因此，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超出了批评的范围，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11]

李希凡认为王蒙没有写出“典型性”，这一点后来遭到毛泽东批评（“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不过我以为这里的“艺术和政治的效果”一语更为关键，它提示出“中国当代文学”基本的“政教”特征。也就是说，“典型性”（或本质真实的形象）还不是“当代文学”的“底”。典型性是为某种政教目的服务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典型性”得到肯定之后，王蒙的小说依旧翻不了身。林默涵的评论将此点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发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在描绘各种样子的官僚主义者和政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对于这种消极的现象和人物应该不留情地加以抨击。这样的作品，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但是，揭发和打击阴暗的东西，正是为了巩固我们的光明的新社会。因此，这种作品，必须给读者带来鼓舞和信心，使读者相信：不论经过多少困难、挫折，有时甚至可能遭到局部的失败，光明的新事物最后总是要战胜阴暗的旧事物。“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给人一种感伤、忧郁的情调，使人觉得好象有一种什么硕大而无形的暗影压在人们的头上，叫人喘不过气。因此，读完这篇小说以后，就使人不由得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和迷惘。[12]

林默涵作为“读者”其实是颇为细心的，他谈到了“形式”或“显现”方面的缺陷：小说在叙事上为何给不出一个“答案”？以及小说为何总是聚焦于林震？因此，叙事上的设计与具体的描写就完全不是“中性”的，它们会产生具体的“效果”——有可能使读者发生“误认”，即催生出不可欲的情感与态度。王蒙的自我批评再一次确认了“意图”和“效果”之间的偏离：

从道理上，我多少知道林震是不值得效法的，当一个朋友看了小说表示要向林震学习时，我曾写信劝阻他。但是作品所引起的效果，却是对于林震以及赵慧文的无批判的美化、爱抚和同情。 [13]

可以发现，“前三十年文学”的“作者”要为自己的美学承担一种政教-伦理责任：不仅要反省自己作品的“内容”，更要不时反省自己所采用的“形式”。这一构型当然并不源自中国，而来自苏联文学-文化。其中，“读者”变成了一个焦点：他们并不简单是接受者或西方意义上的消费者，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着力“铸造”的对象。[14]在多布连科（Dobrenko）看来，苏联文学之“塑造灵魂”的指向尤为关键。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亦应被解作一种机制而非创作方法。当然，中苏之间在构想“作者-读者”关系时，还是有所区别的，尤其是联系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延安“根源”以及毛泽东1942 年的“讲话”——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兵在“教”与“学”上的辩证关系。不过，“前三十年文学”在根本上分享了此种“塑造”读者的冲动。而围绕《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展开的批评，恰恰将这一文学的“底部”暴露了出来，同时也显示出这一作为“体制”的文学的强大惯性（这就可以部分解释毛的“干预”为何无法根本改变这部作品和王蒙的命运）。在这样一种“体制”中，焦点是双重的——同时这也是“批评”始终依据的尺度：“文学”有着反映“本质”的要求，这与“典型性”相关。这是一种指向“真理”的模式——或者用巴迪乌的话说，这是一种“教育图式”：艺术自身不是真理，但服务于真理。[15]任何冗余、琐碎、无意义的细节都会得到质问。因此，如何“认识”与“观察”（这里包含着政治要求、“世界观”要求）成为基本前提。由于每一位作者都是有待改造的有缺陷主体，都带着“旧世界”的痕迹，因此任何“自发”流露是要杜绝的。

1942年5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合影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前三十年文学”是一种形象流通机制和“政教”体系，作者、读者与批评构成一个循环。每一方都是有待“重塑”的。由于文学具有相对的感性杂多性和歧义性，因此每一个环节都要避免“误认”或者需要快速纠正“误认”。杜绝歧义、暧昧和晦涩，是基本要求。当然，这么说并不等于承认每一次具体的阅读只能是这样，也不是每一次具体的写作只是这些要求的“复制”。而是说，我们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必须首先正视这一“体制”。“体制”虽然内化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诸多理想与信条，但是其本身的运作又总是包含着“固化”与“惰性化”的倾向，与文学写作本身存在一种紧张甚至矛盾关系，催化出许多图式化的、教条化的、短路性的“读法”。这里还会产生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谁是此种“文学”的立法者以及终极评判者。我们或许需要区分两个关键因素：一、历史事件与偶然性始终有权修改这一文学的“规范”与“尺度”。二、这一文学实际运作——具体历史情境下的生产与消费——总会受到“过度决定”。这里合适的概念工具与其说是黑格尔式的“表现总体性”（“典型”美学高度依赖这一概念装置），毋宁说是阿尔都塞式的“结构总体性”。因此，“批评”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建立在“效果”偏离的“必然性”之上。因此可以说，“前三十年文学”包含着一种结构性的“缺乏”。

