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新自由主义已经投机，还要如此改革国企吗？

【文/ 卢荻】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整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性之一，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关乎政治，也是今日国际摩擦、“新冷战”威胁的聚焦点之一。此所以，从国内外决策圈到舆论以至学术研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表现、功能和前景的论述及要求，一直以来就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其中也自是不乏种种物质利益勾连。

关于国企绩效的常识与反常识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舆论中存在着一个“近乎常识”，说无论何时何地国有企业本质上必然是低效率、无可救药，所以国企的唯一出路就是消亡，即是私有化，而中国的国企也不例外。这个“近乎常识”来源不一，但是其中肯定有现实政治的份——就是说，以私有化作为核心政策信条的新自由主义，纵使有其知识基础，终究也是以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战略为原动力。事实上，世界范围的私有化运动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撒切尔夫人保守政府，其原动力正是为了压制劳工权益以维护资本的利润追逐。

具体到中国国企又如何？舆论将上述常识循环再用，这是直至今日的常态。而国内外决策圈的宣示却是出人意外地颇为不同，即使是对国企只有敌视没有同情的世界银行，作为新自由主义决策代表机构之一，却是早自1996年就在《世界发展报告》中如此断言：“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是整体经济的负累，虽则它们的效率是在改进中。”这实质上是否定了国企本质上无可救药的说法，究其原因，是一直以来严肃的学术研究文献大都发现，中国的现实情况确实是国企效率在改革过程中持续改进。

然则为什么还说国企是整体经济的负累？按照世界银行及其相近的政策报告和学术著作的论断，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是国企的效率改进速度不及“非国企”，所以在相对意义上仍是负累，私有化因而仍是必需。二是国企在效率改进的同时，却又很有支出过度的冲动，往往导致财务业绩恶化，从而在财务意义上拖累了整体经济。

这个“国企负累”论纵使属实也是有时效的，至多是只能概括改革开放年代前半期的情况。就效率问题而言，各种指标显示，直至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的效率改进速度确实不及非国企（而“非国企”直至那时其实仍是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而非私企为主），在此之后的对比却是反转过来。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财务业绩的对比，以最具整体性的企业税前利润率指标看，国企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年代前半期确实不如非国企，在后半期却是跟非国企基本持平以至略为超过。

比商业标准更重要的是经济和社会贡献

在改革开放年代后半期，也就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国进民退”的趋势，也即国企的扩张速度快于民企。这其中被称作“民企”的其实是以私企为主，因为绝大多数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企都已经被私有化了。对此，坚持国企无可救药论的舆论、决策圈、学术论著显然无法接受，必须在面对这个异常的现实时，构建出新的符合国企低效率判断的解释。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或假说是“国企垄断”论，意指国企面对的市场竞争压力远低于私企，从而，前者往往透过其较强的市场力量攫取后者（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形成上面所述的绩效表现的反转。这个解释的背景，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确实是形成了一个分工格局——在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下岗增效”的私有化运动之后，剩下的国企几乎全是大型企业，它们占据了各个产业部门的上游环节，而规模较小以及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私企则处于下游环节。而这个格局的持续，一定程度上还是国家干预所致，包括上游环节的准入限制，国家主导的基建投资往往是由国企承担、以及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在分配金融资源上偏于向国企倾斜，等等。

国家扶持的背面，是国企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包括并不盈利的基建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作为开荒牛的（尤其是与“一带一路”相关和寻求资源保障的）对外战略性投资、基础设施营运上的价格和盈利限制、国家抗御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的执行主体、以及相对于私企来说是水平较高的环境和劳动保障，等等。对国企的绩效而言，这些承担只能带来负面影响，与国家的扶持政策措施互相抵消。

这样，改革开放年代国企与非国企的相对绩效表现，无论是前半期的前者逊于后者，还是之后的反转，其实都未必反映两者的相对效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进民退”，究竟是来自国企的垄断地位，还是因为它们的规模效益所致，这很难从实际表现出来的相对绩效作出推断。

企业的绩效表现，就其性质而言只是市场标准、商业标准，惟有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中才被说成是等同于经济贡献甚至社会贡献。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下岗增效”改革正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引，将（作为市场经济常态的）宏观需求不足导致的“富余职工”看成纯是企业的负累，以为成功地将他们推给社会就等于改革成功。其结果，不仅是导致了数千万职工下岗失业的社会悲剧，单就经济而言，还透过“失业-压抑消费”链条使得宏观需求不足更为恶化，将整体经济推到通货紧缩的危险境地。

重塑“中国模式”中的效率特性和国企

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外，在更广泛的经济学界和决策圈中，总是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普适性的最优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而国企与私企的效率特性因此就假定是固定不变的。这个假定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实并不相符。

中国经济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重塑过程。在2000-2012年期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投资与消费都是同方向按比例增长，而且是空前快速的增长。这些结构性特征，以及在体制上逐渐呈现出“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趋于主导的迹象，很有趋同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也即1950-1970年代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迹象，而这个模式显然比新自由主义更加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这其中，国企无疑是“大企业”的承载者，例如，在2017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内地加香港有111家（其中香港4家里面有两家是中资），其中90家左右是国企。国企发展与新世纪以来的经济模式的对应性，一方面意味着它们的业绩表现确实很有可能是源自规模效益而非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国企作为国家主导的基建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的承载者，应该也是整体经济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重要支柱。

在2012年之后，因为现实上和决策圈意识形态上的多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金融投机化情况，使得上述朝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势头受到干扰和削弱，直至今日这两种趋势、两种模式仍在激烈角逐。

而国企的表现和改革前景正与这个角逐直接相关。尤其是自去年以来，要求根本改变体制，使得国家对国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为只限于“管资本增值”的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论调是以某种抽象的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模式为前设，不顾现实上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资本已是投机倾向主导，也不顾中国社会对国企的定位是包含着社会发展追求、以至于长远上的社会主义导向。国企改革由此面临新的争论。

（本文内地首发于微信号“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