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文/王绍光】
在过去十年里，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引起了各国经济学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国际组织甚至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百度指数”或“谷歌趋势”显示，对这个提法的关注度从2007年起不断攀升，直到2015年后才有所回落。
虽然对英文与中文学术论文库的搜索显示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中，但关于这一问题的中英文专著还不多见。因此，《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下称《跨越》）就格外引人注目。作者选择这一题目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是：
“‘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或经济学家描述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的关键词。”
《跨越》在开篇第一章就试图回答：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陷阱”并不是一个新词，“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贫困陷阱”都是耳熟能详的概念。严格来讲，“陷阱”至少应该具备三个特征：（1）存在一种自发延续与自我加强机制；（2）处于持续的稳定状态；（3）难以突破。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过什么“陷阱”的话，低收入或贫困肯定是一种陷阱。人类历史已长达三百万年，但直到大约200年前，经济增长极为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多大变化；除极少数靠剥削、压迫他人为生的富人以外，绝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贫困状态。18世纪下半叶爆发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地才出现“大分流”，其标志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加速。
荷兰于1827年率先从“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的门槛，也许是全球第一例。在随后半个世纪里，英国（1845）、澳大利亚（1851）、比利时（1854）、新西兰（1860）、美国（1860）、瑞士（1868）、乌拉圭（1870）、丹麦（1872）、法国（1874）、德国（1874）、奥地利（1876）也相继进入“中低收入”俱乐部。“低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明显符合上述三个特征，因为人类花费几百万年才摆脱它。
那么，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我们回看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但今天往往被人遗忘），这种陷阱似乎也是存在的。
以荷兰为例，它于1827年跨入“中低收入”门槛，但直到128年后的1955年才进入“中高收入”群组。美国在“中低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短一些，不过也足足花费了81年（1860~1941）。对这些国家而言，从“中高收入”阶段进一步过渡到“高收入”阶段也十分艰难：美国花费21年（1941~1962），加拿大花费19年（1950~1969），澳大利亚花费20年（1950~1970），新西兰花费23年（1949~1972）。
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中等收入与中高收入两个阶段）长达百年之久，甚至更长。不过，它们最终都跳出了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
荷兰阿姆斯特丹（资料图/视觉中国）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它们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意味着后发经济体也一定会重蹈覆辙呢？
在一篇发表在2004年《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里，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杰夫里·格瑞特（Geoffrey Garrett）提出一个论点：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技术上比不过富国，价格上拼不赢穷国。为了论证其观点，格瑞特按1980年人均GDP将世界各经济体分为高、中、低三组，然后计算各组在其后20年（1980~2000）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结果发现：中等收入组的增长速度不到20%，既慢于高收入经济体（约50%），也慢于低收入经济体（超过160%）。
三年后，在题为《东亚复兴：有关经济增长的看法》的长篇报告中，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人员中引用了格瑞特的文章，并首次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几年后，这个概念一下流行起来，不少人听到它便想当然地认为，高收入经济体已修成正果，低收入经济体的“起飞”相对容易，只有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可能会落入增长陷阱，且很难跳出陷阱。
其实，格瑞特和世行报告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陷阱”这个概念，前者根本没有提及这个名词，后者在十年后发表的反思文章中解释道，他们原本的意思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落入增长停滞的陷阱，而不是说中等收入经济体一定会比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更容易落入增长陷阱；
“这种‘陷阱’存在于各种收入水平，从低收入到高收入”。
他们澄清，“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说法、一种预警，为的是激发有关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方式的讨论，但这个提法缺乏严谨的定义与数据支撑。
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在21世纪初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原因有二。
一是，与战后初期相比，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124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为例，1950年时，其中80个是低收入经济体，41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只有3个；而到2013年时，低收入经济体的数量降至37个，高收入经济体增至3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量成为大头，达到54个。尤其在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比例更高，涵盖95%以上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口。
二是，现有经济理论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理解低收入经济体（大约10亿人口）的发展，有索罗增长模式；理解高收入经济体（大约10亿人口）的发展，有内生增长理论；但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大约有50亿人口）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或模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行2007年报告的执笔者十年后说，“中等收入陷阱”与其说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注定的命运，不如说是经济理论上一个“无知的陷阱”。
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始作俑者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陷阱”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陷阱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格瑞特提供的证据事后被证明不足为凭。
有研究者用更新的数据重新计算各类经济体在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发现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格瑞特描绘的那么大。如果采用与格瑞特不同的指标划分高、中、低三类经济体，这种差距则会完全消失。可见，数据与尺度的选择可能严重影响研究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即使沿用格瑞特的划分指标，无论是在1990~2010年间，还是在1995~2015年间，中等收入经济体都比高收入经济体增长速度更高。也就是说，在某些时段里，中等收入陷阱似有还无，而在另一些特定时段里则根本不存在什么增长陷阱。
世界银行在上述2007年的报告中没有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任何证据。不过，它在2013年出版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展示了一张图（见下图，亦见《跨越》第9页），后来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证据而广为引用。
该图依各经济体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比重将它们划分为低、中、高三类国家；它试图告诉读者：世界上在1960年时已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
然而，只要对该图稍作推敲，就会发现其立论基础十分脆弱。
首先，它对“中等收入”的定义过于宽泛，包括所有人均GDP相当于美国水平5.2%~42.74%的经济体。结果，1960年时，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低收入经济体，其中还有两个已站在中等收入的门槛上。而到了2008年，低收入经济体的数量却增加到40余个，完全有悖常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60年时的中国已经被划入中等收入的行列，从而导出中国从1960年到现在一直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结论。