如果引入新中国文学“六十年”的视角，那么，这一围绕“前三十年”文学的体制性分析，也能帮助我们更加辩证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一种“脱”体制的欲望，塑造了“新时期”文学的冲动与基本特征。王蒙稍后的“说法”就挑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的《

小说中的人物赵慧文有一处提到洋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分析说，作品用牡丹比喻党政领导干部，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而赵慧文自诩清高，自我比附为小白花。……确实，小说中的林震、赵慧文就是有某种清高思想，他们实该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我也惭愧，因为我写花时只不过信手拈来，写那时可的季节，写赵慧文的女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16]

显然，王蒙急切地想要否弃针对自己作品的“象征式”读法，从而赢回自己对于小说的阐释权。这一赢回也很简单，就是强调写作的偶然性、局部性、属我性。针对两处小说中两处“废笔”或“败笔”，王蒙的评论尤可注意：

还有人问，雨夜吃馄饨一节为何写到一个小女孩进饭铺避雨；听意大利随想曲一节为何要写音乐节目后是剧场实况；是废笔吗？败笔吗？别有奥妙吗？答：都不是。写避雨才有雨意，写广播剧场实况才有周末感。作品是写生活；生活的画面和音响就是如此。[17]

王蒙当然并不以为自己的“解释”就可以取代读者的理解。但关键是他努力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且这一解释暗示出作为“方向”的“中国当代文学”瓦解的可能性，从而开放出一个反“象征”读法的微妙空间，同时暗示将自己的作品开放给“偶然性”。所谓的“象征”在这里指向一种“表象”与“意义”的稳定关系，虽然它并不专属于“当代文学”体制，但却在此种实践中被塑成一种“主流”读法。批评话语往往垄断了“象征”的阐释权。[18]因此，王蒙的挑战隐约地指向了“象征”读法背后的权威，以及这一权威所依托的“体制”。

最后，王蒙引入了“虚构”：“甚至一位对小说倍加赞扬的读者也著文断言，林震显然是作者的化身。还有一位同志自称是林震的模特儿，并因此遭受了批判。呜呼！……但不要按照新闻报道来要求小说吧，要相信小说是虚构，虚构就不是真人真事。”[19]这里所提到的“新闻报道”值得注意，因为关于它可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解释：一是在1950年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因在“特征”上接近“新闻报道”的具体性、偶然性而遭到批评，这反过来凸显了一种努力抓住普遍“真理”的文学观。二是在这里，“新闻报道”作为一种“读法”被批评，从而确认的是“虚构”概念的优先性。从王蒙这一诞生于“新时期”肇事阶段的“重读”中可以体会出，一种新的精神结构向另一种精神结构的告别。——虽然仅仅是在文学阐释权争夺的意义上。

但毕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曾诞生于那一体制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怀疑“虚构”的绝对优先性——因为那并不是“前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要义，并不符合那一时期的情感结构。《组织部》这部作品的确形塑了一代青年的基本感知，曾在“体制”中完成了其“循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充分重视作品的“溢出性”，重视这部“不成熟”的作品对于复杂历史经验的形式化。这种文学“铭刻”是任何体制无法完全吸纳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得以在不同的阐释框架中获得新意与生机。而在转入我的重读之前，我想批判性地介绍当下关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两种重要“读法”。

二

可以说，“新时期”对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解读最为重要的“增益”，是引入了“成长”这一“读法”，从而部分摆脱了旧有“干预”式“问题小说”的思路。这首先是一种聚焦调整，把注意力从“官僚主义”及其代表刘世吾等，转移到林震及其“欲望”身上，这看起来似乎也更加符合小说的叙事设计与结构安排，同时也可以说，这一“读法”凸显了这部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的某些特征。比如强调“[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规范（对个体人格的选择模式）的冲突和摩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理想与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20]。这一批评思路无疑分享了个体/集体、本真的生命追求/异化等诸多“新时期”的二元对立。由于不再拥有革命的乐观，而且出于“新启蒙”的某些预设，“机械”而常态化的力量就被错置为“中国的人治文化”，即在中国的人治文化里，“人一旦被组织就意味着丧失生命的本原状态而走向‘冷漠’。”[21]批评者所提出的“革命领导者的模态化”、“被动性”确实是一个内在于革命的难题，但他缓解自己焦虑的方式，却是投射出一种“去历史”的“欲念-生命原力”。相比于这一不够成熟的“成长”读法，孙先科的文章显得更为精微，展现出对于革命文化的同情性理解。他抓住了“成长”所必然具有的“妥协”含义，强调“成长”与“革命”之间更为复杂、缠绕的关系：

