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天下”型定居文明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上一篇写道，今日中国人站在70年新中国这个新的高峰回望历史之路时，会在5000多年前那个起点处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多元一体的巨大“丛体”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土地范围内同时发生，并启动了“中华文明总进程”。
多元一体、巨大“丛体”、总进程……，同一时期或者更早的世界其他文明，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同一地区更早时期的人类遗迹、农耕聚落、石质工具、礼器和符号、文化圈特征……，都是文明吗？当然不是。如此说来，在距今5000年前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总进程的赫然发生，不仅是中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所谓“文明”，就是一个向未来连续演化的进程。而文明之前的原始社会，则是变化非常缓慢的停滞社会。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研究，在他那个时代，西方学者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超过650个“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会，而人们断定，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社会数量还要多得多。然而，从数量巨大的原始社会中，最初只有很少几个社会直接从中脱颖而出，启动了各自的文明发展进程，成为第一代的文明社会。汤因比的观点是只有6个，即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古代中国社会。[1]
图1：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注意：第一代文明社会中没有古代印度 [2]，也没有古代希腊，当然更没有所谓的西方。因为各种证据表明，它们都不是原生文明，而是以更古老的文明社会（如苏美尔、米诺斯等）为“母体”的第二代“子体”社会。而西方社会，更是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分裂之后的一个第三代新生儿，其“摇篮地”从古代希腊社会向西北方向转移而来，距今只有不到1500年的文明史。
关于文明社会之间的比较以及代际划分，暂时放一下，后面再讲。本篇主要讲定居文明和“天下”型定居文明的重大意义。
“天下”型定居文明
为什么绝大多数原始社会最终都自生自灭了，而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社会摆脱了缓慢变化或停滞状态开始了伟大的文明发展进程？
今天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基于农耕经济的定居生活方式，是完成这一重大跨越的关键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教授说道：“总之，农业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以农耕畜牧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的起点。从此，由村落到都邑，由部落到国家，人类一步步由史前走向文明。”[3]
今天的世界，大部分人类都已转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有固定在某地的家庭。而那些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在迁徙中谋生的人群已经很少了。这就容易令人产生错觉，以为历史上人类一直如此，定居的人群是多数，游动的人群是少数。
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从今天向过去做时间穿越，观察者会发现，仅仅在数百年前，世界上还有大量四处迁徙的移动人口，不仅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游猎民族（如欧亚大草原上的诸民族），还有大量靠长途贩运为生的游商民族（如阿拉伯骆驼商队），以及靠征伐和抢劫为生的游盗民族（如欧洲的蛮族和海盗）。相比之下，安土重迁、终生靠农耕为生的定居民族其实反而是少数。
随着时间向过去一路逆推，游动人群超过定居人群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到了距今5000年前中华文明开始发生的那个时期，观察者才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从游动转向定居，是文明的一次艰难跃升。而且，定居的范围越大、人口越多，文明跃升的动力也越大。
这一点不难理解。定居文明的出现，必须同时满足几个前提条件：1. 成功实现了野生动植物的驯化；2. 夏秋季的收获物留有足够的剩余可以维持过冬；3. 掌握了使用种子在春天播种和保留幼畜以维持畜群数量的技术；4. 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很快得到了大自然的补充，使地力得到恢复。
只要上述条件任何一个不能满足，人群就不得不时时迁居，要么完全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要么不断寻找新的开垦地或放牧区。