其次，正如《跨越》一书指出的，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经济体中，毛里求斯（126万人）与赤道几内亚（74万人）其实“仍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征”；以色列只有836万人，而中国香港（740万）、新加坡（585万人）、爱尔兰（484万人）、波多黎各（370万人）的人口更少，葡萄牙与希腊人口也刚刚勉强超过1000万，都属于小型经济体；且早在1960年，以色列、爱尔兰、日本离高收入的边界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如果排除这10个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毕业生”只剩下中国台湾、韩国与西班牙。这恐怕并不是世行这份报告起草者希望看到的结论。
第三，低、中、高是相对概念，采用相对标准不无道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世行这张图的参照系是美国的人均GDP。换句话说，在这张散点图中，凡是2008年的点位比1960年提高的经济体，其人均GDP增长速度都快于美国；只有点位下滑的经济体，其人均GDP增长速度才慢于美国。
美国历年GDP增速（图/Trading Economics）
用1950~2017年间的数据计算，在此期间，美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是2.05%，与其他100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相比，其速度居中，列第52位；增速等于或低于0的经济体只有7个。除非认定美国在这几十年间落入陷阱，否则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断言那51个人均GDP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的经济体落入了某种陷阱。因为如果美国和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那么后者逼近、跨过高收入标线、甚至超越美国都是可能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多数后发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比今天那些高收入国家当年停留的时间更短。
很多人一谈到中等收入国家马上会联想到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仿佛这几个国家的经历就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宿命。拉丁美洲确有几个国家很早就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如乌拉圭（1870）、阿根廷（1890）、智利（1891）、委内瑞拉（1925）、墨西哥（1942）、巴拿马（1945）、哥伦比亚（1946）、巴西（1958）；到目前为止，只有乌拉圭和智利于2012年迈入高收入的门槛，阿根廷也曾短暂进入这个门槛，而其余国家仍停留在中高收入群组。但拉丁美洲一个区域的经验未必有代表性。
拉美地图（图/谷歌地图）
有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普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在124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中，到2013年，共有45个完成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其中36个经济体在1950年或之前已完成过渡；剩下9个在1950年以后完成过渡。前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荷兰（128年），最短的是以色列（19年）；后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哥斯达黎加（54年），最短的是中国（17年）。
如果把45个经济体放在一个散点图上，横轴是进入中低收入的时间（年份），纵轴是过渡时间的长短（年数），然后画一条回归线，可以清楚看到两者呈负相关，具有统计意义，斜率达-0.6，表明进入中低收入的时间越晚，过渡期越短。前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64年，后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28年，不到前者的一半。如果把这45个经济体一并考察，过渡期的中位数则为55年。
在这45个经济体中，到2013年共有30个（绝大多数是欧美国家）完成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其中5个经济体在1950年或之前已完成过渡；剩下25个在1950年以后完成过渡。前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新西兰（23年），最短的是瑞士（14年）；后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阿根廷（41年），最短的是中国香港和韩国（7年）。
用这30个经济体作出的上页图也显示出一条具有统计意义的负相关回归线，斜率是-0.11，表明进入中高收入的时间越晚，过渡期越短。前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20年，后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14年，这30个经济体的过渡期中位数则为15年。
对这45个经济体的分析有助于澄清我们在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误区。
有些人会不经意把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作为是否落入陷阱的标杆，似乎只要过渡期比它们长，就表明已进入陷阱。其实，正如拉美国家是特例一样，这些东亚经济体也是特例。我们已经看到，欧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阶段）普遍停留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最终进入高收入阵营。而后发经济体的过渡期普遍比欧美国家要短，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那些后发国家一定会落入陷阱呢？
如果一定要为落入陷阱设定时间标准（持续的稳定状态），恐怕应该考察一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超过55年、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超过15年。拿这两把尺子衡量，的确可以找到一些久陷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阶段的例子（如一些拉美国家，但并非所有）；不过，更多的经济体（如大多数亚洲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虽然仍未过渡到下一阶段，但一直在砥砺前行。既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大概率事件，那么我们完全没必要谈虎色变，以为中等收入是道难以迈过的坎。
资料图：视觉中国
《跨越》不仅是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它是把“中等收入陷阱”置于中国的伟大崛起中加以观察的。在本书的后几个篇章，作者分别分析了中国如何跨越“贫困陷阱”、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为什么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50年的奋斗，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终于在1999年摆脱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贫困陷阱，从低收入迈入中低收入阶段。十几亿人摆脱贫困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事件，但国际上总有一些人希望看到并预测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到底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正如《跨越》一书所说，
“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特殊的阶段，要比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
中国在这一阶段将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对现阶段的中国发展具有警示意义”。
另一方面，作者列举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认为中国能够有效应对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者坚信，
“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中国1999年进入中低收入阶段，至今已过去了将近20年。站在这个节点上展望中国迈向高收入的前景，《跨越》的作者相信，
“未来的基本方向，就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在未来十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人的这份自信绝不是虚幻缥缈的玄想，而是靠实打实数据支撑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在中低收入阶段只停留了12年（1999~2011）便跨入了下一阶段—中高收入阶段。
前面引述的另一份研究表明，中国完成这一过渡所用的时间是所有有历史数据的经济体中最短的。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一般会比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长，前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55年，后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15年。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依旧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态势。这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完成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不会超过15年。换句话说，从2012年中国迈入中高收入阶段算起，到2025年之前，中国就将完成跨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豪迈地宣布：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伪命题。”
的确，不要说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即使有这种陷阱，中国人民也会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回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8年12月刊，原标题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注释从略，内容有编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