这一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于: 革命年代培养、积淀的神圣激情与机械化、形式化的生活发生碰撞; 浪漫的青春幻想与世俗的日常生活抵触摩擦, 而所谓“成长”, 却不能不是某种程度的“反成长”、“反神圣”与“反纯粹”——向生活的世俗化、机械化的低头与退让, “成长”因此变得沉重而艰难。[22]

孙先科

在这样一种读法中，林震本身包含着自我认识与自我转变的根本环节，刘世吾的形象也变得更为重要：

小说的结尾部分首先是一个有关季节轮换的隐喻———春天，象征着青春、朝气、活力， 但也象征着未成熟与未收获;随后是自审，自省与自责；再后，“他懂了”，“他渐渐明白”：“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林震在理智与思想上所作的这一有关个人与社会(单位、组织部) 关系的思考与结论，不正是林震在心理与人格上成长与成熟的标志吗？那么，“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门声究竟何谓呢？当然包含有林震“向生活冲击的勇气”，但仅仅如此吗？或者说，他不是已经冲击过了吗？这次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想，从隐喻的层面上， 完全可以将敲门声理解为林震“真正的”进入组织部，步入“真正的生活”的开始。[23]

孙先科无疑通过重述林震的成长轨迹点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难题”，但却较快地回到了一种相对“陈旧”的对立上：即如何处理“神圣化的理想与机械化、形式化的生活（信仰与知识），青春的浪漫幻想与婚姻家庭的日常性与世俗性（诗性与日常存在）的关系。”虽然，孙从王蒙式的“成长”小说中看到了“建设性的文化心态”，但却未能根本揭示“常态”本身并不固定的内涵。更关键之处在于，此种“读法”没有问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成长”这一叙事类型，根由何在？以及，这一叙事类型自身的预设与谱系如何历史地把握？

应该说，在“成长”读法出现之后，更加强调“历史化”的解读多少需要吸纳这一解读思路——因为“成长”确有形式依据。但“历史化”导向的读法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实践的难题性，而且注意力主要放在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梳理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刚、徐勇的文章，他们一开始就引述丹尼尔·贝尔“革命的第二天”的说法，并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放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两大现实焦虑——官僚主义与知识分子贵族化——问题序列中进行重读。有意思的是，作者对于刘世吾这一形象进行了肯定：

王蒙所表现的是一种审慎而智慧的“继续革命”的方式。当然，在一种继续革命的理论视野之中，刘世吾式的智慧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而林震式的冲动也有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把林震与此后“继续革命”激进化的历史相连，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将他视为红卫兵的先驱式人物。尤其是当我们看到魏鹤鸣的革命行为中包含着个人报复心理时，我们更加确信这一潜在的危险。因此, 如果没有刘世吾的智慧和沉稳，林震极有可能成长为饱含着红色恐怖的“红卫兵”；相反，没有林震的勇敢冲击，刘世吾也许会在永远等待他的时机中, 慢慢走向另一个“韩常新”。[24]

这是两位作者最具创意也最为冒险的解读。但与其说这是贴着作品读，毋宁说是批评者自身问题意识的积极带入。在他们看来，刘世吾与林震之间的冲突不是官僚主义者与革命青年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革命策略之间的冲突。因此，如果说这里也包含着一种“成长”读法的话，那么林与刘就是同时“成长”的：为的是对“继续革命”的思路进行切实的探索。然而这样一种读法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诸如赵慧文的“邀请”这样的场景。因此，必然对文本的完整性做出“裁剪”。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文所论及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性特征，也忽略了文本的完整性，从而留下较多阐释死角。太强的问题意识（比如“继续革命”）导向，其实反而会回避小说所呈现的历史难题——想帮着作者说，其实说出的是自己理想性的话语。

