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武：中美应当寻找真正的共同敌人

进入2019，中美关系前景是绕不开的话题。建交40年来，从双方2005年声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时期”，只用了13年。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标注的话，2008年可以说是美国霸权之路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两国国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强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紧迫感。2009年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喊出“我们不做世界老二”的口号，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傲慢论”“中国修正论”“中国替代美国论”急剧升温。

对抗思维误导美国祸害世界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始于奥巴马时期，但双边关系大体没有脱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较为克制的方式处理彼此分歧，尤其双方的战略对话有效缓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级。但特朗普上台后抛弃原有对话机制，迅速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把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归结于中国，将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烧向中国。在这种政策的塑造下，现在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互较劲，比谁对中国更狠，几乎成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寻找敌人不是美国的新做法。翻看美国240多年建国史，美利坚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寻找敌人得以发展和强化。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虽然小布什2000年竞选期间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9·11”的发生让这个词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关系迎来一段黄金期，美国忙于反恐，中国集中精力谋发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的“重返亚太”战略增加了双边摩擦的烈度，南海成为美国制造地缘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走向对抗绝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学界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有意宣扬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

美国学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论的轨道。也有中国学者提出60%理论，即任何国家只要GDP达到美国60%左右，就将遭到美国全面狙击。该理论以日本和苏联为例，但这是不够准确的，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日本GDP只有美国30%左右。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高潮时，苏联GDP也不是美国的60%。可见，60%理论有待完善。

即便美国想在如今中国GDP达到其60%时予以打压，它也难有胜算。日本国土狭长，回旋空间小，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条件。而美苏当年经济联系极低，与现在中美之间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更何况美国的资本家并不完全听命于特朗普，美国的产业链极不完善，特朗普想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也并非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班农认为，未来5至8年是打压中国、把中国踢出全球资本和技术市场的最后窗口期，这其实是在误导美国，更是在祸害世界。

错不在全球化而在美国自身

平心而论，近年来不断唱衰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身。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临终前留下几段视频，称“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他警告，“衰弱的美国将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对本土安全问题更加偏执，并更不愿意为其他国家的发展牺牲自己的资源。”当美不再扮演建设性角色后，任何国际共识的凝聚力都会降低。他同时预言，世界在2025年前无法产生一个“继任者”，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没有方向的残局，引发世界和地区力量的重组甚至世界性风险。

布热津斯基的预言不幸言中，而他的建议也并不过时：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后美国时代”政治与安全挑战，美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与俄罗斯和中国基于共同利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实在错得离谱，把国内严重问题归咎于中国则是既没找到症结也没开对药方。其实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是受益者，美国更是最大受益方，仅美国跨国公司滞留海外的净利润就高达3万多亿美元。错不在全球化，而是美国无法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诞生了许多“无感阶层”甚至“痛感阶层”。对占美国人口92%的信教人群、特别是新教徒来说，有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仅事关尊严，更是死后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精神层面的大问题，新教教义对懒惰和不工作嗤之以鼻，因此特朗普承诺把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可以说是白人蓝领的心灵抚慰剂。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现象正在全球扩散，意识形态向右转的倾向正在加速。全球化产生的新问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让许多国家的民众遭受巨大伤害，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精英与草根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真正敌人是全球化引发的内部问题与挑战，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结构性难题，特朗普的政策着力点应是从自身找原因，大力调整生产关系，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而不是把中国作为敌人。

保罗·肯尼迪说过一句话，守成大国往往不是被新兴大国打败的，而是被维护霸权的成本拖垮的。特朗普反思过去十年在中东打仗耗费六万亿美元、誓言不走战争老路的想法是对的，美国的确需要一位“建设总统”，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在世界到处插手制造事端。但他高举反全球化大旗，大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似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中美应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

过去的中美关系是由中美双边来塑造，今后的中美关系同样取决于中美两国。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有塑造双边关系的能力。中美双方需要寻找共同的敌人——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加强高层对话，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而不是互视对方为敌。未来双方制定政策的基点切忌一味相互指责，而应设身处地替对方想一想，尤其不能把个别矛盾和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政治高度，有意曲解，放大两国的对抗性。否则正像我当年采访约瑟夫·奈时他所说的，如果中美视对方为敌，将来一定会成为敌人。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次双边关系的转圜都需要时间和耐心。更何况中美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容不得双方放任，一旦冷却下去，再想热起来就不是二三年的事了。

“结果导向”是特朗普遵从的一项原则，通过一纸贸易协议让中美关系尽快止损无疑是明智选择。笔者认为，特朗普把连任看得很重，在前期贸易战的外溢和滞后负面效应全面落到美国老百姓头上之日，也许是他被迫改变对华冒进政策之时。(作者是《人民日报》前驻纽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