古代埃及是第一个实现了向定居文明跃升的社会，并在古代世界创造最早、最辉煌的文明。原因很简单，因为“尼罗河的赠赐”实在是太好了。每年的7-8月尼罗河都会发生周期性的洪水泛滥，为河谷低地覆盖上肥沃的淤泥层，等到10月进入减水期，人们就可以在上面开始耕作。每年周而复始，古代埃及人就不必迁居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块定居文明就自然而然出现了。
图3：尼罗河流域地形图
但若与中华大地相比，这个区域还是太小了，只有一条河流，文明只发生在河流两岸的狭长河谷和下游的三角洲当中。
两河流域的情况也属于得天独厚，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的意思就是“河流之间的土地”。在北部的上游地区，许多支流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网状地区，冬季降雨量较丰沛，成为无需人工灌溉的定居农业区。中下游地区是平坦的冲积土地，缓慢流动的河水使泥沙沉淀导致河床升高，经常漫过河堤甚至改变河道，成为了可以通过人工灌溉维持的定居农业区。[4]
图4：两河流域地形图
但这个区域更小了，合计不过40多万平方公里，不过是今天中国的四川省大小。尽管也有高度发达的区域文明，但终究抵抗不了蛮族迁徙浪潮的冲击，亡于公元前17世纪前后喜克索斯人的南下。
不用说，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洲等其他几个独立发展出定居农业的地区，也都是首先具备了得天独厚天然条件的地区。因为当时的人类凭借自身的能力仅够勉强维持生存，而想要获得更多的收获物，必须依靠充沛的雨量，至于地力的恢复，则全赖河流的周期性泛滥。
然而，一旦将目光移出西亚和南亚，转到喜马拉雅山脉向东直到西太平洋海岸的这一广阔的东亚地区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这里分布着现在被称为“三江四河”的多个巨大的水系，而且还有充沛适度的降水量和非常适合农耕的肥沃土壤。
图5：东亚地区与西亚、南亚地区地理环境对照
不仅是水系巨大，根据贾兰坡、周本雄等先生的研究，距今8000-2500年的“全新世中期”，中华大地的气候条件比今天还要更温暖湿润，更适合大面积的农耕。
“当时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阔叶林的植物群落向北扩展，曾分布到现在的蒙古高原”，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年平均气温比今日高3-4度，降雨量比今日多800毫米。“我国的黄土高原直到‘历史时期初期’还分布着广大的森林，森林之间，间杂着草原。应该说是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当时黄土高原的森林地区相当广大，所有的山地几乎无处没有森林。渭河中上游的森林直到隋唐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现在所谓干旱地带，史前时期都长期为森林繁茂的地区；七八千年前的太行山脉及其以东的山地丘陵都为森林灌丛，而且有较大的竹林；豫中和豫西一带的山地丘陵也布满了树木，当时太行山和泰山之间的华北平原是一个湖泊区域，在其上点缀着许许多多的小丘，山东河济之间《禹贡》兖州地区，因森林草木繁盛，土壤中腐殖质增多，使这里的土壤显得带有黑色。”[5]
所以，在中华大地上，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竟有六七千处之多，龙山文化遗址有八九百处之多，而且遍布辽河、黄河和长江流域，呈现出巨大“丛体”的形态。
如果考虑到第一代的原生文明，除了中华文明之外，其他几个都早早就灭亡了，那么，中华文明的巨大“丛体”形态，也就有了重大的世界人类历史意义。因为正是这一巨大“丛体”确保了规模足够巨大、数量足够众多的定居聚落，使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部落联盟，抵抗住无处不在的蛮族游团的入侵，守护住第一代文明的仅存硕果。
18-19世纪的西方学者，在惊奇地发现了古代埃及和苏美尔那些神秘的文字符号的同时，也绝望地发现，在当地已找不到任何一个能读懂这些符号的人。于是埃及学、苏美尔学，包括古印度学、玛雅学、安第斯学等都先后成为了西学体系之下的历史和考古学科，与今天那些土地上的居民们毫无关系了。而这样的事，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吗？伟大的中国先祖们，不仅捍卫了自己的文明，而且事实上也捍卫了全人类的第一代原生文明。
对于这一点，西方历史学家们一向视而不见，从未公开承认。恰恰相反，他们最热衷的事，是给自己的晚近文明嫁接上古代文明的起源，同时将东方文明整体上贬损为停滞文明。
如果中国学者们也不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没有人主动提了。其实，所有中外历史学家都应该意识到：5000多年前的中华先祖，是世界上唯一在一个广阔区域里大规模、短时期完成了从游团部落转变为定居聚落的人类群体，于是，几乎从一开始就开创了一个巨大的“天下”型定居文明。
这个定论，应该促成人类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改写。
分子生物学的佐证
近20年来，生命科学分子人类学领域的发展，在通过基因遗传研究描绘史前人类的迁徙和扩散路径方面，对于中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形成，似乎也提供了某种佐证。