我的思路则是，首先将“成长”这一形式本身“问题化”。我同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一个具有“成长小说”特征的文本（这也是一般“成长”读法的形式基础），但需要追问，为何是这一形式？其次，我认为，“成长”与“难题”之间具有更为内在的联系。“成长”并不指向抽象的生命力或欲望，而是对于社会主义经验具体形态的一种反思。在这里，我想引入莫雷蒂（Franco Moretti）对于欧洲（主要为德、法、英）18世纪末以来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文化的分析，以之作为一种必要的参照系。莫雷蒂对于欧洲成长小说文化解读的要义是这样：成长小说让人们习惯于从内部来审视“常态”（normality）而非从例外来看待之。而且，它生产出这样一种现象学——使得常态本身变得有趣，使之充满了意义。“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们，在歌德笔下，是威廉·迈斯特而不是浮士德，是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索莱尔而不是拿破仑。他们都不是英雄，或者说都是“散文化”的。这些人物虽然显得很“常态化”，但远非没有意义。莫雷蒂是以小说这一形式对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文化进行了总结：

想一想成长小说的历史进程吧：它源于歌德和简·奥斯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的书写，仿佛表明18世纪的双元革命是本可避免的。接下来是司汤达的主人公们，他们生得“太迟”，以至于无法参加拿破仑革命的“史诗”。成长小说最终在1848年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不算革命的革命）与乔治·艾略特的《菲利克斯·霍尔特》和《米德尔马契》（未能信守承诺的“改革”）那里败落。成长小说始终回避历史的转折点和历史断裂：即回避悲剧，因此，也是回避卢卡奇在《灵魂与形式》中所谈到的那种观念——社会与个人在某一“真理瞬间”获得了充实的意义。[25]

《情感教育》 福楼拜著

因此，在莫雷蒂看来，成长小说是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文化，是对于“自我决定”与“社会化”这一矛盾的尝试性解决。相比于强调“真理瞬间”的史诗性文学，的确这是一种“弱”形式，但却是一种领导权（hegemonic）模式，一种持久的表达中介，最终落脚于“常态”之上。由此来看，“成长小说”的形式本身有其“意识形态”，即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容纳与排斥机制，包含着对于某些对象领域的“赋值”等。以其为参照，值得追问的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何种意义上还能算是“成长小说”（特别是，西欧资产阶级成长小说往往是长篇小说）？这里的关键点或许是：对于“常态”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以及“常态”与“革命”的关系。人物的行动依据、焦虑的根源以及“成长”的样态究竟如何具体地读出？这是接下来的文本细读所尝试呼应的议题。

三

王蒙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据他自己说，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的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26]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切实的思考起点，可以见出“难题”与“成长”互相缠绕的特征。另一方面，王蒙在写作此篇小说时，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作家，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人。[27]他在写作时，与“当代文学”的规范性要求，可能会有一些距离。他所用的语言、比喻与形象，说不上有特别创新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形式化某种难题性经验的努力。关于这点，我想从这样一个细节谈起：

初到区委会十天的生活，在林震头脑中积累起的印象与产生的问题，比他在小学呆了两年的还多，……林震有一次去收发室取报纸，看见一份厚厚的材料，第一页上写着“区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公私合营工商业的分布、管理、经营方法及贯彻市委关于公私合营工商业工人工资问题的报告的请示”。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这份厚的像一本书的材料和它的长题目。有时，一眼望去，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28]

令林震困惑之处正在于：为何“他们”会这样随意地“转换”？这样一种经验是先于“官僚主义”问题的爆发而产生的印象，但对于并不算“成熟”的林震来说，却是极为困惑的。小说在此前已交代，林震的生活与“成年人”生活最大的差别在于：他很“规律”而后者并不规律，且他努力抵制被“不规律”所“同化”。显然，这一“规律”源于“中学生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源于一种“纪律/规训”（discipline）。以往我们比较注意林震身上“学生气”式的理想主义或拒绝平庸的一面，却几乎忽略了“规训”在这儿的意味。其实“规训”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配置，其要义在于明晰地划分正常/反常，先行给出规范与划定边界。因此，林震的“成长”，也意味着从“少年”的“规训式”生活——虽然这一度被认为是“革命”的，但显然因其少年身份，也必然是未现实化的（或者说是“在准备中的”：可联想到少年队员的“时刻准备着”）——向另一种“未知”生活形态的“转化”。

