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法占区的德国公务员与非纳粹化_风闻

【徐之凯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在国内外史学界对德国非纳粹化的研究中，对法占区非纳粹化的探讨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就国内而言，由于非纳粹化是盟国战后对德政策重点之一，因此研究该时段的德国史专著等均有叙述。

目前已有的针对非纳粹化的专题研究，多立足于德国全局抑或东、西占区的宏观角度，针对法占区非纳粹化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

国际上有关非纳粹化的宏观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其中部分著作对法占区非纳粹化进行了探讨。相对而言，德国学者的研究则多着眼于占领区或具体人物、地域的微观研究。针对法占区的专门研究由法国学者主导，其中包括法国的对德国非纳粹化政策的论述。但总体而言，对法占区非纳粹化的研究力度和深度尚不可与针对美英占区的相关研究同日而语。德国战败及无条件投降后，依照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德国境内各盟国占领区中所有纳粹政权行政机构均须解散。

作为四大占领区之一，法占区同样存在着社会混乱、劳动力匮乏等问题，亟需重建治理结构，恢复正常秩序。在盟国非纳粹化政策的背景下，如何对待和整合德国公务员群体，怎样通过对法占区的行政管理实现法国在德国的利益，成为法国占领当局的难题。本文将以此为中心进行探讨。法国占领军当局雇用德国公务员的缘起自1945 年 4 月起，进入德国境内的自由法国军队就已开始实施对驻地的军事管制。

在 1945 年 8 月 30 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所有德国领土名义上属占领区盟国军政府统一管辖，但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各盟国驻军手中。各盟国军事当局的管制权力为 1945 年 6 月 1 日《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所承认。据此，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可以“从此承担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司令部和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当局的一切权力”于法国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与其他三大盟国不同，法国是在被德国击败并占领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抗德斗争的，因此希望在战后最大限度地夺取和利用德国的经济潜力。与此同时，法国也是四大国中最后加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它此前未曾接触对德管制策划事宜，也没有足够时间为德国行政改革做准备。1943 － 1944 年间，一系列内阁级别的部门间筹划委员会已在华盛顿、伦敦及莫斯科运行，但巴黎的同等机构“德国及奥地利事务部门间协调委员会”直到德国投降两个月后，亦即 1945 年 7 月才匆匆成立。

法方人员在 1944 年至 1945 年冬季被匆忙召集起来，且大部分人只在巴黎索邦大学接受了 4 星期短期培训。该任务负责人路易斯 － 马利·科尔兹将军( Louis-Marie Koeltz) 抱怨人手奇缺，有相应行政经验的人员尤为匮乏。这导致法国在德国行政重建问题上与其他盟国持不同意见，而人员安排问题尤甚。

在公开场合，法国积极支持非纳粹化政策。依据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颁布的《德国军政府手册》，共有 18 类德国政府公务员须被解职或监禁。而法国占领军的同类文件还额外增添了 3 个类别。但在实际行动中，法方并未贯彻这些方针。在法国政府的一份秘密指导文件《在德行动指南》中，列出了法方在德的非纳粹化方针，但撤换普通德国公务员并不在要点之列，同时要求尽量保证行政效率。要点中包括: 1) 惩罚战犯; 2) 肃清纳粹主义，至少要清除那些藏匿或持伪造证件的盖世太保、党卫队及纳粹党务人员; 3) 监督建立起一套诚实、公正、快捷、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保证各方面管制不致瘫痪。

纳粹德国在巴黎行军

1945 年 4 月，在占领德国斯图加特市后，法国军方任命了一名反纳粹主义者阿诺富特·克勒特( Arnulf Klett) 为市长，以组织一个旨在清除纳粹分子的市政委员会。这名市长还被赋予了可保留技术专家的“特许令”，而行使这一权力的唯一条件是，克勒特个人保证“这些专家‘技术方面优异突出’，［有着］无可指责的品质，［愿意］毫无保留地以反纳粹主义者的立场行事”。

至1945 年7 月，该市便有70%的市政官员复职。法国占领军当局之所以容许雇用这些本应被撤换的德国公务人员，根源在于法方对德国战争罪责的独特视角: 德意志民族“共同责任”与每个德国人“个别责任”的结合。与美、英主张追究“纳粹首恶”，树立典型的非纳粹化实践不同，战后法国总体上对德意志民族持全然不信任态度，认为纳粹党身份并非有效证据，非纳粹党身份的德国人也并非无辜之人; 不可相信任何德国成年人，只有未接触纳粹毒素的青少年才是希望。巴黎方面的一名负责再教育的官员凯撒·山德利( César Santelli) 甚至称，“德国人过去背弃了使命，未来他们也会这么干。所以谈及被纳粹蛊惑的那几代人时，总体来看12 岁以上的这几代已无可救药了”。 