根据复旦大学跨学科研究项目“中华民族形成及其遗传基础”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结论：
1. 东亚地区最早的智人，主要是两支，一支是距今3-4万年前从南方的缅甸、中南半岛先后穿过中国的云南、广西一带进入到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另一支则于更早一些时间就抵达了渤海湾西部各地；[6]
2. 大约距今6千年前，一部分人群离开原来的“仰韶文化”群体，从今天的黄河河套地区向西南迁徙进入了高原，成为了今天藏族的祖先；
3.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每一次有人群离开，就发生了隔离，隔离日久，就发生了生物学和非生物学的变异，一旦不同的人群再次相遇，就互相认为“非我族类” ，这就是同一地区逐渐出现了大量不同族群并相互征伐的原因；
4. 从距今2500年之后，北方人群不断向南方大批迁徙，基因的贡献随纬度的降低而呈线性降低；
5. 民族或族群，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同族的人只是想象共享相同的“血统”，这与人们希望通过DNA来求证的事实上的共同血统，完全是两回事；例如汉族，虽然都说汉语，但携带三个显示特异性的单倍型（O3-M122、O3-M134、O3-002611）的人口比例，也不过占54%，另有接近一半的人，仅凭Y染色体DNA的证据，根本说不清他们究竟属于哪个特定民族，都是通过想象融合进来的；[7]
6. “从遗传学上来说，现代人都是‘杂种’。我们的祖先往上推的话，都是各个地方来的，混得一塌糊涂。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一个纯种的人。”[8]
图6：根据遗传结构描绘的智人在东亚地区迁徙图，翻印自金力《写在基因中的历史》
基于上述几点比较明确的遗传学结论，可以推定：于3-4万年先后进入了东亚的智人，首先在南方地区扩散开来，而在向北方和东方迁徙的数万年过程中，由于不断发现适合生存的好地方，所以又频繁发生分裂和隔离，逐渐转变成了体貌和文化都大为不同的族群，例如史书上记载的南方地区的“百濮”、“百越”等。
而从“仰韶文化”群体分离出来向西迁徙的那一群，由于遇到了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逐渐放弃了原始灌溉农业，发展出半农半牧的流动畜牧生活方式，最终变成了被泛称为“五胡”的诸多北方族群。
但最终，“向东发展的仰韶文化与由东向西扩展的龙山文化，在充分的交流中间产生逐渐融合的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从华北的原始文化中间，终于产生了由原始的史前文化跨越早期文明门槛的突破，中国早期国家就这样从成百上千的一大群酋邦社会中诞生了。”[9]
图7：翻印自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回顾地看，作为第一代人类文明的古代中华社会从一开始就形成为“天下”型定居文明，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无论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中华大一统的原始气象，自此蔚然而成。
下一篇70年对话5000年之（3）：定居与游牧的千年变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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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英）汤因比著；（英）萨默维尔编《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印度河文明出现于公元前2500～前1700年，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个大城市以及100多个较小的城镇和村庄。但汤因比认为这不是原生文明，他猜测，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更早的文明，即年代在公元前3250-前2750年的两处遗址，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部分。而发生于公元前2000-前1500年间的雅利安人入侵，一支取道东南方向进入印度，创造了属于第二代文明的古代印度社会；另一支向西南进发，进入了安纳托利亚并随即占据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在埃及历史上被称为喜克索斯人（Hyksos），正是这支蛮族毁灭了属于第一代文明的苏美尔社会。
3.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 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
5.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 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转引自韩昇, 李辉《我们是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
7. 同上
8. 金力《写在基因中的历史》，转引自韩昇, 李辉《我们是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
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