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中美当然可以走出“历史窠臼”

中美关系中竞争一面的升级与加剧让一些人认为，两国关系走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必有一战”或“注定对抗”的魔咒，大国关系在21世纪似乎也难以逃脱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然而，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不可能是已有历史的简单重演。“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研究中的一般现象，并不必然预设、更不会简单地预判中美关系的前景。中美关系的未来不是“历史宿命论”产物，更不会轻易堕入大国对抗的陷阱。任何对中美关系持历史悲观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忽视了21世纪全球政治的进步性和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志。

历史是参考、但并非宿命

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导致“安全困境”。即国家间力量的再分配一定会引起担忧、甚至恐惧，因而改变国家行为的模式，更多地采取加大制衡和提高反制衡的方式来保障原有的权力优势，也极可能触发崛起国家寻求新的力量发展来增强自身利益。因而，大国之间的权力变化常常引发权力竞争升级，这是国际关系史的常态。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竞争关系。国家间力量分配的此消彼长一定会触发安全认知和心态的变化，进而引发政策的战略选择变化。1960年，美国教授奥根斯基在《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主导性大国和崛起性大国的实力对比在达到6：4或5：4时，发生战争的几率最大，战争因而成为国家间“力量转移”最常见的形式。“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颇有说服力的理论之一。最近10年，美国学者例如米尔斯海默、艾莉森等人的著述，并没有突破这一基本假设，只是更多地运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发展与中美关系作为案例来检验和延续其基本命题。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权力转移理论”已经开始衰落。一是因为大国之间致命的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让战争作为国际体系变更方式的理论很难再有市场。后冷战时代，世界需要走出恐怖的核战争阴影，最重要的是各国如何能够延续和平，实现“相互确保生存”(MAS)。二是后冷战时代全球意识形态对立的终结以及扩大相互依存为核心的全球化兴起，各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依赖已经如此巨大，战争可以实现的国家利益满足不仅越来越有限、而且越来越消极。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大国冲突上升为全面军事摊牌的有限“合理性”似乎都已不再存在。

中国经济力量发展迅速，军事现代化进程也有长足进展，美国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力量担忧确实是现实。但制约和影响中美关系的上述两大因素并没有削弱，事实上在进一步增强。冷战结束至今，中国并没有改变“最低限度战略核威慑力”建设的基本方针，美国依然对中国维持有全面战略核打击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优势。华盛顿很清楚：中国从国际体系中地位的视角“挑战美国”不是现实，而是遥远的未来。

历史是分析方法、不是必然未来

许多对中美关系持历史悲观主义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同样会认为，大国对抗常常是不能以“理性原则”来解释的，因而尽管有许多现实要素说明中美间竞争不能“脱轨”，但历史上大国冲突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国内政治逻辑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战争爆发的原因更多不是处心积虑的计划和盘算，而是因为一系列的因素，例如军备竞赛造成的“武器逻辑”和某些突发事件导致的对抗急剧升级。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就称一战的爆发是一群“梦游者”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历史永远是解释现实的分析方法，是让我们必须吸取教训的实证来源。然而，历史并不是未来!英国著名战争史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近代以来的欧洲战争史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不仅需要我们看到大国的备战行动，更需要我们合理地解释这些备战行动背后的根源，并提醒我们如何避免做出过激反应”。在21世纪避免大国冲突升级，避免未来的中美关系也出现“梦游者”，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不是相信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而是要找出导致大国冲突已有历史的各种问题。

大国关系的竞争，甚至局部和暂时的冲突都是正常的，这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宿命。但如何让竞争合理延续、让冲突得到有效管控，最需要的，是在历史经验中寻找避免和克服悲观主义的途径与方法。避免情绪性冲动、盲动和自以为“真理在手”的煽动，恰恰是在大国冲突历史上可以常常找到、必须吸取的经验。尤其是在中美仍存在着巨大结构性力量差异的现实面前，思考和应对中美关系时的战略谨慎是我们重要的财富。

历史是可以创造的

21世纪中国的持续崛起，需要我们走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悲观主义“历史宿命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不少因素常常打击中国的“战略谨慎”。首先，美国的战略文化有需要“塑造敌人”的传统，把中国刻意塑造为最大战略竞争者，是美国保持国内和国际战略行动需要的“抓手”;其次，美国政府、国会、战略界和智库不会降低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排斥;第三，美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政治和战略决心是其国内政治需要。

但仍然有不少因素可以让中美关系走出历史窠臼。首先，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中美两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传递是如此便捷和通畅，这为降低误判提供了重要机遇。问题是，双方是否能够认真、客观和准确地倾听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加强各个层次沟通、对话和交流的针对性，尽可能地避免“自说自话”。

其次，21世纪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并非只是单纯的利益和实力竞争，更是规则、价值和国内治理效率的竞争。中美仍然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重大空间。在这方面中美互动关系的进展，将真正决定21世纪全球政治进步的必要性。

第三，中美关系的稳定和长期发展，需要两国在磨合中面对和接受力量对比新的结构与现实。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近年来的调整与冲击，都需要一个更加强大和积极的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美关系在竞争中继续保持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最大愿望。(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