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践行民主理念，西方没有做到选举和抽签两开花
【2018年12月中信集团出版了王绍光教授的专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本文选取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耶鲁学派的兴起
达尔本人论述中有关抽签的部分一般都很简短，但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抽签在他思想中无关紧要。一批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工作过的人后来成为抽签的倡导者，这不完全是偶然的，恐怕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达尔的影响。
例如，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耶鲁大学求学的詹姆斯·费希金成为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在1991年出版的《民主与商议：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一书中，他颇具创意地提出了一种“商议式民调”；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
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1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费希金已在这方面出版了好几本书与很多文章，从规范与实证的角度阐述商议式民调的可行性、可欲性。2
与费希金一样，伊森·里布从本科到政治学博士学位都是在耶鲁大学获得的。里布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美国的商议民主：有关设立第四权的建议》。这里所谓第四权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再设立一种不受金钱、权势影响的民众权，它由525位经过分层随机抽签的个人组成。
该书十分详细地解释了第四权的构成、运作方式，它与其它三权的关系。费希金的构想中，抽签产生的机构只有建议功能，而里布构想中的第四权则享有立法功能。3
另一位从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的学者，凯文·奥利里于2006年出版了《拯救民主：在美国实现真正代表制的方案》一书，他的构想同样新颖、大胆。他建议，在美国国会的435个选区，分别建立435个民众大会（Assemblies）；每个民众大会由在当地选民中随机抽取的100位公民组成；它们将就本地、国内和国际主要政策议题进行辩论与商讨。这43500位居住在全国各地的人构成“人民院”（People’s House），可对参、众两院的立法进行否决，也可提出法案供参、众两院考虑。
奥利里的设想受到不少人的好评，包括他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老师罗杰·史密斯（Rogers Smith），其评语是：“说到美国政治，一个巨大的丑恶现实是，虽然我们在海外贩卖民主，没几个美国人奢想可以影响他们自己的政府。也许，现实只能如此。也许，在一个三亿人的国度，只能由精英统治，民主至多只能偶尔把几个无赖赶下台。但是，越来越多勇敢的思想家与行动家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奥利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4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曾在耶鲁大学求学，但在那里的工作经历也让他们对抽签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本人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该校的政治学系工作时，曾与达尔有过不少接触。从曼宁1997年出版的书中，5 我第一次了解到抽签在政治制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为此，我专门约达尔见面，希望听听他对抽签的看法。现在回想起来，没有那次对谈，也许我根本不会有编这本文集的计划。
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约翰·麦考米克曾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工作过五年。在2011年出版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最后一章，他笔锋一转，开始设想如何改造美国现有的代议民主制。他提议，成立一个类似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保民院，由51名不富有、无官职、年龄超过21岁的普通公民组成，经抽签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不得重复担任。
保民院是授薪职，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六个小时；雇主必须为其成员保留原有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讨论联邦政府事务；它可以邀请学者、专家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它有权以多数表决方式否决国会立法、行政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可以召集全民公投；如果51票中有38票以上赞成，保民官在其一年任期内有权对现任联邦官员启动弹劾程序。6
现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的法国人海伦·兰德摩尔对抽签作用的解释颇有新意。
耶鲁学派出品的“奴隶制三部曲”
她于2013年出版了《民主的理由：政治、集体智慧与多数统治》，为的是给民主提供一个认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几个脑瓜比一个脑瓜好”(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与中国体现民间智慧的成语“人多智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出一辙。兰德摩尔的新书力图论证，这就是民主的认识论基础。7 除了这本书以外，她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包括本文集所收的两篇论文），试图从认识论角度为用抽签方式挑选人民代表提供了支持论据。8
有意思的是，兰德摩尔这方面的思考受到一位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财务系任教的华裔教授的影响。从那位教授两篇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是什么吸引了兰德摩尔：一篇是“异质主体的问题解决”； 9 另一篇是“不同类型问题解决者组合可以超越强能力问题解决者组合”。
这两篇论文证明，解决问题时，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而不是参与者个体的能力。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对抽签的疑虑，因为不少人对抽签有保留的理由是，抽出来的人不如选出来的人聪明。而抽签产生的组合肯定比选举产生的组合更具多样性、异质性。10
如果说抽签只是达尔理论体系中一环的话，在他的学生与年轻同事那里，抽签已是他们论述的重心。
由于这么多在耶鲁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人从事与抽签相关的研究，有人称他们已形成了一个“民主改革的耶鲁学派”，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不同途径共同推动抽签在政治中的运用，如达尔“微众”、费希金的“商议式民调”、里布的“第四权”、奥利里的“人民院”、麦考米克的“保民院”、兰德摩尔的“集体智慧”。11
其实，自达尔出版《革命之后》起，世界各地学者对抽签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浪潮；所谓“耶鲁学派”只不过是一簇比较引人注目的浪花而已。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尔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抽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12历史学者、13 统计学者、14 决策学者，15 且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书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义的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的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的议员仍由选举产生。16 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印制粗糙的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17
尽管如此，这本书可以看作发出了八十年代的先声。在接下来的八十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 18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 19
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20
另一位是新西兰政治学家理查德·穆根，他1984年的文章回顾了抽签在雅典民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倡导在基层治理中广泛运用抽签这种民主机制。21在新西兰后来的选举制度改革中，穆根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有两位奇人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公民立法机构》，其中一位作者是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小说家、电影评论家、生态乌托邦的倡导者；另一位是迈克尔·菲利普斯，银行家、世界上第一种信用卡—万事达卡的创立者。这本小册子建议用随机的方法来挑选美国众议员，而不是用选举来挑选。
