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文革”时期成了两面派？_风闻

文：王水照

“文革”中为什么给苏东坡扣政治帽子？

在讲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之前，首先讲讲，为什么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家首先集中在关于苏东坡的政治态度的争论上，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毛泽东发动“评法批儒”。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的诸子里有儒家、有法家；儒家大家都知道，孔夫子，那么还有法家这一批人，如韩非子。毛泽东推崇法家，他认为自己就是大法家，所以就要批评儒家。这样，孔子变成孔老二。这个运动本身是有现实政治背景的，虽然这个运动是讲古代的事情，但实际上是针对现实的，是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是当时的大儒，所以，这个运动最后的矛头是针对周恩来总理。

表面上是在研究历史，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个研究历史当中就发生了一个关于宋代的问题争论。宋代王安石，是主持“王安石变法”的宰相，他当然是法家。而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是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那当然就是儒家了。所以，当时在《人民日报》上，在《红旗》杂志上，有一大批文章攻击苏东坡，说苏东坡是两面派，说他是投机派、顽固派。

我就说这苏东坡是九百年前就死掉了，也不知道他是惹了谁了，给他戴了那么多帽子。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展开正常的苏轼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苏东坡究竟在“王安石变法”中是一个什么态度，对他的问题要怎么评价。就是给古人也要搞平反，搞正名。

第一就是要讨论苏东坡和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在苏东坡的生平当中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时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和“四人帮”这么搅合在一起呢，就把超出了学术问题本身的很多因素加在里面去了。

反反复复的政治态度：苏东坡的四个人生阶段

当时我就写了第一篇文章，在当时的《文学评论》副刊上面发表，就是《评苏东坡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给苏东坡正名，就是给他平反。按照我的观点，苏东坡在变法问题上的政治态度，跟他一生不同阶段有关。苏东坡一生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开始，这一年是他考进进士。那时欧阳修做主考官。在封建社会来说，考中进士，就意味着他开始走向仕途，开始做官了。所以从这年开始，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是他人生第一阶段。治平三年这一年他本来在做官呢，后来因为他母亲病逝了，那么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他就要回四川老家给母亲守27个月孝。所以他就离开了政治舞台。

第一阶段的苏东坡，他的基本态度是要求改革。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就是为了考试写了一组的系列文章，叫“进策”。进策就是向皇帝提建议的文章。

他当时的思想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抓住了社会矛盾。宋代一方面是个很文明很发达的社会，综合国力也比较强，但是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他抓住了三个社会问题，一个叫做财政不丰，就是国家的财政有困难，第二是兵力不强，就是国家军事力量不强，第三是吏治不择，就是官吏啊，没有进行选择，官吏的队伍行政效率很低。抓住了财、兵、吏三个问题。应该说呢，苏东坡抓这三个问题是很准的。

宋代社会有个比较怪的现象，整个社会的经济实力很强，但国家财政收入紧张。大家看《清明上河图》，把当时汴京的情况客观地描述出来了。当时，汴京非常富庶，非常繁华，但国家不行，国家的财政比较紧张。因为宋代好多政策，是为了控制皇权。赵匡胤做皇帝，他是篡了位的，因为他原来只是北周的一个大将，随后就是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为了巩固政权，他采取了一系列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为了防止军队里的将军篡权，他就整天把周围的将士调来调去，换防，做到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又用了很多的收买政策，把大将的兵权收回来，又让政府的官僚机构重叠，相互牵制，设的官员很多。这些种种的问题就造成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比较空虚，国库比较空虚。

所以，苏东坡要求宋仁宗能够励精图治，果断而力行。这一段时间他的政治态度，应该说是要求改革的。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当时一般的宋代士大夫社会精英共同的思想。这个大背景就是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苏东坡对范仲淹、欧阳修搞的“庆历新政”一直是非常崇敬。因此，在苏东坡人生的第一段，主要是要求改革的。

