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里奥：回顾中国40年改革路
风闻用户“海派沙拉”在文章《美对冲基金教父分析中国40年改革路，有没有道理？》中，简要介绍了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美国对冲基金教父、华尔街传奇人物雷·达里奥撰写的《回顾中国40年改革路》一文。文章刊出后，引发读者的广泛讨论，现特翻译全文，以飨读者。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
2018年12月是纪念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的日子，而且此时也是展望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时刻，我希望通过本文深入梳理一下中国在过去40年里走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以及其中的原因。
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美国对冲基金教父、华尔街传奇人物雷·达里奥2019年1月3日在其“领英”个人主页发表文章：《回顾中国40年改革路》
下面的图表展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发展指标。不需我讲，表格里的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有如此多人口的中国，在如此多的领域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很显然，中国人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在中国的这些成就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推动力量呢？那些力量还会继续推动这个国家向前迈进吗？
我是个幸运的人。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我亲身经历了其中的34年。我的专业是研究国家成败的原因，所以我很愿意在这里与诸位读者分享我在中国的那些经历以及我在其中的一些思考。本文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中国所走道路的回顾。关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稍后我会写一篇更加全面的文章进行分析。
我对中国进行了34年的观察，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有两条原因：第一，陷入长期孤立境地的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这使得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快速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第二，中国文化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culture），以及由这种文化所塑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1984年，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大门。我受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缩写为CITIC，即今天的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中信集团是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的一家公司，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涉及金融、实业和其它服务业——观察者网注）的邀请为该公司的员工讲解国际金融市场运作。
当时我很快就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些体会（I immediately got a taste for the culture），我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并非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文化是高度成熟的（the people and culture were highly developed），但中国是孤立的，中国人无法接触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可以说情况与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由于缺乏与外界接触所造成的落后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向街头的一些中国人展示了一个价值10美元的计算器，他们看了计算器的操作之后连呼“不可思议”。中国的进步也是不可思议的，当时那些被计算器震撼到的中国人如今已对在中国出现的世界上最尖端的一些科技进展熟视无睹了。
在1984年的中国，我意识到中国人身上并没有什么特质能够妨碍他们取得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那些成就。我已感觉到中国正在打开大门，我已感觉到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是国门封闭所造成的，打开国门自然就会拉平双方的经济差距，这与水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是一样的道理。
记得有一天我在中信“巧克力大楼”10层的一个房间里上课，我指着窗外破旧的街区和胡同说，那些胡同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高楼大厦。学员们都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他们认为我“不懂中国”。而我对他们说：“你们并不了解打开国门之后将要发生的经济活动可能释放的巨大能量”。我们之所以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如此高速增长，打开国门正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最大推动力。
打开国门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而中国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中国人在其文化的的影响下对国家进行了改革，而改革使中国人意识到了自己身上蕴藏的潜力。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除了由于封闭而导致的落后现象，我还看到了落后现象背后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国家旧式的体制无法为人们的工作提供激励，人们的工作效率很低。例如，中国人当时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开办私营企业是不被允许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很低，企业制度没有为员工努力工作提供任何激励措施。
可是几年之后，我看到各种令人欣喜的变化迅速出现了。与看到改革成果相比，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中国人进行改革的过程——他们想出了大量改革建议，他们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他们为推进改革争取支持、凝聚共识，他们把改革措施一项项具体落实。从做出设想到变为现实，中国人把方案付诸实施的能力之强令人惊讶。
1989年，我被中信公司的朋友同时也是联络人的王力（音译）引荐给一个七人小组（王力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七人受到九家公司（这九家公司是应颇有远见的改革者王岐山的要求）委任，去为建立中国第一个金融市场而创建一个设计机构（也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当时的中国仍然非常贫穷，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一个昏暗的宾馆里面，资金也很缺乏。可是他们具有最重要的品质，他们推动国家重大改革的目标是清晰的，他们头脑聪明、性格随和、心胸开阔而且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很快，他们也具备实现目标的坚强决心。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见证了他们所创建的中国金融市场跻身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我本人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那些日子是我这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通过这段工作经历，我内心对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产生了喜爱和敬意，正是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使这一切变革快速地向前推进。
由于受到我对中国上述情感的影响，我请求一位姓顾的女士帮助照顾我11岁的儿子马特，顾女士是一位非常杰出而谦和的中国女性。马特随后进入了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读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与所有方面一样，学校的设施也是非常简陋的。