与本黑姆的看法相似，《公民立法机构》主张废除选举，但不抛弃代议制（用抽签选代表，而不是票选代表），借以消除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这两位作者认为，如果采取抽签的方式，任何政治、经济势力都不再能造成不平等的利益代表或社会区隔。
这样一来，就不必浪费竞选所需的时间及金钱了，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均等的机会进入国会，国会议员的构成就能在很大程度反映人口的构成。 22
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23
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
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再过两年，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25从下图中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在这个十年里，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七十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与抽签（Sortition）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数量，1749-2017年 数据来源：Google Scholar
进入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如图二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签具有何种优势？
同样，其它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上图），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如费希金的三本书《民主与商议》（1991）、《正义对话》（1992）、26《人民的声音》（1995）， 27芭芭拉·古德温的《抽签正义》（1992）， 28 《迈向新社会主义》（1993）， 29 《小群体中的民主》（1993），30 美、德三位学者主编的《公民参与中的公平与能力》（1995），31 艾米丽•霍普特曼的《将选择放在民主之前》（1996），32 伯纳德•曼宁的《代议政府的原则》（1997），33 两位英国社会活动家的《雅典式选择：大刀阔斧改革英国上院》（1998）。34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21世纪刚刚过去了十六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上图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本世纪头十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二十年的总和；而过去七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
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签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九本专著。35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 36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37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签的研讨会；38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年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39
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签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 40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八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如布鲁斯•阿克曼、42乔恩•埃尔斯特、43桑福德•列文森、44尼尔•达克斯伯里。45
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46
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 47 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
千禧大学生不待见民主——英国《旁观者》周刊2017年8月26日一期封面
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48还有多个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49
在这次大会上，一本刚刚从佛兰芒文译为英文、并受到欧美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小书《为民主而反对选举》也引起了政治学家们的热议，而这本书倡导的正是，以抽签为基础、重构民主制度。 50该书的主张也得到了古希腊史学家保罗•卡特利奇的呼应。51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
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
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产生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也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的思考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这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52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的复兴。
抽签实践：遍地开花
的确，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签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53 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54
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55
因此，随机抽签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是前面提到过的詹姆斯·费希金，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56
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57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58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59
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60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61
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个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 62
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它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63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64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 65
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和20项对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法建议。66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改造上议院， 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 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宪会议。67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68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二十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抽签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69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70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本文摘自《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曾单独发表在《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一辑，翻页请看书的详细信息和注释）
1 James S. Fishkin,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James S. 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mes S. Fishkin, When the People Spea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Ackerman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与政治学系双聘教授。
3 Ethan J. Leib,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merica: A Proposal for a Popular Branch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4).
