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刘淑仪：从贸易摩擦到文明冲突，中西双方如何避免对抗

【文/ 叶刘淑仪】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170年、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8年之后的今天，正当中国朝着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之时，美国主导的贸易摩擦和技术抵制可能给中国的带来沉重打击。

尽管201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但12月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下降4.4%和7.6%，显现出特朗普关税战的破坏性影响。比关税战更具破坏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发动的科技战。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特种芯片，并强行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逐出美国和其“五眼”盟国的5G市场，这些举措发出了明确信号，美国主导的联盟一心要打一场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阻击战。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能把责任归咎于所谓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或其“恶名昭彰”的国家产业政策。为了实现经济起步，中国的行为与二战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做法没什么两样。

学术界对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早有详细的记录。日本先后竖立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特定行业中培养“国家队”，并通过逆向工程仿制美国竞争对手的产品。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经济战略都旨在保护其国内市场。

在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国家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尽管其他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例如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政府没有构建关税壁垒，但也都对市场竞争的优胜者支持给予强大的政府支持。

当然，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规模效应。据经济学家刘遵义介绍，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从0.5％上升到10.2％；而其占全球GDP的份额从1.75％上升到15.2％。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洲级经济体，中国释放人力和智力，赢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战役。

今天，放眼西方媒体，除了中国科技取得的震撼性成就，关于中国涉嫌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行为的报道比比皆是。美国司法部长提名人威廉•巴尔最近表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而非俄罗斯。这充分说明“中国威胁论”已经在美国愈演愈烈。

然而，中美关系的症结比贸易失衡或科技竞争埋得更深。西方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美国认为改革开放未能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记者和各路“中国专家”比历史学家更敌视中国。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由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他们提出的假说是，当一个国家迈过人均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门槛”后，就会越来越自由化。西方一面斥责中国实行“大跃退”，严格限制人民权利和自由；一面攻击中国在西方以所谓“隐蔽性、胁迫性和腐蚀性”手段拓展影响力，直接冒犯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西方只有进一步了解中国曲折的历史，才可能从广阔视角看待中国当下的贸易实践和对外影响机制。首先，历史上一直被视为“中央大国”的中国，不愿受到外界烦扰。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规定南部港口城市广州为唯一的外贸口岸。中国东部沿海的港口一直到将近100年后，才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合力下对外开放。

其次，中国仍然不擅长向西方“推销”自己。很遗憾，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向全球各地投射软实力的做法是在浪费机会。儒家思想强调克己复礼、自我牺牲、遵守孝道、服从上级，这些东西连让中国年轻人接受起来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远销西方了。除了大熊猫之外，中国对美国最成功的软实力输出就是篮球运动员姚明——他在打比赛时可以遵守美国的规则，但从头到脚都还是很中国。

第三，由于内战、分裂和灾荒的悲剧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中国特别重视团结和统一，优先保证让所有人吃饱肚子，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中国也深刻地知道，其广大人口素质参差不齐，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任重道远。这也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秩序与和平，都不得不采取一些控制手段。

中国还要好好学习如何与西方相处，如何对外展示自己。同样，西方应该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说明了什么，那就是中国文明不会轻易向西方式的民主化妥协。如果贸易摩擦与科技禁令长期持续，中西之间的思想交流乃至人类进步都会受到严重阻碍，但长远来看如何避免中西文明的冲突恐怕才是更重要的事。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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