因此，与同一时期美、英当局仅要求身居相当职位的德国公务人员接受调查不同，法国当局曾有意登记调查其占领区内全部 394． 9 万德国成人，但这一计划由于调查范围过大、任务艰巨而被转为一个长期实现的目标，并最终因占领的结束而放弃。

这就是在法方文件中，“非纳粹化”这一术语被表述为“肃清”( l’épuration) 或“清洗”( la purge ) 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涉及个人情况的微观层面，法方却又认为，既然“希特勒是德国历史的逻辑，那么作为追究个人责任的非纳粹化政策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相信“通过接触，就能识别谁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工作靠得住”。

 因此，法方更重视个人能力而非经历污点，青睐于以直截了当的办法判断德国人是否适合被继续雇用。最终法方形成了这样一种用人态度，认为行政管理人员或经理所具备的资质要比他是否曾与纳粹有关联重要得多，只有在对个人的这类资质进行长期观察鉴别后，才能

做出留用、解职或监禁等处理决定。

 用柏林管制委员会法方负责人米歇尔·布克( Michel Bouquet) 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无视收到的指令……但我们可以在稍多注意具体个人及其个别情况的条件下再对其做出解读”。法方的这种态度遭到美国管制当局的指责，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做法。 但就法方当时的视角而言，此举无非只是一项长期大规模肃清工作的初步措施而已。

从历史观上看，法国人认为纳粹主义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化身，是德国历史无可避免的恶果，瑏瑠因此德意志民族的非纳粹化与再教育将是一个漫长而深入的根除过程，需要长久的占领管制来实现。法占区总督马利 － 皮埃尔·柯尼希将军( MariePierreKoenig) 公开表示，“在确保民主意识牢牢扎根于德国人民之中前，我们是不会离开的。需要 30 年到 40 年时间让德国人能够理解这一民主的优越性”。

既然长期占领才刚刚开始，何不利用德国公务员这一现成的人力资源来为战后困难条件下的行政管理服务? 法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鲁塞做出的这样一个处理德国公务员的历史定义，反映了法方当时的一种观点: “在希特勒政权的早期，有一种官方的说法，叫‘经济上可贵的犹太人’( wirtschaftlich wertvoller Jude) 。

而在占领时期，同 样 也 存 在 着经济上可贵的纳粹’( nazis économiquementprécieux) 。

为了实施日后的非纳粹化政策，战后初期美、英占领当局依照战前计划在各自占区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司法诉讼等工作，迫使德国公务员处在停职待查状态，大量行政事务不得不由占领军承担。对于仓促应对占领事务的法方来说，闲置这些“可贵”的资源是他们所不愿付出的代价。

蓝色为法占区

按照 1945 年 6 月 5 日的《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法国在德占领区于 7 月正式形成。由于反对其他盟国统一管制的主张，法国没有选择德国的传统政治中心柏林为占领区中枢。新成立的法国军政府承袭了先前驻军时期的大部分政策，在德国公务员问题上尤甚。

在盟国非纳粹化共同行动的压力下，法国除了执行外别无选择，但在执行过程中灵活掺入了相当多的“法国风格”，以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影响。1945 年 10 月 10 日，《管制委员会第 2 号法令: 终止并解散纳粹组织》颁布，盟国非纳粹化进程正式开始。因前阶段非纳粹化不力引起了其他盟国的不满，法方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美占区军政府总督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曾埋怨“法国人的纵容无度”。为重树盟国与法方合作的信心，强化法国反纳粹的国际形象，法占区军政府必须就非纳粹化政策做出改变，但也不愿一味遵循美英模式。同期，美占区进行了非纳粹化下的大搜捕，1945 年 9 月拘禁了 66500 人，1946 年 2 月达到 10 万人。

大范围的调查和搜捕加重了美占区当局的负担，积压的数以百万计的案卷无力处理。美方协调委员会代表卢修斯·D． 克莱( Lucius D． Clay) 抱怨称，“即使华盛顿再给他派一万人，也无力继续美占区的非纳粹化”。 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显然与法方效率优先的考量不符。与美占区不同，英国外相艾登表示，英方“倾向于一项中间政策，既包含严格的镇压因素，也要把终极目标定在重新接纳德国进入欧洲生活之中”，