“规训”式生活的一个重要意涵是“显白”（预设“规范”）。林震无疑一直是被刻画为服从于正确的“显白”教导，而且他的激情固着于一种“一元性”（林震的“激情”——为“公”的理想杂糅着自我实现与自我认同——可以说嵌入在“纪律”式单纯生活的结构之中）。此种“习惯”造成他一开始无法适应“组织部”这个具有“党的光晕”的“成人世界”（区别于学校这一并无如此光晕的成人世界）。王蒙的写作动机，应该包含着对于此种学生“规训式”生活状态的不满足与困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孙先科所说的“儿童/少年/成人”这一三元结构（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三元”）。[29]即为何小说里多次出现儿童。比如林震因其在麻袋厂的活动而遭到严厉批评之后，安慰他的，正是一封“孩子们用小手签了名的信”。孩童的世界，代表着一种更直接的、更少“规训”（或“教化”）的“一元性”——一种“真”的吐露，毫无伪饰。这种“真”表征了林震激情最纯粹的起源。可资参考的另一种解释是巴迪乌的分析，在他看来，对于“真实”的激情（即对于伪饰以及任何“面具”的否弃）代表着20世纪最为重要的精神特征之一。林震正是这一革命世纪的显白教诲的孩子，但他的困惑在于：成人似乎可以不拥有此种激情，更关键的是，做成事情仿佛也并不依赖这一激情。我想，这是王蒙经由林震提出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将我们引向了解读的第二个要点：重解刘世吾这一形象。刘的身上包含着“谜”一般的东西——至少对于林震或赵慧文来说是这样。[30]“世吾”既可以解释成“事务”（用于影射“官僚主义”），又可以阐释成“世悟”（暗示一种“虚无主义”），这就凸显出这一人物的歧义性。刘在文中使林震最困惑之处，倒还不简单是他的“机械性”或“事务性”，而是他能使“激情”无力：

“那么刘世吾呢？”林震问，“他决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这样的厂长，我无法理解，而当我想向他表示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议论却使人越绕越糊涂，除了跟着他走，似乎没有别的路……”[31]

注意这里的“他的议论”，刘世吾的言说能力显然极强，但林震的困惑在于，他见出了言说自身产生了一种“面具”，一种“距离”，一种“冷漠”。这是刘一出场就呈现出的样态：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立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的灵活。[32]

此种对于人物的讽刺性呈现，或许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刘世吾带给人的无力感——这一无力感包含着对刘能“做事”这一点的承认，但同时也是对于刘悠游在“言语”之中感到一种惶恐。不能忽视的是，小说中有一处刘世吾对林震的提醒：“现在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你如果一一地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那是事倍功半的。”[33]这一反“手工业”思路究竟为何，尚不明了，但不妨认为刘所认同的是一种更加“现代”的、可以不包含“激情”的“解决”方式——比如必要的“科层制”？那么，刘的反“手工业”性与反林震的青年之理想的“虚妄”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呢？换言之，刘所认同的超越“手工业”的方法是否对应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转化呢？

不同于徐刚等对于刘世吾的“移情”，我觉得刘身上包含着一种挑战社会主义显白教诲的东西——远比所谓“官僚主义”要复杂。如果我们将上面所分析过的“文学体制”引入进来，就能看得更清楚了。在小说中，刘世吾与林震曾展开过一通关于“文学”的对话：

“您常看小说？”林震真不大相信。

“我愿意荣幸地表示，我和你一样地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解放以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小学五年级，我已经读‘贵族之家’，我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泪，我也喜欢叶琳娜；英沙罗夫写得却并不好……可他的书有一种清新的、委婉多情的调子。”他忽地站起来，走近林震，扶着沙发背，弯着腰继续说，“现在也爱看，看的时候很入迷，看完了又觉得没什么，你知道，”他紧挨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做什么组织部长。”他摊开了手。

“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党的工作不单纯，不美妙，也不透明么？”林震友好而关切地问。

刘世吾接连摇头，咳嗽了一会儿又站起来。靠到远一点的地方，嘲笑地说：“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譬如，”他用手在空中一划，“拿发展党员来说，小说可以写：‘在壮丽的事业里，多少名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先锋行列，万岁！’而我们呢，组织部呢，却正在发愁：第一，某支部组织委员工作马大哈，谈不清新党员的历史情况。第二，组织部压了百十几个等着批准的新党员，没时间审查。第三，新党员需经常委会批准，常委委员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第四，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的时候老是打瞌睡……”