4 Kevin O’Leary, Saving Democracy: A Plan for Real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John P.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7 “Post-Electoral Republics and the People’s Tribunate Revived,” pp. 170-188。
7 Hélène Landemore, Democratic Reason: Politic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Rule of the 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8 Hélène Landemore, “Deliberation,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Democratic Inclusiveness: An Epistemic Argument for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Synthese, No. 190 (2013), pp. 1209–1231
9 Lu Hong and Scott E. Page, “Problem Solving by Heterogeneous Ag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97, No. 1 (2001), pp. 123–163.
10 Lu Hong and Scott E. Page, “Groups of Diverse Problem Solvers Can Outperform Groups of High-Ability Problem Solv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1, No. 46 (2004), pp. 16385–16389.
11 J. H. Snider, From Dahl to O’Leary: 36 Years of the “Yale School of Democratic Reform,”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Vol. 3, No. 1 (2007), http://services.bepress.com/jpd/vol3/iss1/art9/.
12 Dennis C. Mueller, Robert D. Tollison and Thomas D. Willett,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via Random Selection,” Public Choice, Vol. 12 (Spring 1972), pp. 57-68.
13 E. S. Staveley, 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2).
14 Stephen E. Fienberg, “Randomization and Social Affairs: The 1970 Draft Lottery,” Science, Vol. 171, Issue 3968 (January 1971), pp. 255-261.
15 Peter C. Fishburn, “Acceptable Social Choice Lotteries,” in Hans W. Gottinger and Werner Leinfellner, eds., Decision Theory and Social Ethics: Issues in Social Choice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p. 133-152.
16 Ted Becker, Un-Vote for a New America: A Guide to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6), pp. 183-185， 192-193.
17 谷歌学术搜索显示，截止2017年2月7日，这本共被引用5次，除去一次作者自引，两次俄文引用，其余剩下的两次引用来自同一位作者。
18 见他的自传John Burnheim, To Reason Why: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nd Beyond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 John Burnheim, “Statistical Democracy,” Radical Philosophy, No. 27 (1981), pp. 5–12; John Burnheim, “Statistical Democracy: How Is a Socialist Democracy Possible?” Thesis Eleven, No. 3 (1981), pp. 60–71.
20 John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可在此下载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democracy/。哈耶克大概是最早发明“Demarchy”这个词的人，但哈耶克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受到限制的民主”，与本黑姆的用意完全不同，参见F. A. Hayek, “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Thought,” Occasional Paper, No. 20 (1968),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pp. 31-36.
21 Richard 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October 1984), pp. 539-560.
22 Ernest Callenbach and Michael Phillips, A Citizen Legislature (Berkeley: Banyan Tree Books, 1985).
中译本把书名译为“强势民主”，似乎容易引起误解。本杰明•巴伯（彭斌、吴润洲译），《强势民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Benjamin R.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003), Chapter 10, “The Real Present: Institutionalizing Strong Democracy in the Modern World,” pp. 261-
24 Barry Holden, “New Directions in Democratic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36, No. 2 (1988), pp. 324-333.
25 James S. Fishkin, The Dialogue of Justice: Toward a Self-Reflective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6 James S. 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 Barbara Goodwin, Justice by Lott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8 W.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Press, 1993).
29 John Gastil, Democracy in Small Groups: Participa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3)
30 Ortwln Renn, Thomas Webler, and Peter Wiedemann, eds., 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aluat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1995).
31 Emily Hauptmann, Putting Choice before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32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3 Anthony Barnett and Peter Carty, The Athenian Option: Radical Reform for the House of Lords (London: Demos, 1998).