将英占区的非纳粹化限制于司法程序，而非政治清洗或道德改造，追究对象被限定为法律上犯有并供认罪行的纳粹分子，同时尽量以德国的刑事法律为审判依据。这又与法方全体德国人因“共同责任”应予“清洗”的主张相抵触。法占区当局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非纳粹化道路，公务员的非纳粹化遵循着一项独特的方针———“自主清洗”( l’auto-épuration) 。

依照法占区军政府非纳粹化专家弗朗索瓦·库希拉( Franois Amédée Curial) 1945 年 9 月 19 日所编订的军政府 CAB/C722指令，非纳粹化必须严格执行并在德国机构的帮助下实现。指令要点在于让法方尽可能地独立于具体实施非纳粹化的系统之外。自 1945 年 10 月起，法方率先安排德国人员直接加入非纳粹化进程，但法方保留决定权。遵照 CAB/C722 指令，法占区军政府建立起了一系列由德国人组成的非纳粹化委员会，如: 地区级的“清洗委员会”、中层监管机构“指导代表委员会”。

这类组织和机构均由反纳粹主义者组成，其成员由德国行政官员选拔，但法方掌握对所有人选的最终决定权。在更高层面上有中枢性质的州委员会，它从下层组织收集情报并向军政府提出处置建议。军政府下设由法国对德事务专家负责组建的肃清部，它决定德国审判机构的人选并监督州委员会的运作。肃清部编制较小，在巴登 － 巴登的中央机构仅有 4 人，在各州首府的分支机构也只有 5 －10 人，但工作极为高效。

一名美占区军政府的观察员就曾赞许称，“这在应对德国人及德国政党因承担非纳粹化责任而犹疑缄默时极其有效”。

就新成立的法占区客观条件而言，法方统治着一片受战火破坏相对较小，有着自由主义传统和工业生产基础的区域，大批纳粹要人在法军入境时已逃离此地。1945 年 9 月，法国军政府估计占领区内尚存 50 万名纳粹党员，其中仅 3 万人属顽固的“纳粹敌对者”，而其他占区的情况则要严峻得多。总之，较之其他三个占领区，法占区在发展经济以赔偿法国战争损失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负担的非纳粹化任务相对较轻。因而就法占区军政府而言，非纳粹化更是一项有利于拓展其“经济与社会方案”的工具。

 由此可见，法占区的非纳粹化任务本质上是“一石二鸟”之计，其目标既是在“自主清洗”进程中驱逐纳粹反法分子，改变人员结构，维护占领区稳定，更是要借非纳粹化来吸收和保留“可贵”的德国公务员，优化行政结构，促进生产。为此，法方很乐意雇用那些能全心全意执行其决定的德国公务员。对于很多德国公务员来说，不少法方人员本身就是“温和”的。二战期间与德国人有过合作的维希政府官员在法占区军政府人员编制中比例可观，法国新政府并不放心将他们用于执行军事任务，其中大部分人只能担负起军政府的行政或民事任务。此外，许多维希时期的技术专家也被法国本土排斥，他们也被吸收进军政府，以填补占领时期的人员匮乏。上述情况相当普遍，以至法占区首府巴登 － 巴登被左翼蔑称为“小维希”。

作为一个长期在同僚猜疑下工作的群体，这些前维希政府人员在德国负担着补偿法国物质损失的任务，完成状况直接影响他们所受到的社会评价，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去寻求与那些熟悉的德国人合作，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诚如法国萨伏伊的议员皮埃尔·科( Pierre Cot) 所述，不能指望那些自己有着准纳粹背景且同情纳粹的人去发动一场彻底的非纳粹化运动。 有些前维希分子，比如阿尔方斯·茹安( AlphonseJuin) 将军等，甚至发展出一套理论来支持他们的德国同僚，认为任何对德国的削弱之举都是对“共产主义俄国”的帮助。

这一现象虽有碍于彻底清除纳粹残余，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军政府内部相对融洽的人员关系，使得法占区机构在一种“人性化”的关系下运作，与其他占领区非纳粹化期间的龃龉气氛截然不同。一名法国新教联盟的牧师马克·波涅( Marc Boegner) 在 1945 年考察法占区人道主义状况后表示，他“尤其惊喜于军政府在非纳粹化困境中就谅解与人性化举措做出的莫大努力”。