“您不对！”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地难以忍耐，“您看不见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

刘世吾笑了笑，叫韩常新：“来，看看报上登的这个象棋残局，该先挪车呢还是先跳马？” [34]

在这里，林震相比于刘世吾，显然更内在于“前三十年”文学体制——他渴望“文学”与“生活”之间形成更为直接的“互动”。但对于刘来说，在“文学”虚构与真实工作（甚至是生活）之间做出划分，是极其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刘的理由是：工作的逻辑与之在“本质”上无法相通，因此涉及现代性诸领域的“分化”问题。与韩常新不同的是，刘是一个更加老练与“真诚”的读者，他非常享受阅读所带来的某种想象性的幻觉。刘这一形象已经非常接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所描绘的资产阶级主体原型：

他[奥德修斯]听着[塞壬的歌唱]，但已把自己绑缚在桅杆上。塞壬歌声的诱惑越强，他自己被绑缚得就越紧，……奥德修斯用这一绑缚使自己未摆脱现实，同时也使塞壬远离现实：塞壬的诱惑作为一种静观的对象即艺术，被中性化了。这个被束缚的人听着这场“音乐会”，就像后来不会被[真正]打动的观众一样，他对于解放的渴望，被鼓掌所掩盖而无法被人听见。[35]

《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著

林震所不能忍受的，正是这一“划分”，这一党的工作者自身的“合理分化”。而当林震提出自己的抗议并期待对方进一步的辩驳时，刘世吾的反应更是出乎人的意料。我认为这一反应是“症候性的”——他突然间随意地“偏转”了、“分心”了：“刘世吾笑了笑，叫韩常新：‘来，看看报上登的这个象棋残局，该先挪车呢还是先跳马？’”[36]

林震以其少年式的“一元”，遭遇到刘世吾式的“二元性”与“常态性”，这关联着这部小说最为基本的“成长”经验。林震虽然开始怀疑“单纯”，也开始领悟到“复杂”与“灰尘”的“实存性”，但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林也没有“妥协于”刘式的生存方式。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小说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另一个面向，即林震自身也开始敞开向另一种“分化”、另一种“二元化”。这就引出了我的解读的第三个要点：赵慧文对于林震的某种“教育”[37]。

赵慧文的年纪比林震大不了多少，但有趣的是，在小说中，赵却称林震为“孩子”：“小林，你是我所尊敬的顶好的朋友，但你还是个孩子……”[38]赵慧文在小说最后对林震发出的邀请，尤其耐人寻味：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她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39]

赵慧文在林震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她在此处提出的，也是一种“分化”，一种“工作”与“日常生活”的切分；伟大却麻烦的“白天”，与美丽甚至可以是琐碎的“夜”的区分。尤其是最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这一日常琐细而无意义的场景，这一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资情调”的细节，变成了一种充盈意义的邀请。这种“一分为二”，可以说是对于林震“一元式”生活的变相消解。

赵的“教育”还不止于此。赵为了抵抗自己平庸化的“焦虑”，还摸索出了一种“常态化”的识别自我的方法：即并不简单诉诸激情及其宣泄，而是把某种“变化”外化为“痕迹”，同时引入精神鼓励或物质鼓励机制。

但是，小说没有描写林震的回答。这一“悬置”同样耐人寻味。因此，“成长”在这里与其说构成一种合题，毋宁说成为一种巨大历史焦虑的表征——勾勒出诸种力量对比，包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或许林震脑中依旧回响着刘世吾借酒吐露真情时的那句“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这也是王蒙可以抵达的正面展望之极限了吧。但是小说的准“成长”叙事所呈现出的三个重要问题，却提示出社会主义现代性无法回避的困境：一、少年式“规训”生活的终结之后可能拥有的生活样态究竟是什么？二、“一元化”指向的革命文化如何处理甚至是吸纳刘世吾式的“分化”与“偏转”？——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语言与激情的分离。三、赵慧文式对于“工作”与“夜”之划分的诱惑，到底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无法完全呈现在“前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内部，甚至是被此种体制所遮蔽的。林震此种充满“问题”的成长，最终指向了历史经验自身的“分叉”与“缠绕”。不但革命性的“显白教诲”与“规律”生活被复杂化甚至问题化了，而且文学的政教效果也被某种具有“现实性”的“分化”运动中和了。这就最终指向了“革命”与“常态”之间的关系。而这一问题或可成为我们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崭新思路。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