34 见Imprint Academic 出版社的网页http://www.booksonix.com/imprint/bookshop/category.php?09。
35 研讨会的成果是上文提到的Mark E. Warren and Hilary Pearse, eds.,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36 见研讨会网页http://lapa.princeton.edu/eventdetail.php?ID=243。
37 第一次研讨会的成果被收入Oliver Dowlen and Gil Delannoi, eds., Sort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rlottesville, VA: Imprint Academic, 2010)一书。第二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直接民主与抽签”，其论文集可在此下载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publication/978/publication_pdf_cahier.56.23.pdf。第三次研讨会的广告见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rencontre/210/rencontre_programme_fr_programmesortition3rd.pdf。
38 研讨会的初步报告可以在此下载http://www.tcd.ie/policy-institute/assets/pdf/Lottery_Report_Oct12.pdf。
39 见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September 2010).
40 见Symposium: John McCormick’s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Good Society, Vol. 20, No. 2(2011).
41 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2 Jon Elster,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Juries, Assemblies, E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3 Sanford Levinson, 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 (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4 Neil Duxbury, Random Justice: On Lotteries and Legal Decision-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 Carole Pateman, “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Revisite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0, No. 1 (March 2012), pp. 7-19.
46 Jane Mansbridg, “Should Blacks Represent Blacks and Women Represent Women? A Contingent ‘Y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3 (August 1999), pp. 628-57; 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 eds.,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7 Jane Mansbridge, “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 What Is Political Science Fo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2, No. 1 (March 2014), pp. 8-17.
48 Ahmed R Teleb, “Sortition finally in the public eye? A report-back from APSA in Philadelphia,” Equality by Lot, The Blog of the Kleroterians, September 5, 2016, https://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6/09/05/sortition-finally-in-the-public-eye-a-report-back-from-apsa-in-philadelphia/.
49 David Van Reybrouck, 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6).
50 Paul Cartledge, “Ancient Greeks would not recognize our ‘democracy’ – they’d see an ‘oligarchy’,” The Conversation, June 3, 2016, http://theconversation.com/ancient-greeks-would-not-recognise-our-democracy-theyd-see-an-oligarchy-60277; Paul Cartledge, “And the lot fell on… sortition in Ancient Greek democratic theory & practice,” March 31, 2016, https://blog.oup.com/2016/03/sortition-ancient-greece-democracy/.
51 Oliver Dowlen, 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 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 for Public Office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8), pp. 217-218.
52 Detlef Garbe, “Planning Cell and Citizen Report: a report on German experiences with new participation instru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14, No. 2 (1986), pp. 221-236.
53 参见Ortwln Renn, Thomas Webler, and Peter Wiedemann, eds., 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aluat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1995); Usman Khan, Participation Beyond the Ballot Box: European Case Studies in State-Citizen Political Dialogue (London: UCL Press, 1999); Brian Wampler,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Brazil: Contestation, Coope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参见Jelke Bethlehem, The Rise of Survey Sampling (Hague: Statistics Netherlands, 2009)。如果说以前对如何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还有争议的话，奈曼在1934年发表的论文被认为在这方面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见Jerzy Neyman, “On th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Representative Method: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the Method of Purposive Selec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97, No. 4 (1934), pp. 558-625.
55 James S. Fishkin,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56 有关商议式民调的试点，见斯坦福大学商议民主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cdd.stanford.edu/polls/。实际上，温岭的作法并非是受到费希金理论的启发，而是本土智慧的产物，参见慕毅飞，“温岭公共预算民主恳谈的实践与思考”，见刘平、鲁道夫•特劳普-梅茨编，《地方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国和德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年），第106-115页。除了温岭市的泽国镇以外，近十余年来，江苏无锡市、黑龙江哈尔滨市、上海闵行区、河南焦作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安徽淮南市、广东佛山市顺德区等地都进行过参与式预算改革，其中有些地方参与群众是由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的，如云南省盐津县的四个镇，参见马骏，“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5期，第5-34页。
57 Mark E. Warren and Hilary Pearse, eds.,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British Columbia Citizens’ Assemb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trick Fournier, Henk van der Kolk, R. Kenneth Carty, André Blais, and Jonathan Rose, When Citizens Decide: Lessons from Citizen Assemblies on Electoral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8 罗雅尔建议的英文版见http://www.southsearepublic.org/article/626/read/royals_participative_democracy。
59 Patrick Fournier, Henk van der Kolk, R. Kenneth Carty, André Blais, and Jonathan Rose, When Citizens Decide: Lessons from Citizen Assemblies on Electoral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6Press, 2011), pp. 25-26; J.H. Snide, “Citizens Assemblies: A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Legislativ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June 19, 2007, http://www.w3.org/2007/06/eGov-dc/papers/NAS-eGovernmentPositionPaper.pdf.
