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的2019长江学者评选背后_风闻

来源：新京报

2019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评选静悄悄。

公开信息显示，除2018年的评选在当年11月启动之外，此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推荐工作均在当年5月开始公布，随后由各高校发布通知启动人选推荐，并对拟推荐人进行公示。

而关于2019年的评选，仅有的一点“水花”，是12月4日桂林旅游学院官网上公开的一则《关于做好2019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此外公开平台很难找到与2019年度长江学者评选相关的信息。

但新京报记者从多所高校了解到，申报确已启动，有学者已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事实上，截至2019年末，2018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评选结果，上至教育部下至各高校，均未公开。

“评选是涉密的，即便结果出来也不能公开。”对此，上海理工大学人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与长江学者评选所有相关工作均属涉密。

记者了解到，“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由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于1998年共同发起，是教育部唯一牵头实施的国家级人才计划，已实施20年，在高校吸引高层次人才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分量重，地位高，仅次于院士。”

一位北京高校教授向新京报记者描述“长江学者”称谓。

公众对这一人才评选机制的关注从未停止。此前个别长江学者“学术造假”“师德失范”事件时有发生，国内高校间的“挖人大战”也屡见报端，“长江学者沦为‘帽子’”的质疑一度登上风口浪尖。

关于“取消长江学者称号”的提议两度出现在全国两会上。2018年，有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取消长江学者之类学者称号评选的建议；2019年3月，在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再次有提案建议，“取消‘长江教授奖励计划’，以避免各单位恶性竞争引进国字头‘帽子’”。

是什么让“地位仅次于院士”的长江学者沦为学术圈讳莫如深的词汇？为何2019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选择静悄悄地进行？对于“取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学术圈如何看待？

教育部官网截图。

“帽子”的诱惑

这不是“长江学者”第一次引发争议。

2018年4月，沸沸扬扬的原长江学者、时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阳性侵事件，首次引发公众对“长江学者”的质疑。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当年发布的声明中，对沈阳从北京大学调入南京大学的原因表述如下：

“2011年下半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的沈阳因在北京大学未能获得申报当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推荐，按照可以在外单位申报的原则，沈阳主动联系南京大学文学院，申请以南京大学作为推荐单位申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此事，隐约揭示了“长江学者”这一称号的诱惑力。

记者了解到，作为教育部唯一牵头实施的国家级人才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项目，2015年起增加青年学者项目。每年聘任特聘教授150名左右，聘期为5年；讲座教授50名左右，聘期为3年；青年学者300名左右，聘期为3年。

根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要当选长江学者，首先要有“硬核”的学术能力及科研成果。学位和年龄上，一般要具有博士学位；自然科学领域、工程技术领域人选年龄不超过45周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选年龄不超过55周岁。

实际上，长江学者称号并非“终身”，而是实行岗位聘任制，有一定的聘期。聘期内是长江学者，聘用结束后便不再是长江学者。

但在现实中很难达到上述“理想状态”，往往一位学者一旦入选，贴上“长江学者”的标签，就很难撕掉。这也是长江学者等荣誉称号被戏称为“帽子”的原因。

“有帽子的待遇与没有帽子差别非常大。帽子又作为资源配置（比如科研经费）的重要依据。”南京某高校教授江笑林（化名）叹道。一旦入选，则“风光无限”，不仅意味着在该领域确立了“江湖地位”，荣誉、科研经费、奖金、资源倾斜等也都随之而来。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中明确写着：特聘教授奖金标准为每人每年20万元人民币；讲座教授奖金标准为每人每月3万元人民币，按实际工作时间支付；青年学者奖金标准为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

实际待遇可能远不止如此。从各高校发布的长江学者招聘通知中就可见一斑。

清华大学官网“人才招聘”一栏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招聘启事》显示，除国家规定的奖金外，学校可为校外引进的特聘教授提供最高金额达200万元的研究经费；配备一定的学术梯队；可按清华大学周转房有关管理办法租借三居室周转房一套等。

河南大学的待遇更为“优厚”：聘期内，特聘教授享受每年30万元岗位津贴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福利待遇；聘期内学校提供200平方米左右住房一套，发放20万元安家费；学校解决配偶工作，协助解决子女就学等问题等。

个别长江学者名不副实 标签固化需破除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个别“名不副实”的长江学者失德失范问题逐渐暴露，除上文提到的沈阳性侵学生事件，去年8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性骚扰教师、学生，引起广泛关注，随后被调查通报。

亦有长江学者学术不端案例被曝光。最典型的一例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涉嫌学术不端、百余篇之前发表的论文莫名被撤事件。据悉，39岁的梁莹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等多个人才支持计划的入选者。

“头衔要和学术含量相称，有了这个头衔之后如何抑制学术学风出问题？”南京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

厘清“帽子”标签与学术的关系也许是一个办法。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各校要开展“五唯”清理，进一步淡化“帽子”概念，引导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

2018年9月，教育部推出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受聘人员和高校使用称号时必须注明入选年度，聘期结束后不得在项目申报、评审评价中使用称号。

同时完善“长江学者”退出机制，明确了8种退出情形，包括聘期内违规离岗、到岗时间不足、聘期考核不合格会被解约退出；违反师德师风、学术道德情节严重的，将被强制退出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部近两年公布的部门决算数据中，2017年和2018年，教育部因调离受聘岗位、到岗时间不足、担任领导岗位等缘由，停发了15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和青年学者的奖金。