第二段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东坡给母亲守完27个月孝了从四川第二次出来，到了汴京，做了京官，从这年开始，到了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故世，小皇帝上台，这段时间为苏东坡人生第二阶段。这段时间主要是王安石变法时期。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比“庆历新政”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的改革，它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会的新法。但在这个时期，苏东坡就变了，变得反对新法，特别是激烈地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他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上神宗皇帝》的万言书，这就给神宗皇帝提意见，第二篇是《再论时政书》。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恳请神宗皇帝自己不是先去变法，而是先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第三段，是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到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元丰八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个老皇帝神宗死掉了，小皇帝宋哲宗继位。从这年到宋哲宗元祐八年，因为它的主要年份就是元祐年间，所以历史上叫做元祐更化。什么叫做“更化”呢？就是这个时期，老皇帝死掉了，小皇帝继位年纪还小，结果就由宋神宗皇帝的母亲高太后来执政。由于高太后的思想比较保守，就下令把王安石的变法全部取消，任命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想拉拢苏东坡，苏东坡当时还贬谪黄州，就把他复官到汴京，希望借助于苏东坡的力量，大家一起来搞，把王安石新法取消，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叫“元祐更化”。“更化”的意思，就是反过来，一切回到熙宁以前的情况，叫更化时期。

但是在这个时期，苏东坡又变了。司马光好不容易把他从黄州调回来，给他官升好几级，那么司马光还对他很看重，希望（苏）能够帮助他一起来辅政。

但是，在司马光要把所有的新法废除的过程中，苏东坡跟司马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王安石的新法里面的一个法，叫做“免役法”，司马光认为这个免役法也要废掉，苏东坡却认为，这个免役法经过十几年来推行的结果，有它好的地方，不应该废掉。

这个法是什么内容呢？原来封建王朝有好多盘剥老百姓的法令，其中一个是地租，就是土地税，是收实物的，还有一个就是“力役”，就要出工，比如说要把某个地方国家的粮食运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就要派工，或肩挑或船运，所以就有一个劳力的问题。

劳力问题宋代原来的方法叫做“差役法”。差役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差役，选择几家来负责，别的几家就出钱，结果，这几家往往破产。封建社会的劳役非常繁重，往往不能保证劳役的完成。后来，王安石就搞了个“免役法”，就是说，力役的负担大家按照不同的户口的等级，大家来出钱，然后雇人来完成这个差役，这个叫做“免役法”。应该说，这两种法对老百姓来说都是负担，但是从直接的结果来算，还是“免役法”对老百姓好一些，特别是农民，他可以稍微出点钱以后，就可以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会在农忙的时候突然就把他抽调了，让他去服劳役。实施“免疫法”之后，他就可以用一定的金钱，买来自己生产的权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苏东坡说不能变，还是王安石的这个法好，因此造成他与司马光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三段。

第四段就比较简单，是从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元祐八年以后，高太后年纪大了，就把政权交给宋哲宗。宋哲宗自己来亲政，自己来负责政治上的事情，一直到元符三年，苏东坡这个时候已经在海南岛，在政治上叫做“绍圣时期”。

“绍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圣”，对宋哲宗来说就是他的父亲，这个“绍”就是继承的意思，“绍圣”，继承他的父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政治上的方针要恢复到他的父亲宋神宗时候变法的方针。所以，新党又上台了，旧党又倒霉了。“绍圣时期”苏东坡基本都在贬谪，已经不做官了，先是在惠州，今天广东的惠州市，后来被贬到海南岛。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保留他政治上的自主。对于研究苏东坡的政治态度，这一时期不是非常重要。

苏东坡为什么不是“两面派”？

苏东坡从早期的主张改革，到王安石变法时期激烈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再要到后期了，司马光主政的时候他又来维护某些新法，变到新党里面的变法派了。

因为有这个“之”字形变化的现象，所以“四人帮”就说，苏东坡是投机派、两面派，你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就投机嘛，一会儿是变法这一面，一会儿是反变法那一面，所以就是两面派。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了解里面的原因，就会对苏东坡的政治态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因简单说起来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苏东坡本身的政治观点。这些政治观点有矛盾性。苏东坡的哲学观念上，总是在两个方面摆动，一方面他认定天下的事情要动，动才能进步，另一方面他更突出的是静的观点，用静来看动，就是他一方面肯定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在变化当中万物才能发展，但另外一方面要求静，要在守静的前提下解决问题。他特别要求皇帝要守静。他认为皇帝不应该太积极，不应太好动，只要设计好政策以后，就叫你的手下的官吏来运作，这样政治才能搞好。所以，他强调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政治风气，要在不同的政治风气里面来维持动与静之间一个度。

