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送别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北京晚报客户端1月22日消息，1月16日，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因病去世，享年93岁。22日上午10时，于敏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22日晨，冬日的暖阳洒进八宝山，距离于敏院士的告别式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殡仪馆大礼堂的门前已经排起了上百米的蜿蜒长队。白发苍苍的学者和年轻的学子胸配白花，纷纷赶来为送这位“氢弹之父”最后一程。
“于家为国铸重器 宁静致远宏谋动天地，敏思笃行创伟业 科学求实精神炳千秋”的横幅是于敏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上午9时许，赶来送别的人陆续到达。记者在大礼堂的休息室里见到了于敏先生昔日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张棕烨。“于先生是我的恩师，带我工作了十年，在他十年指导下，我受益匪浅。他不仅是循循善诱的良师和严格要求的严师，也是非常关心人的益友。”张棕烨说，有件事令她十分感动，一直不能忘怀，“由于当时的工作原因，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与他见面了，尽管在我的心里常常挂念着他，但一直不敢与他联系，只将问候经同事转达。有一天早上，于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当时住的集体宿舍。我们在十五平方米的小屋里聊了许久，仍然意犹未尽。”张棕烨的眼眶里泛出泪花，“我送他回去时，注视着他在蓝旗营站登上公共汽车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止不住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张棕烨几度哽咽，“他是特别出色，努力，对所做的事从来都是无怨无悔，他生病后我去看过他，他知道我去了，但是他表达不出来，眼睛仍炯炯有神……于先生给予我的太多太多，带我走进科研工作，教我怎么做人。”
“我跟于先生算是有着不解之缘。”年逾八旬的北大物理学院教授郑春开是于先生的北大校友，他没有跟随学校的车队而来，提前来到了告别会现场。“当时我们住的很近，但是并不知道于先生在做氢弹的研制工作。我的当时的系主任给了我们一个研究课题，让我们进行数据计算，当时也不清楚要干什么，就这么做出来了。后来数据送给了钱三强先生，过了19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是给于先生提供了理论计算的基本数据。”郑春开激动地拿出手机中的照片展示给记者，“后来我还跟于先生合照过两次，照片很珍贵，我让我现在的学生帮我复印留下来，珍藏在家里。我所做的工作能为他铺路，我感到非常荣幸！于先生追求科研的精神永远在我心中激励着我！”
（记者/李祺瑶、王海欣）
翻页：《中国科学报》22日第3版刊发文章，追忆于敏院士。
追忆于敏院士：他永远是那个临门一脚的人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的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如果不是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不是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多数国人不会把于敏这个名字和中国氢弹研制联系起来。
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于敏28年隐姓埋名，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消息，1月22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于敏遗体送别。
略去一个力学方程让研究柳暗花明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一声惊天“雷鸣”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两年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这巨大的成功背后，“轻核理论组”功不可没。
核武器是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弹。
1961年1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于敏谈话。钱三强告诉他，我国在突破原子弹之后，将要开展氢弹研究，氢弹虽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等必定比原子弹复杂得多，“现在调你参加，增强力量”。
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转行”，担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开展氢弹理论预先研究。于敏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这次变化，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实际，昼夜思虑，全力以赴。”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庥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从复杂的计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内容，使认识有所前进。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至今都记得与于敏一起合作的点点滴滴。“研究氢弹机制的时候存在一个链式反应，如果把它编成计算机程序计算，工作量极大，而且当时的计算机条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敏想了个办法，他建议完全略去介质的运动，而首先构造一个静态无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专门计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时也就给出了升温速度。”何祚庥对《中国科学报》说。
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对于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庥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识别一个可疑数据揭示硬件错误
“除了核聚变的概念以外，当时我们最有经验的物理学家也不知道氢弹的原理和结构，所以首要任务是弄清楚氢弹的原理。在二机部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学术民主。无论年长年轻的，无论职位高低，大家在一个大教室里，谁有想法就上台说。”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说。
在那个时候，于敏担任理论部副主任。为了突破氢弹原理，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分别带领一支研究队伍从不同途径进行探索。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活跃学术思想，理论部经常举办等离子体物理、二维计算方法等各种问题研讨班，组织专题学术报告会。那时，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被戏称为“鸣放会”。在会上，无论是已经成名的科学家，还是年轻科研人员，人人都有发言权。
有一次，于敏和周光召分别带领攻关小组进行交流研讨，吸引了众多同志。整个会议室座无虚席，墙边也挤满了人，许多人不得不站到了门外。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双方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不时激发出新的思路火花。
杜祥琬说：“在讨论中，氢弹最后被归纳了4种构型。但是哪一种能够做成？这个要到计算机上做数值模拟。1965年的下半年，由于北京的计算机不够用，于敏就带队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去算题。”
在杜祥琬的记忆中，计算机是把每个时刻的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纸带上，于敏和几位搞物理的同事，盯着纸带上打印出来的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突然，于敏指着一个物理量说：“不对，这个物理量错了！”。
于是，大家开始查找错误的根源，最后发现执行这个物理量计算的晶体管坏了。“于敏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计算机一个硬件的错误，着实令人佩服！”杜祥琬说。
在这3个多月里，于敏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带领科研队伍实现了氢弹原理的伟大突破——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曾这样评价他：“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和衣而卧”的场景成就伟大事业
“我们这个单位不习惯称呼头衔和职务，而是以‘老、小’相称。50多年来，我们一直称呼他‘老于’。我感到，这不仅是一种称呼，也是一种温度，是这个集体的一种凝聚力吧。”杜祥琬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这种凝聚力的感召下，“老于”凭着满腔忠诚的热血，践行了一位科学家对国家的忠诚。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后，他领导和组织科研队伍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把我国核武器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上世纪70年代随于敏加入实验工作队，在他的记忆中，于敏十分注重实验设计和装置细节。为了更好地观察实验情况，他坚持在现场作分析，甚至彻夜守在实验场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
这是于敏留给他的战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这“和衣而卧”的熟悉场景，绘就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壮丽蓝图。
“那时候，老于健康状况很差。每天吃得很少，从车间到宿舍，经常是步行来回，走着走着，就想要呕吐。就这样，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实事求是，加强分析，尊重实践，终于澄清了技术问题，最后顺利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胡思得说。
于敏家的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于敏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对国家、民族的事业总是满怀热忱，有极高的责任感，他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对周围的科研队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在于敏老师指导下学习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敏老师对人对事使用激烈言辞，从来没有听到于敏老师高声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于敏的学生蓝可说。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于敏曾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这首词。回顾他的一生，于敏的身上有诸多标签，但在同事和学生心中，他永远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老于”。
（观察者网综合北京晚报客户端、中国科学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