此外，2018年末，教育部按程序撤销了南京大学梁莹、南京大学沈阳以及中山大学张鹏的“青年长江学者”或“长江学者”称号。

南京大学在警示教育大会上通报了对梁莹的处理情况。图片来自南京大学新闻网

高校争抢“帽子”源于评价“指挥棒”

但，解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本校）汇聚了23名两院院士、47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40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名国家级教学名师等高层次人才和6个国家级教学团队、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10个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这是北京理工大学官网的介绍。

而在大多数高校官网的概况栏，都能找到这样表述和数字，以示学校实力。而记者同时也发现，有不少高校，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千人计划”等人才进行长期公开招聘。

高校间的“抢帽子大战”也因此而生。

2017年，有媒体报道，华东政法大学在当年招聘中为学科领军人才开出100万年薪、800万元房补。而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则成了人才被挖的重灾区。据报道，西北农林大学2000年至2003年间共调出125人，包括当时仅有的1名“长江学者”；新疆医科大学2004年至2014年10年间共流失197人……以至于2017年全国两会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呼吁东部各高校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挖走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

2019年9月，对于恶性竞争引进国字头“帽子”的乱象，教育部在答复提案时表示，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人才的无序流动，并给出“药方”：一是在2017年印发《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和在2018年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坚决杜绝抢挖“帽子”人才等短期行为。二是签署《高校人才工作联盟公约》，推进建设高校自律约束机制。

然而这“药方”是否对症？对此仍有人存疑。

更多人注意到了评价“指挥棒”。多位高校学者指出，“帽子”人才之所以获学校重视，是由于这些指标与国家对高校的评价体系有关联。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国家实验室评估……多一个人才，就意味着学校在评估中位置更进一步。

“这需要在学科评价系统中克服。”上述不愿具名的学者对新京报记者解释，例如在学科评价系统中，头衔数量不纳入评价系统，或者聘期后不计入评价系统只以学术成果为指标，这样可以抑制一些无序流动。

显然，教育部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双一流建设项目中，教育部曾试图“不与各类头衔的人才数量、各类基地平台条件等挂钩”；在2016年启动的学科评估中，也试图改变“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俗称“数帽子”）的做法，比如“长江学者”等不会自动换算成分值，而采用“代表性骨干教师”和“师资队伍结构”相结合的方法评价教师队伍。同时，规定教师成果归属按成果产生时的“产权单位”界定，不随人移，抑制“抢帽子”等人才无序流动现象。

但即便如此，各高校在评估中对“帽子”的重视仍未减弱。中国传媒大学2018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中明确写道：“2018年，学校将以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为引领，面向海内外全面招聘优秀人才，诚邀海内外各层次优秀人才依托我校申报国家‘千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各类人才项目。”

“大学的状况一时半会改善不了。”江笑林说。

“称号”让学术界变成名利场？

“‘帽子’过多过乱，已经背离了人才计划的初衷。”2017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研究员王向朝提出对国内人才计划的担忧：“年轻人都以戴上‘帽子’作为追求，而不去真正热爱科学，投身于科研事业，更无法安心地去创新”。

抱有这种担忧的不仅王向朝一个人。在采访中，江笑林提到，现在不但有所谓“长江学者”，还有“珠江学者”等，名山大川都被拿来作为名目定义帽子。“这股风，对于学术风气是有害的。”

“国家及学校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帽子’周围，有教授拿到帽子，就去外面参加各种会议、活动邀约，但手握的几百万元科研经费又要交账，只好再招学生来打理，最后交的账就可能存在许多问题。”江笑林说。

在他看来，“帽子”对于学术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作用。“带坏了学风，另外势必有一些真正需要资源的老师得不到资源，挫伤积极性。”

2018年两会期间，台湾籍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教授张雄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取消长江学者之类学者称号评选的建议。

张雄在建议中称，有高校为提升人才评估指标，百万年薪挖走兄弟院校的“长江学者”，造成不良影响；对青年学者个人而言，这些称号关乎名誉声望，是获取科研资源、高薪酬和行政职位的筹码。这种氛围下，学术界变成了名利场。

对于是否赞同取消长江学者称号，学界意见不一。

在江笑林看来，机制应对每一位认真做学问的人都保证很好的科研条件，待遇差距不要过大，至少没有牟利空间，这样就会赶走一些不为学术只求名利的人。“还是取消这类帽子的好，让教师安静地回归教室、回归实验室。”

但也有学者认为，取消称号是因噎废食的行为，且“取消之后，已有的‘帽子’更值钱，问题反而更严重。”

记者采访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

南京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文科学者认为，取消“长江学者”称号对文科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文科很难参与院士、杰青之类的其他荣誉，长江学者是唯一高级别的荣誉。”

在上述文科学者看来，问题关键不在是否取消称号，而在于评审要规范。他认为，“杰青”评选这些年问题较少，量化的评价机制起到了一定作用。相较而言，应改变长江评长江、长江推长江的评审机制，避免裙带化和派系化问题；此外，虽然文科评估存在难以量化的问题，但“有的地方该量化的还要量化，特别是初审的通讯评审，还是有一定客观性的。”

“对于发展中阶段的地区和高校来说，这一荣誉称号仍旧是需要的。”西部某重点高校一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对于资源丰富的顶尖大学来说，一个头衔无足轻重，但许多高校远远比不上这些顶尖高校，教授水平还是参差不齐的。

这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认为，这种情况下，仍旧需要领头羊，需要激励，至少一个教授可以带几个年轻人起来是可以做到的。“当我们发达了，就不用帽子来激励了，就不会抢帽子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