除了人员构成外，法占区的非纳粹化调查行动也往往以“温和”结局告终。为了回应《管制委员会第 2 号法令》，法占区曾颁布《军政府第 2 号指示》，对需要调查的德国人员做出分类。包含百余条问题的调查表随即被分发出去，这一调查内容细致，但却往往无果而终。其原因不在调查本身，而是因为嫌疑人只需出示一份占领当局开出的所谓的《光荣抵抗证明》( L’attestation d’honorabilité résistance) 就可提请辩护将调查拖延下去，最后不了了之。由于使用《光荣抵抗证明》的案例越来越多，以致有历史学家讽刺说，如果这些“证明”都是真的的话，第三帝国的历史得改写成抵抗史。

对法占区实行“温和”及“自主”非纳粹化政策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过。为协调督促四大占区的非纳粹化步伐，盟国管制委员会于 1946 年 1 月 12 日发布了《管制委员会第 24 号指令: 撤销各部门与责任职位上纳粹分子及反对盟国意图分子的职务》，由此再度掀起非纳粹化大潮。恰恰在同一时期，法国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在 1946 年初建立了一个下属调查团，以清查法占区雇用纳粹分子的问题。

 该团随即查明法占区军政府确实默许雇用了被其他占领区开除的德国公务人员。军政府行政主管埃米尔·拉丰( Emile Laffon) 不得不亲自出面，组织对来自其他占领区的德国人员的清洗，并警告违反相关条令者都要入狱。1946 年 1 月至 6 月间，在法占区依照《第 24 号指令》受审的 77924 个德国人中，58% 留职，35% 被从编制上除名，近 8% 被永久解职。

但此次严厉的清洗只是临时应对，肃清部的一名地方长官就坦言，这场清洗只是为提升统计数字而已，在调查团结束工作回国后，大部分被告人只要接受非纳粹化机构的优先处理，就能再度复职。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自主清洗”这一新举措，抑或前阶段“温和”态度的承袭，均不离开所有决策都仰赖的权威，即法占区军政府拥有的最终决定权———否决权，或曰监督权。军政府欢迎德国公务员参与非纳粹化的基层任务，但“拒绝让德国行政部门执行任何实际赦免权”。

 “温和”的合作态度将握有决定权的法占区军政府与负责“自主清洗”的德国人结合于一体，形成了法占区稳定的非纳粹化架构，在实现占领区行政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按照军政府的意志持续不断地完成对非纳粹化案件的审理，使得法占区的行政未因非纳粹化而陷入动荡停滞。

而行政结构的稳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在“经济赔偿”方针主导下，法占区提供了大量为法国经济输血的产品。以法国最为紧缺、也最需要专业人员管理的煤电生产为例，在截止 1945 年底法占区 29． 1 万吨煤的总产量中，有 10 万吨提供给了法国; 至 1946 年 2 月，每月有 1000 万千瓦时电力输送至法国，并在 1947 年上半年飙升至每月 1750 万千瓦时。法方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可见一斑。“自主清洗”虽与真正意义上的非纳粹化大相径庭，但法占区无疑借此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标。

一方面，法占区避免了美占区出现的大量逮捕、司法延宕以致机构瘫痪的局面，维持了占领区人员的融洽关系和行政结构的稳定; 另一方面，通过雇用德国公务员形成的高效行政体系，法方得以“用萨尔的煤、黑森林的木材、符腾堡和普法尔茨的农产品”

开足马力进行工业生产，实现对法赔偿和法占区的战后恢复，并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挺过了 1946 年至 1947 年严冬带来的欧洲经济危机。但到 1947 年，德国公务员和法国军政府面临了一个意料不及的新局势，这就是盟国主持的非纳粹化骤然结束。

法占区德国公务员非纳粹化的结束1946 年 10 月 12 日，《管制委员会第 38 号指令: 关押并惩处罪犯、纳粹及军国主义分子，拘禁、管控并监督有潜在威胁的德国人员》发布。这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德国非纳粹化方面一致行动的最后尝试，此时冷战的征兆已经显现。在马歇尔计划的吸引下，法国放弃了占领区继续独立的主张，开始寻求与美英合作。1947 年 1 月双占区成立，美英决定在年底前终止非纳粹化进程，以推动德国的“经济统一”。

