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大规模骚乱事件的背后，是意味深长的政治局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2019年1月3日以来，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发生大规模骚乱。在印人党（BJP）和国民志愿团(RSS)的支持鼓动下，数以万计的狂怒印度教信众发起大规模暴力示威，骚乱席卷喀拉拉邦多个地区，造成大量设施、车辆、公物被损毁，暴徒还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和警察发生冲突激烈冲突。截至目前，喀拉拉警方已登记在案接近2000宗相关刑事案件，逮捕了近6000名嫌疑人。

这起造成巨大震动大规模骚乱事件的原因在外人看来无关宏旨，但是在印度当下的政治语境下却显得意味深长。1月3日下午，两名本地妇女在喀拉拉警察的护送下，进入萨巴利马拉寺庙（Sabarimala Temple）礼拜，这触犯了萨巴利马拉寺庙的传统禁忌。

虽然印度最高法院早在2018年9月就已经裁定，萨巴利马拉寺庙禁止特定年龄段妇女进入寺庙的作法违宪，但即便如此，这两名妇女行动仍点燃了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剧烈冲突，最终上升为喀拉拉邦印人党和印共（马）之间的总较量。

印度人在抗议两名女子进入萨巴利马拉寺庙（@东方IC）

冲突从何而来？

作为印度南部香火最旺的寺庙之一，萨巴利马拉寺庙每年有近百万信众前来朝圣。在诸多女性权力团体和进步组织的申诉下，印度最高法院2018年9月28日宣部“喀拉拉印度教圣地公共礼拜法（1965）”违宪，在此之前所有经期年龄（10至50岁）的女性一概禁止进入供奉着“永恒单身之神”的阿亚帕（Ayyappa）的萨巴利马拉寺庙。

由于典籍混乱，经期年龄的女性被禁止进入萨巴利马拉寺庙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涉及印度教三大主神中的两个：阿亚帕是毗湿奴主神和湿婆神主神的儿子，他击败了一个受诅咒的女魔，并将其美丽少女的真身还原。少女出于感激之情向阿亚帕求婚，但是阿亚帕推脱逃离，此后对女性避而远之。在传说中，阿亚帕不再接受经期年龄的女性膜拜，而女性信众害怕自己玷污阿帕亚作为独身者的神性，也选择避免前往萨巴利马拉寺庙。

一方面，以印共（马）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废除妇女禁入令是印度宪法弘扬男女平等，保障个人信仰自由的体现。他们认为，将妇女经血等用于宗教意义的“不洁”只不过是一种体现父权的“发明”，因此必须纠正。另一方面，以印人党和国民志愿团为代表的保守理论则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最高法院无视印度教传统习惯，粗鲁的把社会变革“强加”到信众头上，是一种蓄意而为的“灭教”行为。

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以后，在国民志愿团和印人党的支持和操纵下，大批狂热的印度教信众以“保护印度教信仰”为名从各地串联涌入喀拉拉邦。为了激发印度教信众的宗教狂热，印人党甚至将印共（马）的领导人比作历史上曾经大肆毁灭印度教寺庙的莫卧尔皇帝奥朗则布。在2019年1月3日两名妇女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萨巴利马拉寺庙，这引爆了早已聚集在喀拉拉邦的印度教信众，尤其是警察护送这个细节被认为是印共（马）密谋消灭印度教传统的阴谋。

印共（马）为首的进步力量仰仗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有恃无恐，带领进步力量和喀拉拉邦警察坚决守护秩序和法律权威，而以印人党和国民志愿团为首的保守力量则仰仗印度教的神性和号召力，带领串联聚集的信徒坚决维护宗教的尊严。正是这种双方都自恃得理的局面，导致了冲突几乎没有自动调和的可能，因此冲突烈度陡然走高。

冲突为何政治意味浓厚？

这次萨巴利马拉寺庙之所以政治意味浓厚，恐怕还是要从印人党近期的选举形势和策略说起。在最近结束的印度地方议会选举中，印人党遭遇惨败，以悬殊的选票差距在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 Pradesh）和拉贾斯坦邦（Rajasthan Pradesh）输给了国大党，中央邦（Madhya Pradesh）也以国大党用微弱优势胜出而告终。距离印度2019的大选只有5个月不到的时间，这场大溃败让莫迪领衔的印人党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8年以来，印人党还失去了几个关键的地方盟友，包括安得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 Party, TDP)、比哈尔邦的国家人民平等党（Rashtriya Lok Samata Party, RLSP)等等。此外，印人党与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实力强大的传统盟友湿婆神军党（Shiv Sena）也龃龉不断。与此同时，国大党则趁着五邦选举胜利的浪潮，重新集结起反对印人党的动能，形成了强大的反现任（anti-incumbent）力量。原本自信满满的印人党，在遭遇五邦选举的大溃败之后，为了确保大选的胜利，几乎已经进入了狗急跳墙的“应急状态”。

