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贸易战可能缓解，但对华为麦卡锡式围剿预示着长期……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18年美国单方面对华启动贸易摩擦措施以来，一个阶段性的转折正在到来，这个转折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方面，在宏观战略层面，中美双方领导人在阿根廷的直接会晤，推动双方共同走向90天的缓冲阶段；2019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磋商，以及预期1月底将在美国华盛顿进行的第二阶段磋商，预示着中美贸易摩擦在技术问题上趋向于收敛，基本可以预测，在具体的主要关乎贸易顺差数字大小的技术层面，中美双方将遵循务实、理性的原则，达成某些可执行的协议，并加以有效落实。

另一方面，在被媒体和谈判方称为“结构性问题”的部分，也就是与中美宏观战略博弈关系更加密切相关的部分，已经有来自美方的消息显示，中美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在持续扩大。这预示着即使在中美之间就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达成协议，甚至在美方无论是取消还是暂停执行加征的关税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战，乃至宏观战略博弈，并不会自然地因此收敛，相反还会进入一个更加微妙、艰巨和严峻的阶段。

这种考验的出现，是有征兆的：美国及其核心战略盟友，精准聚焦中国信息产业的领头羊华为公司，不惜运用国家安全审查、金融体系排挤甚至是准政治绑架的方式，进行“麦卡锡式”的联合绞杀，就是走向战略僵持阶段的中美贸易战新阶段可能具有的最经典的场景：

1. 从1940年代英美情报交换协议基础上成长出来的“五眼联盟”成员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协调一致地启动了对华为的国家安全审查，尝试将华为排挤在关键级设施的市场之外，并试图将华为构建成中国对西方战略挑战和冲击的具体象征。

某种默契正在形成，那些所谓新欧洲成员，就是前苏东阵营的东欧成员，包括极具象征意义的波兰、捷克，也有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的部门和政客，准备大胆地招惹一下华为，向华盛顿献媚邀宠。

2. 受美国政府管辖的金融企业，直接开始试图限制向华为提供金融服务。无论其具体的形式化的程序依据是什么，目的则是在尝试是否有可能真的如2017年班农在日本演说的那样，把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对欧美构成冲击和挑战的领军企业，精准地从国际金融体系中剔除出去。

3. 素来以政治中立、独立运行著称的欧美高校中的领军者牛津大学，率先宣布暂停接受华为捐款，这当然从一个方面显示，欧美国内的恐华和恐共气氛不断逼近临界点，担心瓜田李下的嫌疑而享受五眼联盟的免费咖啡待遇，所以牛津的治理方希望主动切割，避避风头；但换个角度，这未尝不是一种集体认知和自觉，反正收拾了华为，把中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肥羊，要多少来自土财主的捐款还不是予取予求的事情么？

说起集体认知和自觉，《权力的游戏》系列剧里面那句台词：When the snows fall and the white winds blow, the lone wolf dies, but the pack survives.，也就是“凛冬至，独狼死，群狼活”，恰当地勾勒出了欧美国家对此次中美贸易战以及更加广义的战略博弈的认知：

对从17-18世纪以来持续占据国际体系顶点，并因此从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获取巨额价值的欧美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以及由中国的崛起构成的冲击和挑战，无异于一场凛冽的寒冬，动摇的是，欧美资本主义精英阶层对本国和全球实施有效剥削的优势地位，以及在涵盖文化和心理的不同方面形成的对非白人族裔群体的优越感。

自近代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展以来，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图景，就是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始终是人数相对较少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虽人数众多、地缘辽阔，但始终面临的就是无法有效聚集其力量，形成整体性的制衡，从而让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策略屡屡得手。

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揭示的分析框架来看，尝到了保持支配地位优势的少数国家能够有效的实施行动，战胜数量众多但缺乏必要组织的其他行为体。发达国家对挑战者的分化，包括利益的分化，包括观念的灌输，包括以区别对待的方式施加压力。

诱使潜在的挑战者相信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规则的本质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诱使潜在的挑战者相信政府、社会、国家、政党应该且必须是独立行动的个体；诱使潜在的挑战者形成反向的政治认同，主动用西方国家的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主动用西方教科书上忽悠人的标准当成衡量自身利益矫正行为的标准，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今天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并且，毋庸讳言，确实在中美战略博弈已经展开的阶段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美方主动发出贸易摩擦威胁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中国的部分知识精英毫不犹豫地开始了自我反省，寻找所有让华盛顿震怒的原因并要求努力改正；

美方遭遇挫折，或者遇到国内政治纷扰的时候，知名高校的著名教授清晰地出来站队，从理论上论证美国的先进性，论证的诚意和用心的良苦超过了多数华盛顿的智库；

美方没有从初期的突然袭击中拿到好处，由于中方的抵抗而开始坐下谈判时，有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求见好就收，要求照单全收美方的要价，试图在谈判桌上将胜利送给自己的美国同行，以此收获自身价值的实现；

美方迫于无奈撕下面具开始搞政治绑架的时候，境内和境外的所谓中国人都有立刻主动站队在舆论场上为美国摇旗呐喊的，力度之大已经符合了“第五纵队”的标准，并努力试图为华盛顿的战略挤压贡献他们的忠诚与热血；

有年纪不大野心不小的准备拿着从总部位于纽约的新版共产国际输出的各种文本来冒充救世主的；

有认为机会来临准备发国难财和国家讨价还价的；

还有文笔不错的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不仅在关键时刻选择出逃第三方，还要在微信朋友圈里不咸不淡地秀秀临阵脱逃的优越感和正确性。

这就是今天中国在贸易战后续阶段面临的严峻局面，当然，这也是中国自己选择的道路决定的，如果中国只想安静地做个马耳他，大抵是没有这样的麻烦的。但历史证明，凡是主张跳船的，主张跪服西方的，大抵走不出1840到1949之前的中国经历的循环。

对愿意为今天的中国共同奋斗的，首先需要牢记的是，如此标榜个人自由与自我中心的西方，在面临外部威胁时的第一反应，是团结，不是团结在别的地方，就是团结在自己政府的立场上，就是遵循国家意志，对被认定的威胁，如华为公司采取行动，这种行动的“正义性”，是通过国家利益来判定的，不是通过什么第三方的标准，更不是什么国际标准。

无论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美贸易摩擦，乃至更加广义的中美战略博弈，都将进入谈打并行的阶段，这是由今天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前提是中国能够有效的实施团结，团结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敌对与压制；这种团结，不是要机械的陷入合作与对抗的二选一，而是能够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形成一致，形成共识，知道在当下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对处于崛起进程的中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凛冽的冬天，独狼死，群狼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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