苏占区当局于 8 月 17 日争锋相对地公布苏占区非纳粹化成果，并允许恢复普通纳粹党员正常的社会权利。 次年 2 月 26 日，苏占区非纳粹化委员会被苏占区军政府解散，正式宣告苏占区非纳粹化的终结。

在各盟国争先恐后进行大赦的影响下，法占区那些负有“自主清洗”之责的德国非纳粹化法庭也放缓了审理步伐。为与这种“有系统地纵容包庇”作斗争，1947 年 12 月 16 日法占区行政总管要求占领区所有高层，“坚决清查任何罪恶的纵容包庇行为，行使他们对这类判决的否决权”。

 但由于法占区与双战区合并进程的推进，法方终究要在非纳粹化问题上与它的西方盟友保持一致。事实上，早在 11 月 21 日法占区就已公布了《法占区第 122 号令》，宣布调查结束并允许普通纳粹党员复职。

 法占区巴登地区非纳粹化负责人认为非纳粹化已取得了成效，“我真诚地确信所有纳粹头子

都已被从指挥、管理或政治职位上清除出去了: 要么被清洗委员会所控告，要么就躲藏了起来。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行为已无影响力可言”。

​长期以来，法占区的非纳粹化政策都被反纳粹主义者视为纵容包庇的典型。新发布的《第 122 号法令》更是被这类指责从仅仅是“纵容”升级到了“洗白”，甚至被称为“再纳粹化”。法占区的档案文件中，有这样一份关于蒂宾根市纳粹党成员复职的统计记录:

内务部门 86%

经济部门 86%

财政部门 70%

司法 52%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巴登 － 符腾堡州，1948 年该州仍有超过 41% 的公务员为前纳粹党员。

 在法占区企业中，类似案例也比比皆是。在非纳粹化过程中被法占区军政府判决为主犯的德国人仅有 13 名，而美占区则有 1654 名。后来的法国公共教育主管雷蒙德·施密特兰( Ｒaymond Schimttlein) 抨击称，“这一事件的悲剧之处在于，所谓的非纳粹化并未非纳粹化掉任何东西”。

在法占区并入双占区乃至联邦德国成立之时，非纳粹化的责任完全转移到了德国人自己手中。1949 年 12 月 31 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主要针对前纳粹分子的《免罪法》，获得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后继者———盟国最高委员会的认可。1950 年 12 月15 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向各州建议统一结束非纳粹化，获得了一致的积极响应。

1951 年 4 月 10 日，联邦议院通过了《规定〈基本法〉第 131 条所涉人员法律关系法》，又称《结束非纳粹化法》，于同年 5 月 11 日生效。该法适用于纳粹德国时期的所有公职人员，其中涉及公务员 5． 5 万人。

至 1953 年 3 月，已有 3． 9 万在非纳粹化期间被开除的前纳粹分子依照这一法令复职。经过 1949 年和 1954 年联邦德国的两次大赦后，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联邦德国出现了一场“再纳粹化”，这是盟国非纳粹化骤然停止的可悲结果，而法占区也不例外。法占区非纳粹化的结束，与其说是法方已往温和立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因冷战局势所迫而做出的妥协。

“再纳粹化”指责下的“谅解共赢”

根据波茨坦会议议定书的有关规定，除仅在名义上参与纳粹党活动者外，一切纳粹党分子战后都不得担任公职，就此而言，法占区的非纳粹化从来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非纳粹化，其“温和”而“独立”、从法国利益出发的立场注定它最终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但由于盟国的非纳粹化进程因冷战而中止，试图保持“长久占领”的法占区非纳粹化也随之夭折。就此而言，对法占区的“再纳粹化”指责同样可以沿用到其他占领区。这是一场共同的失败，只不过一向特立独行的法占区最后亦步亦趋地追随了盟国脚步而已。学术界对盟国非纳粹化的评价历来存在争议，主流观点也呈现明显的变化。在占领结束之初，国际上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盟国的一场“惨败”，而法国学者则主张非纳粹化只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一环，强调法方利用非纳粹化实现在德利益的策略是成功的。

冷战结束后，学者们结合二战后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反思，认为法占区的非纳粹化政策是“合乎理性”的，因为占领方即便实行严刑峻法，非纳粹化也会被德国官僚体系、冷战等因素延宕松懈下来，只有法方的这种“温和”、“独立”政策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美英占区非纳粹化的缓和与停止也正是借鉴了这一立场。