印人党历来就有“婆罗门和巴尼亚党”之称，被认为是高种姓宗教人士和中等种姓商人的控制的政治力量。

虽然莫迪领导下的印人党有向新型全民党发展的趋势，但其的政治本色仍离不开宗教虔诚和商业利益，因此“教派政治”和“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印人党赖以赢得选举的“两架马车”。莫迪当选以后印度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创造城乡就业机会这个关键指标上，他5年来的表现却与竞选承诺相距甚远。

因此，莫迪如果在2019年选举中继续选择打“经济牌”，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况且，在距离大选只有5个月的情况下，除了短期的财政刺激以外，莫迪对于经济问题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印度工会抗议莫迪政府的劳动政策，要求政府控制物价上涨、保障就业，提高薪资

在这种“两架马车”中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印人党只能更加依赖宗教动员。在印度北部，印人党通常用穆斯林问题来做搞宗教动员，但是到了穆斯林人口较少的南部，则因地制宜开发了新的议题。这也是为什么印人党会在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上大做文章，利用狂热的宗教情绪动员信众，把“保卫印度教”和把“拥护印人党”等同起来。

此外，随着大选日期日益迫近，印人党对于宗教议题这架马车的重视，还体现在印人党近期针对其“基本盘”的维护。莫迪领导的内阁近日批准了一项提案，允许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为经济弱势的高种姓群体划定10%的招录“保留席位”，使他们和“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同样享有特殊的录取通道。

此后，印人党还将把此提案作为“宪法修正案”提交印度议会，如果这一修正案得到通过，将成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事件——这意味着印度的“保留席位政策（Reservation Policy）”的基础将从纯粹的以种姓为基础，变为综合考虑经济情况和种姓。这种变革对于印人党的高种姓基本盘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利好。

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背后的历史映射

对于印人党来说，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不仅是煽动全国印度教徒宗教热情的抓手，同时这也是打击喀拉拉邦执政党印共（马）的绝佳机会。印共（马）在喀拉拉邦长期执政，而喀拉拉邦在印共（马）的领导下，虽然不太富裕，却是印度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邦，这和印共（马）长期重视教育、卫生、土地平权的政策密切相关。例如，喀拉拉邦女性识字率高达92%，遥遥领先印度平均水平。

虽然喀拉拉邦在印共（马）的带领下取得大幅社会进步，但是其执政的历史却并不一帆风顺。1957年，南布迪里巴德（Namboodiripad）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在民主选择获胜的印度共产党候选人。1959年，南布迪里巴德推动了颠覆性的《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Bill）》和 《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s Bill)》，这些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法案显然伤害了既得利益群体。

随后，喀拉拉邦的穆斯林、天主教徒和印度教信徒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异教徒”，发动了名为“自由抗争（Liberation Struggle）”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当时，在中央执政的国大党政府对于喀拉拉邦的社会动乱也乐享其成，最终以“恢复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将民选执政的共产党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推翻。

有趣的是，此次在萨巴利马拉寺庙问题上，国大党中央和喀拉拉邦国大党的意见并不统一：党中央希望维持拥护最高法院的决定，以此体现国大党的世俗、进步的色彩，以争取低种姓、穆斯林和女性选民，但是喀拉拉地方的国大党却想借萨巴利马拉寺庙敲打执政的印共（马）。

此次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以当年的“自由抗争（Liberation Struggle）”如出一辙——各种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制造动乱反对印共（马）的进步政策。不同的是，1959年时还没有进入政坛的印人党现在成了执政党，而当年在中央坐享其成的国大党现在成了最大反对党。而相似的是，在喀拉拉邦的地界上，当年不管穆斯林、印度教徒、天主教徒都团结起来反对信仰唯物主义的异教徒，而今不管喀拉拉邦的国大党和印人党都借萨巴利马拉寺庙事件来挑战印共（马）的执政地位。

可以想见，如果喀拉拉邦的局势再恶化下去，那么印人党中央政府就有可能像1959年的国大党中央政府一样出面迫使印共（马）政府下台。这样一来，高举“保卫印度教”大旗的印人党就能借势在大选之前冲击喀拉拉邦这个左派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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