60 Björg Thorarensen, “Why the making of a crowd-sourced Constitution in Iceland failed,” Constitutional Making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http://constitutional-change.com/why-the-making-of-a-crowd-sourced-constitution-in-iceland-failed/.
61 Björg Thorarens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in Iceland: Involving the People into the Process,” paper presented at Oslo-Rom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emocracy, November 7-9, 2011, https://www.uio.no/english/research/interfaculty-research-areas/democracy/news-and-events/events/seminars/2011/papers-roma-2011/Rome-Thorarensen.pdf.
62 Paul Fontaine, “Why Does The New Constitution Matter? An Interview With Dr. Lawrence Lessig,” Reykjavík Grapevine, November 11, 2016, http://grapevine.is/mag/interview/2016/11/11/why-does-the-new-constitution-matter-an-interview-with-dr-lawrence-lessig/.
63 Tanja Aitamurto, Crowdsourcing for Democracy: A New Era in Policy-Making (Parliament of Finland, January 2012), http://cddrl.fsi.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Crowdsourcing_for_DemocracyF_www.pdf.
64 Alan Renwick and Jean-Benoit Pilet, Faces on the Ballot: The Personalization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08-209.
65 抽签过程中共抽取99位成员与99位替补，如果被抽中的成员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任，则由替补接任。见公民大会官方网站https://www.citizensassembly.ie/en/。
66 Anthony Barnett and Peter Carty, The Athenian Option: Radical Reform for the House of Lords (London: Demos, 1998).
67 Citizens’ Assembly project, “Citizens’ Assembly Pilots,” http://citizensassembly.co.uk/#.
68 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mmittee, Do we need 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K? March 28, 2013, http://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committees/political-and-constitutional-reform/CC-Report-FINAL-to-TSO.pdf; The House of Lords Library No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Possible Options in the New Parliament,” March 20 2015,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LLN-2015-008/LLN-2015-008.pdf; Lucinda Maer, “Citizens’ Assemblies 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No. 07143 (July 28, 2016),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SN07143/SN07143.pdf.
69 iSolon.org, “Government Reports & Legislation Completed Citizen Assemblies,” http://jhsnider.net/CitizensAssembly/GovernmentDocuments.htm.
本书是王绍光教授继《民主四讲》后历时十年的心血之作。此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证明，在过去2600多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实现民主、共和理念的主要方式是抽选而不是选举。全书各章分别叙述了从雅典到威尼斯的民主、共和政制中，抽签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运用抽签的原因，抽签过程如何操作，抽签对当时的政制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等等，全面探讨了抽签这种遴选方式在民主、共和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复原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运作，细致展现了抽签模式在其中的具体实践。
《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雅典民主与抽签
雅典并不是第一个民主/ 004
雅典民主的兴衰/ 007
雅典民主的支柱/ 012
雅典民主与抽签/ 022
雅典民主: 小结/ 048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与抽签
“共和” 概念的演化/ 061
罗马共和国的兴衰/ 065
罗马共和国的支柱/ 072
罗马共和制与抽签/ 081
罗马共和制: 小结/ 135
第三章 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抽签
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兴衰/ 145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支柱/ 159
佛罗伦萨共和制与抽签/ 171
佛罗伦萨: 小结/ 221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国与抽签
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变迁轨迹/ 237
威尼斯共和国的支柱/ 260
威尼斯共和制与抽签/ 276
威尼斯: 小结/ 350
第五章 抽签: 从式微到重生
民主抽签与共和抽签/ 369
抽签的式微/ 377
选举与民主的变异/ 390
抽签与民主的重生/ 419
注 释/ 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