国内研究者大多受这一新看法影响，认为法方的政策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有限非纳粹化，肯定其理性的现实考量而批评其功利的立场，指出盟国的非纳粹化无论成败，都是为推动德国社会改过自新而必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

在笔者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德国人自己才能真正解决非纳粹化的历史问题。在有限的占领时间里，占领方只能起到一个启迪思想和创造良好环境的作用，法占区的非纳粹化实践客观上正是这一宗旨的成功体现。即使非纳粹化最终失败，盟国，尤其是法国通过非纳粹化宗旨和宣传所形成的“德国人集体有罪”的“共同责任”理念为德国左翼力量所继承，不时被德国的正义之士所彰显，并在德国真正进行历史反思与清算时提供了论战的依据，成为了60 年代以后德国社会进步力量的口号。

从法德双方现实利益角度看，法占区贯彻了不“杀鸡取卵”的管制理念。法方认为法国的重建取决于为其提供资源的法占区的恢复，而德国公务员在其眼中是“可贵”的资源，最初是为了应急以填补人员空缺，之后是作为高效手段维持行政效益，目的都是保障法国在占领区的利益。故而法占区的非纳粹化是温和自主的，德国公务员也可以在稳定的政治架构中安之若素。

法方通过稳定的行政体制，为恢复法占区经济、实现对法国的经济补偿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形成了军政府与德国人员、法占区与法国的共赢局面。以占领时期法占区的进出口状况为例，战后伊始的 1945 － 1946 年，百废待兴的法占区竟然出现了贸易出超，且累积出超局面延续到 1947 年。直至法国军政府逐渐丧失行政管理权力的 1948 － 1949 年，经济上已日渐恢复的法占区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累积入超，出口额也在军政府解散时的 1949 年出现大跌。

表 1945 至 1949 年法占区贸易进出口总值 ( 单位: 千美元)

年份 进口总值 出口总值 累积差额

1945 － 1946 69100 84553 15253

1947 113243 106077 8087

1948 181288 106912 － 66289

1949( 1 － 7 月) 105570 57328 － 114531

来源: F． Ｒoy Willis，The French in Germany 1945 －1949，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 140．

事实上，至 1948 年 6 月为止，法占区在未获法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已经恢复了战前 91% 的化工、65% 的钢铁和 48% 的煤炭( 且不计萨尔煤矿区) 产能。

 可见法国军政府在“温和”及“自主清洗”的非纳粹化条件下构建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恢

复法占区生产和达到法方经济目标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实现效益共赢的同时，法方对于“共同责任”和“个别责任”区别认识的历史观、公务员政策中对于“个人可靠”、“有效监督”的重视，使得法德行政人员之间达成了一种人员之间的谅解关系，双方能够放下历史包袱进行合作。对此，历史学家贝瑞·比蒂斯孔布评价说，“其人道主义及对个人的承认为最终达成法德和解发出了先声”。

随着法占区融入到西占区乃至联邦德国成立，这些人员得以成为两国政府间的联系纽带。联邦德国建立初始，在原法占区军政府系统的牵针引线下，短期内法德间有 80 多个城镇建立了对口交流关系，许多原法占区德国地方机构成员、市政官员等公务员也积极地自发成立了“法德协会”等交流组织，并在 1953 年促成了德国美因茨市政人员对法国第戎的城市管理考察，结成了法德间第一个“兄弟”友好城市。

这些由下而上进行的公务员友好交流活动，为法德政府间关系的恢复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基础，也为两国官方交往的升温发出了先声。法国领导层也顺应局势的变化，把“谅解共赢”的理念引入 40 年代末的对德外交，以此回应新德国的诞生，进而推动法德两国走向欧洲合作、互助共赢的和解之路。1948 年 1 月 4 日，法国外长皮杜尔在给军政府总督柯尼希将军的指令中强调，“必须停止一切攫取、强迫销售以及公然的浪费，向他们表明我们并不打算主宰欧洲，而仅是希望在欧洲联合的合作中起令人尊重的作用”。

 柯尼希也表示，占领初期阶段业已结束，“我们所最为关注的不再是为过去进行报复，而是展望未来”，应当促使“处在欧洲核心区域中的德国得以复兴，并尽快恢复其应有地位”。

至此，法方对德国的认识实现了从“敌人”到“伙伴”的初步转变。正如 1945 年 10 月

3 日戴高乐将军在访问法占区科布伦茨时所预言的那样: “我要说，我们必须要有共举复兴大业的考虑，并且我们知道此举必会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同为欧洲人，亦同为西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