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伯格洛夫：向中国学习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自40年前的今天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一直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而如今，在经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正日益以一位老师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随着海外投资数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对接受其资金的国家的运转情况也变得日益关注。可是，这个世界是否已做好向中国学习的准备了呢？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在通过其日益自信的“走出去”战略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并进行软实力的投射。在这方面最具雄心的战略便是其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能够回到在世界上的合理位置。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艾瑞克·伯格洛夫2018年12月24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评论文章：《向中国学习》

160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了历史峰值，当时中国的经济产出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此后一直到182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例一直缓慢下降；1820年之后，由于工业革命对西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例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个比例跌到了不足5%。

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并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这个国家开始踏上了创造经济奇迹的旅程。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例也上升到了五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仍在增加当中。如果中国希望自己的发展经验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并借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那么中国就必须搞清楚自己取得经济成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并证明这种机制是其他国家可以复制的。

这便是北京清华大学新成立的一家研究机构的使命。这家名为“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ademic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s and Thinking）的机构有一个颇具暗示性的缩写ACCEPT（英文单词，意为“接受”——观察者网注）。清华大学创建这家机构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和传播中国的发展经验。本月初，该机构发布了名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Economic Lessons Learned from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的首篇报告。

这篇报告阐述了五个主要观点。首先，中国在过去40年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是成立的新企业而非重组后的老企业；第二，土地从农业用地到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性质变更在鼓励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三，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其金融中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不断进行创新，市场可以运用的资金潜力不断被挖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不断走向专业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它既包括金融机构和产品的创新，也包括金融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观察者网注）对鼓励创业和扩大消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打开大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对外国知识与经验的学习；最后，积极主动的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和经济增速的剧烈波动。

这篇报告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任何一篇关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发展经验的分析文章中都会提到。在分析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时，是新出现的民营企业功劳更大还是政府调控政策的功劳更大呢？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不过，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一场午餐会上所指出的，一些人在给出答案时总是会忍不住涉及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问题。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中国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罗夏墨迹测验”（a Rorschach test for economists）。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的这份报告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视角，这份报告阐述了中国的政府管理与经济自由化两股力量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报告指出，新出现的民营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政府则提供了促使这些企业进入市场的强大激励。那些企业家们很用心地经营与政府的关系，而政府通过市场信号调控资源的分配并对一些政策试验进行评估。

除了激励新企业进入市场，中国政府还动员可观的国内资源进行投资活动。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央政府还促使各级地方政府进行不断的政策试验并从中学习，这将对中国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不过，解释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还只是第一步。如果中国真正希望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那么它还需要克服大量其他阻力，首先便是扭转国际上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不信任态度。

发达国家对中国非常抱怨的一点在于，中国一直在搭其他国家创新成果的便车，这其中就包括，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中国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技术。对于中国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吸收和模仿外国技术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然而中国庞大的规模和强大的市场力量大大增强了它进行技术转移的能力。而中国也非常乐于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这使外国竞争对手感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投资是否真地有助于自己的发展。截至目前，总体而言，中国一直避免就自己的投资提出明确的政策要求。不过，一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较低，中国必须更加关注资源的使用情况，它也无法忽视信贷接受国的负债情况。

在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发展经验时，中国面临着一个困境。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中国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取得的。而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却受制于欧盟强加给自己的发展政策，这一情况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国家反建制力量的崛起。

日益增强的中国国际影响力也遇到了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使得中国推销其发展模式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令形势更加严峻的是，西方坚持认为，一个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不应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我们正在走向危险的冲突，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制度的冲突。我们需要彼此适应对方。

发展中国家完全排斥中国的发展经验是不可取的，而西方与中国之间敌意的深化更是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各国在“向中国学习”这件事上应该秉持开放的心态，而中国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制度并非完美，哪怕是与有缺陷的西方民主制度相比。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12月24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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