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民企地位引发舆论震荡，问题还要去体制架构里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卢峰】

我是1995年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CCER工作的，现在开会场面跟当年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步。今天主题是国家发展，时间窗口又是40年改革开放。我想先从40年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中提炼一个规律性现象：宏调求稳定，改革上台阶，并由此角度对目前形势做一点分析探讨。

熟悉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40年历史的人大概脑子里面都会有这个图形，40年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平稳的，而是有明显的周期形态。但这个周期怎么画有不同的考量，粗略的说我觉得是四次下行周期加三次上行景气构成三个半周期，目前应处于历史上最长下行的底部。现在的下行周期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以来最长的一次。

中国GDP实际增速

回顾40年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两点规律性现象。第一点观察是宏观保稳定。宏观调控概念的提出、建立和完善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是一个具有中国创新意义的过程。总的来讲，我们慢慢学会了当经济面临通胀或者不景气时所谓的逆周期调节这样一种认识和理论，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做得越来越自觉，并且在长期实践中水平也越来越提升。

当然，几次经济上行后回归景气繁荣，功劳不能都记到宏观调控上。观察历史过程有很多因素推动宏观经济向景气阶段周期转换，其中最重要最本质性动力，在于我们在经济下行调整阶段，针对具体束缚经济增长的短板和瓶颈，实施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创新。主要依靠改革突破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这是40年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这个规律性现象在改革初期就凸显出来。按照1980年底决策层计划安排，本来国民经济调整从1981年开始还要持续多年，“六五（1980-1985）”期间年均增速目标被压到“保四争五”较低水平。不过实际形势是随着“洋跃进”宏观失衡因素化解后，当时推进的解放思想、包产到户、特区探索、个体经济等改革开放举措组合发力，潜在增长率在1982年后展开势不可挡的景气高增长，国民普遍贫困和吃饱饭问题很快找到解决途径。

第二次我们也很熟悉，1990年前后因为种种原因，中国面临经济和政治发展低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思想再次解放，破除姓资姓社、市场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认识障碍，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开始搭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中国经济再次迎来新一轮经济高涨，温饱问题在那个阶段比较普遍得到解决，沿海地区向小康阶段过渡，这是第二次改革上台阶。

第三次是世纪之交，中国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困难局面。当时决策层有相当大的勇气，经济上推动金融、住房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改革突破；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三个代表重大理论突破；对外开放领域我们实施入世战略，三股力量结合在一块，奠定了新世纪初宏观经济景气的基础。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开放经济高增长，伴随着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展开，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成功迈上“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新台阶。

进入新世纪以来，决策层对坚持改革开放有着非常清晰和坚定的认识，新世纪初在很多领域，比如社会保障、民生、金融利率汇率市场化等很多领域做了很多改革，也取得重要进展。十八大以后决策层更加重视改革，三中、四中全会描绘市场体制和法制制度建设蓝图和规划，2013年年底建立了中央深改办，最高领导人担任组长，到2017年10月份开了38次会议，审议了两百多个文件，破解了很多改革难题。

客观的说，过去一段时期跟40年前几次周期情况比较，可能我们在宏观谋稳定这方面，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是比较有效的，但在充分发挥改革效益方面，我觉得还有待完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针对限制经济潜在增长释放的关键领域的改革可能还不够。

至于是哪些关键领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能举出的例子包括对房地产领域的城市化，调整企业赋税的改革，户口制度城市化的规划思路，对民营经济充分平等待遇，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不适应，也有待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就进一步给予民营企业平等地位讲一点探讨性看法。

最高领导人在10月1日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民营企业贡献和地位。从40年发展经验看，大体可以说稳定靠国企、增长靠民企，托底靠国企、创新靠民企。何破除一大二公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为民营企业挣到合法空间，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目前对民企在法律、体制、政策上仍有系统性区别待遇，有必要继续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赋予民营企业体制性平等地位。

第一是民企的市场准入讲了多少年，我觉得仍然需要进一步改进。我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图，前六个最大的创造利润部门中，国企80%的利润是这六个部门创造的，和民企没有交集，因为有很多市场准入，国企确实经营状况挺好的，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垄断、半垄断的政策体制来获得利润，这在接下来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思考。

2015年不同类型企业利润分布差异

第二要在法治基础上提升保护民营经济产权有效性。完善产权保护对矫正并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增长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阶段性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协同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然而一段时期内，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出现某些不利变化，一些地方民企面临选择性执法、乱摊派和强要捐赠、翻几十年前历史旧账等多方面风险，少数地方甚至出现公权力剥夺民营企业财产案例。产权保护不完善影响长期预期，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从2011年34%降到2016年低谷3.2%。针对这一形势，中央2016年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随后最高法也发布相关法律实施意见，这些举措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然而，转型期尊重保护产权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让保护民营经济产权的政策真正落地仍需持久努力。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民间投资同比增速

再次需探讨如何通过特定程序赋予民营经济平等法律地位。我国民营经济从早年被看作“阶级异己力量”，到改革初期被接受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后来进一步被肯定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体制地位发生巨大变化，推动了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然而依据我国目前法律框架，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比较仍有明显不同待遇：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主导力量，国家“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受到“鼓励、支持和引导”，同时接受“监督和管理”。应肯定现行民企和民营经济地位法律表述代表了历史进步，然而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治理体系需要看，依据企业所有制类型决定政策方针取向是否适当需反思改进。笔者个人认为，需进一步超越企业所有制属于制度本质认识，依据所有制中性立场赋予民营经济平等法律地位，最终把两个毫不动摇调整提升为一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保护中国企业产权，支持中国企业创新发展。

最后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改进完善现行意识形态个别与改革开放实践要求不相适应因素。意识形态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发展，重要贡献之一是一次又一次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某些重要命题，否则在“阶斗+无专”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束缚下，不可能有40年经济探索与社会发展成就。然而与时俱进地继续完善意识形态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例如今年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一篇提出民营经济应退场的网络短文，就能在社会上引发议论纷纷和轩然大波，影响之大以至于需要最高层亲自澄清以正视听。

出现这个看似奇怪现象，不是因为引发争议的网络文字本身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我们转型期意识形态仍有个别不适应改革开放实践深入推进的内容，这些因素通过意识形态特有的“场域”效应影响社会心理，导致个别舆情甚至一点网络噪音也能产生超级放大的看似怪异效果。这从反面显示，进一步改进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个别不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因素，是推进我国改革创新和走向现代化面临的亟待回应的挑战性任务之一。

我想讲的基本意思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长阶段性成功故事，可以从“宏调保稳定、改革上台阶”两个方面探讨认识。从这个规律性现象观察，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处在改革时代第四轮下行调整期的低谷，也处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长下行调整期的低谷。从“改革突破上台阶”规律看，目前短期经济困难形势客观上蕴含重要现实发展机遇。我们如能在减税降负、农地流转、户口管制、城市化规划、民企待遇等问题上果断推进改革，并与扩大开放政策组合发力，定能推动中国经济迎来新景气和迈上新台阶。这无疑将有利于实现中共十九大加快现代化目标，也将为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赢得更大主动与更大胜算。

【2018年12月15日，第三届国家发展论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在北京召开，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卢锋发言。观察者网已获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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