虽然学校的设施落后（比如在11月末之前教室里没有供暖，学生们都穿着厚厚的外衣上课），可我发现，中国的老师们都非常聪明而且有责任心，他们给学生们提供了非常良好而完整的教育，他们甚至会关心学生们的人格成长。
尽管马特在北京的生活条件不如在美国富裕的格林威治社区那么好（比如他在北京每周只能洗上两次热水澡），可他在北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他的身心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些好处在美国的学校里是难以得到的。在北京的学习经历永远改变了马特的人生，他创立了一家旨在帮助中国孤儿的基金会，这家基金会至今已经运转了12年，基金会的工作使马特和我有机会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接触。
通过上面这些经历以及与几位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了解了中国文化的现状，也了解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演变过程。
比如说，在中国，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儒家和新儒家各是怎样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是怎样的？在中国历史智慧的语境下，领导者怎样才能做好一个领导？被领导者应该如何尽好自己的本分？当我提到“中国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所指的就是上述内容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价值观以及中国式的行为方式。
在中国，我看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很多事情上都得到了体现。通过中国文化的视角，我发现李光耀和邓小平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因此他们可以坐在一起来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中国文化专家，也没有对中国式的行为方式有很深的理解，不过我认为，对于那些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人们来说，把我个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感受讲出来还是有价值的。
我要在这里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你从未到过中国，那么请把对中国任何先入为主的固有印象抹掉，因为那并非客观事实。中国的制度与你的父辈所了解到的那种“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可以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一表述来概括中国的制度，它是经过大规模且有效的改革所得出的结果，它使中国社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而且使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自由。
在与诸位读者分享我关于中国的一些思考之前，我想先推荐习近平先生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他的讲话包括了对过去40年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的设想，这些内容极为重要。对于希望了解习近平思想的人们来说，这篇讲话稿是非常有价值的。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多次使用了“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个说法，不过他并未在讲话中为这个表述给出明确的定义。如果您希望真正理解中国的文化，由比我更有学问的中国人来讲解是最为合适的，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想推荐一位美国学者在19世纪末撰写的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在今天来看依然是有价值的。当然，并不是书中的每一个观点我都赞同，其中一些内容已经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下面，我就我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内容做一下不甚全面的、粗浅的介绍。我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所以我在这里所陈述的观点都是基于我个人有限的经历和研究得出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以我个人的经验以及中国朋友向我介绍的情况来看，中国领导人是把国家按照一个大家庭来治理的。这种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希望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符合很高的道德标准，希望每个家庭成员把整个家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希望每个家庭成员都能明确自己的角色，希望子女对长辈表现出应有在尊敬，这样整个家族便会顺利地生存繁衍下去。
一位中国领导人曾向我解释中文里“国家”一词的含义，他说“国家”一词由“国”和“家”两个汉字组成，这种构词方式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情感，他们是把国家像自己的家庭一样去看护照顾的。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政府有家长式作风。比如说，中国政府会为“儿童可以玩什么类型的电脑游戏”、“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这样的事情作出规定。一般来说，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就像一部机器上的零件。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国家会致力于塑造、促进、奖励好的公民思想和好的公民行为。比如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信用评分（a social credit score），公民品行的好坏会从中得到反映。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模式下，人们可以对5年、10年、20年之后国家的状况做出展望，并且会制定具体的跨越多年的发展计划把这种展望变成现实。中国人这样做的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国家。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中国就像一家规模十分庞大的巨型公司，它有很多子公司，一些子公司受到直接领导，另一些则不受直接领导。
在过去40年里，中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一个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更加便于人们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前提是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能违反一个良好公民的行为规范、必须体现对中华大家庭家规的尊重）的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私有经济实现了增长，私有财产权得到了保护。
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40年里，围绕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进行了很多重大而切实的改革。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所说：“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的这一表述意味着中国在进行重大改革（big changes）的同时，仍然会维护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governance system）。
虽然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可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来讲，这种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各个时代是相似的，在相似的行为方式影响下所得到的行为结果也基本是相似的。我最近就世界储备货币的兴衰史展开了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对世界大国的兴衰史也有了一些了解。
我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把自1500年以来世界上曾出现过的主导性国家的六大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六个不同领域的实力）做了分析：创新能力和竞争力（innovation&competitiveness）、国内经济产出（domestic output）、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share of world trade）、金融中心规模与实力（financial-center size and power）、军事实力（military strength）以及储备货币地位（reserve-currency status）。