苏东坡曾经做过主考官，他给考生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叫他们来回答。我先把这个题目给解释一下。他说“欲师仁祖之忠厚”，就是打算以神宗皇帝的忠厚为师，学习他待人比较宽厚，政治上比较的宽厚，有什么弊病呢？“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神宗皇帝要求不严格，松松垮垮，结果，就是“百官有司”，很多官僚机构就“不举其职”，不能完成他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至于偷”，这个“偷”跟那个人字旁的“偷”是一个“偷”，就是苟且偷生，不积极有为，该怎么办？这是题目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欲法神考之励精”，如果效法神考，神考就是神宗，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励精图治，积极有为，“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又恐怕“监司守令”，这个“监”就是各个地方的专员，这些官员“不识其意”，不了解神宗皇帝励精图治的本意，而“流入于刻”，“刻”就是刻薄，严苛，凶猛地盘剥老百姓。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他不光是考了学生，实际上也是考了他自己，而且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就是说，他总要在一个既要忠厚又要励精这样一个中间态度。官员最好是既比较宽厚，又能励精图治，既能够避免苟且偷安的缺点，又能够避免严刑峻法的局面，所以，他要求采取一个中间的、不偏不倚的一个立场，这是他的政治态度中的一种矛盾性。像这样的政治立场，对于当时北宋政治上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跟交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当时需要采取一个比较果断的行动，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如果按照他的这样一个方针，既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我认为他政治思想有矛盾性。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所反对的那个对立面，也就是王安石变法本身的矛盾性。“王安石变法”现在国内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虽然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也有否定的。王安石在宋代后期，特别是南宋时候，成为了反面人物。因为北宋灭亡了以后，大家都来追究北宋为什么会灭亡的原因，结果，追究来追究去，原因就是王安石变法不好。特别是他的几个助手，先是吕惠卿，后来又是蔡京，大家看《水浒传》，蔡京都是一个反面人物，高俅啊等等，历史上评价不高。所以，在《宋史》里面对王安石也评价不高，而且吕惠卿都列入了《奸臣传》。

王安石的地位被翻过来，是近代的梁启超做的。梁启超写了一个《王安石评传》，就把他王安石全部翻案了。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梁启超要变法，于是他们把王安石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同道。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不少老先生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怀疑，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还是觉得 “王安石变法”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应该给予肯定。但是变法后来走向了反面，走向了负面，而且负面影响也很大，这也是必须看到的。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苏东坡独特的仕宦经历。以前我讲过，宋代的上层政治，强调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平衡，互相牵制，所以特别强调谏官的作用。苏东坡本身考中进士以后，又考中了一个严良方正直言敢谏的科目。这个科目出身的人就要敢于讲话，而且他跟主持政府工作的宰相或者副宰相，处在一个既定的对立的地位。有点像民主党上台，反对党总是讲不同的意见。

所以，王安石上台的时候，苏东坡要跟王安石唱反调，司马光上台时，就要跟司马光有不同意见。后来是章惇，本来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上台的时候又与他发生了分歧。章惇把他从惠州贬到海南岛。同时，他自己又因为受到了两朝皇帝的特别的赏识，自己也觉得立朝应该自断、自信，他这方面的愿望比较强烈，所以就造成了苏东坡整个几十年的流放过程。

大陆学界的两条争议

我的这个意见提出以后，大陆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议。主要有两条。一个意见是苏东坡跟王安石的矛盾不是要不要变法的矛盾，而是怎样变法的矛盾。具体讲，苏东坡主张要变用人之法，王安石主张是推行法治。

第二个意见，苏、王的矛盾，一个主张法制，一个主张任人；苏东坡主张晚变，王是即变；一个是渐变，一个是突变。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王安石做宰相前，做过几个地方官，一个在今天的宁波，一个在今天的安庆，他就在做地方官的任上，利用地方官一定范围的职权，已经把新法慢慢实践过。所以，他做过试点工作。

所以，就法本身说，就政治才干和他的经济思想来说，王安石比苏东坡要成熟。但他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还没有一个行政机构，把他的法按他本来的意思推行下去。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悲剧，经是好经，和尚念歪了。