研究小组把这六大指数进行了综合，形成了一个综合指数，这个综合指数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占有程度（最高数值为1.0）。
如下图所示，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中国的综合优势指数一直排在前两位。此后中国的综合优势指数开始一路下滑，直到4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综合优势指数开始强劲跃升，现在已经是第二位，而且仍在不断攀升，中国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我认为，中国如此优异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强大的文化和施行改革的结果（I believe that excellent performance was largely the result of China’s powerful culture and its reforms）。
下面的这幅图展示了自公元900年至今中国的六大指数各自的变化情况。
接下来的这幅图展示了自公元900年至今中国的综合优势指数的变化情况。你可以看到，近1000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只是在最近的150年里陷入了衰落（其中的原因我在这里暂不进行讨论）。
鉴于中国在历史上长期的优异表现以及支撑这种优异表现的深厚的文化基础，我们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非常稳定、不易变化的。因此，虽然美中两国之间会进行一些表面的交易，不过任何试图对“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加以改变的努力（尤其是试图改变中国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改变中国人建设伟大国家的理想追求）都是不会成功的。
虽然人们把关注的目光都投向了美中贸易战，不过我认为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中两国在思维方式领域展开的竞争。
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无太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来讲，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视个体、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国家。美国的社会运转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例如“一人一票”的民主体制赋予人们选举国家领导的权利），对于美国人来说，发动革命是好事情，冲突（相对于和谐）被赋予了更高价值。
与中国社会里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同，大多数美国人强烈希望政府不要对自己的个人选择施加影响或干预。美国人认为，儿童人格向好或坏的方向发展纯粹是孩子自己或其家人的事情，与政府无关（所以很多美国单亲家庭或贫穷家庭都不太重视孩子的人格养成）。
与中国自上而下的、目光长远的社会发展规划不同，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的运转是自下而上的，这种运转更多地受到短期商业利益考虑以及社会大众好恶的影响。
我并不是在说哪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模式更好。每一种文化和模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在这里我暂且不在这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贸易战会开始，贸易战也会结束，这些并非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已经顺利地运行了数千年，所以人们不应要求中国对其进行重大修改；
第二，美国的文化和制度也已经顺利地运行了很久，所以人们不应要求美国对其进行重大修改；
第三，中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其他制度）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各种制度之间竞争、合作得如何将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每一种制度实际运转得如何将对施行该制度的国家未来的国际地位产生重要影响，其影响要比那些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条款大得多，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仔细检讨自身制度的缺点并针对那些缺点进行改革；
第五，对于在背后为如此巨大成就起到基础作用的中国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应该表达极大的敬意；
第六，美中两国之间应该互相学习，在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而不是阻碍对方的发展；
第七，我们应该继续在中国投资，与中国一起前行。
下面是一些读者在本文后的留言，观察者网选取部分翻译如下，仅供参考：
Godfree Roberts：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国的政府与我们的大同小异，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专家，有的花25年时间逐一治理一个小镇、一座城市、一个省，有的管理过银行，有的领导过航天项目。中国的国家主席曾学习化学，他们的总理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中国，官员职位越高，他们就必须变得越诚实而透明。他们只对中国人民负责，不会受到游说集团的困扰。这就是盖勒普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支持率高达95%的原因。
Kevin S Nolan, CSM,CSPO,ITIL：雷·达里奥，我特别赞同你关于中国何以能实现如此发展的观点。1988年我曾去中国做进修生，因为这段经历我最终选择了攻读中国历史专业。我知道，如果当时半途而废，我就不会具备今天这样的对中国的理解程度。当时中国老百姓都骑着自行车，而领导们坐的汽车是丰田牌的。你在文中提到的阴暗的旅馆，我也是住过的。当时如果你能在北京住上长城饭店，那么说明你的运气还算不错。上海完全变了样，如今上海的城市天际线在80年代是不存在的，不过外滩附近的仓库如今还保留着。你在文中给出的历史数据图表不仅准确，而且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是如何实现如此大幅的增长的。20世纪大转折之前他们直线下坠，而在2000年左右开始陡然上升。我想补充一点，我尤其喜欢这句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经过大规模且有效的改革所得出的结果，它使中国社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而且使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自由”。
Sushant Misra, MHA：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开启贸易、创新活动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中国的这种模式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提出的“反脆弱”（antifragile）概念异曲同工。我想中国的模式在印度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社会是无法复制的。
erold Martin：在过去30年里我也曾多次去过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我也是亲眼所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是羡慕我们的自由的，可他们并不羡慕我们互相掣肘、妨碍国家发展的两党政治，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党制正处于发展过程中而且有利于那些最聪明的人把事情办成。中国人的目标是建设和保持一种“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特权。中国人的观念与我们“无所顾忌的个人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观念，不过正如雷·达里奥在文中所说，中国的模式的确是行得通的。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中国能破解经济和房地产泡沫难题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超过我们。
Martin Alexander Schaletzky：非常谢谢您的这些观点！我们总是从外部看中国，我们总是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或所获得的非常有限的信息来对中国做出判断。中国有10多亿人口，而且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如果西方希望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话，我们就必须找到与中国人共存的办法。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1月3日雷·达里奥先生“领英”个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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